跨国公司与中国经济发展- 第2节

第二个就是从量和质的因素来看。比如对中国产业的发展，外资进来以后，对中国产业的进步，产业结构的优化，产业结构的深化，我想它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比如外资进来以后，不仅仅是填补了资金的缺口，而且是什么呢？这些产业本来没有，资进来以后，很快这个产业从无到有发展起来了，比如说很多像计算机业、IT业等等，都是在有外资的推动和促进下迅速发展起来的。这是制造业。　


我个人更看重什么呢？就是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发展，服务业跨国公司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间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服务业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比如像美国服务业占了70％，在中国当然相反，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是相对滞后的。在这种情况下服务业的进入和服务业跨国公司的进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我讲的服务业不仅仅是传统的服务业，比如像旅馆、宾馆这些服务业，更重要的是什么？与生产者相关的服务业，比如说给你提供银行的服务，提供法律咨询的服务，提供工程咨询服务，提供生产各方面管理咨询的服务等等。这是第二个方面。　

冼国明：第三个方面就是劳动力就业。这个我想是一个指标就可以说明问题，到目前为止在外资企业工作的工人是2400万人，就是吸收了2400万人。这个大概占中国工人劳动力的将近五分之一左右。　

那么促进中国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通过哪些环节呢？我想一个是技术转让。另外一个就是，比如技术溢出。第三个是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了相当多的比如研发中心。那么这些机构的设立，不仅提高了跨国公司本身的研发水平，而且它也通过技术外溢，通过人员之间的交流，人员之间的互动，通过这种示范效应，也促进了很多中国的企业相应的采取一些措施，建立自己的研发中心。而且这些研发中心也和中国的大学、中国的各种研究机构、检验机构保持各种这种联系，这种联系有心的也好、无心的也好，都会促进中国企业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第五个方面我想就是，刚才我提到了，跨国公司的进入，对于中国配套产业的发展，或者配套企业的发展，确实起到很多重要的作用。我刚才讲到了，跨国公司进入以后，它需要采用大量的零部件，那么怎么去做，一个是把它在国外的给它配套的厂家也给它吸引过来，给它配套。另一个就是在中国发展当地的配套企业。就是我们讲的关联效应。通过和跨国公司的上游和下游的这种关联，中国的配套企业发展起来了，大量的零部件生产商在当地形成了。所以中国的配套工业和配套企业，通过关联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　

配套工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中国地区经济的发展也非常重要。比如我们现在讲中国三大经济区，南方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华东一带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华北是京、津、唐三角经济区。很多跨国公司把它生产工厂设在这儿，那么通过大量的采购，形成大量的配套企业群，从而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经济的集聚和发展。所以才形成了目前中国三大经济区这么一种格局。我想这是另外一方面。　

还有几个方面，比如说对税收，每年跨国公司给中国的税收是在20％左右。那么出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国出口现在每年50％以上是由外资企业来提供的，如果我们看其中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那么这个比重更高，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80％以上是由外资企业来提供的。中国成为全球的贸易大国，那么在这个发展中间，可以说外资或者跨国公司，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跨国公司发挥作用的途径　


那么跨国公司是怎么来发挥这个作用的？我们现在讲有几种比较通俗的说法，一个是竞争，竞争效应。比如跨国公司进来以后，跨国公司和咱们中国的企业之间有竞争，那么竞争就是促进企业进步的、最重要的动力。同时跨国公司之间也有竞争，正是竞争，促进跨国公司本身和中国国内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这是第一。　

第二是什么呢？我们叫做示范效应。跨国公司在它管理经营的同时，它的管理、它的组织模式、它的技术开发模式、它的工业生产流程，这以前是中国企业看不到的，为什么？在美国、在欧洲，你要去的话，有很长的一趟路程要走，但现在就是活生生的，就在你身边。这些跨国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它优秀的技术、管理等等优势、模式，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效果，那么中国企业可以就近来观察、学习、模仿跨国公司怎么做。　

第三个我讲的就是关联。刚才我也提到了，跨国公司来了以后，因为它很多零部件需要在当地采购，同时它也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和服务，那么很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他们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发展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三大作用机制，竞争、示范和关联，这是促进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的途径，或者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渠道。　


跨国公司的负面影响　


任何问题都有它的两个方面，对跨国公司来讲，对中国经济增长或者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既有它积极的一方面，但是它也可能会有负面的影响。跨国公司最主要的负面影响是什么呢？首先是目标问题。就是说跨国公司的目标和东道国政府的目标这两个目标是否一致的问题。　

像中国这样的劳动密集型国家，我们希望外资来了以后能够增加就业，这个对中国的社会发展、社会稳定那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跨国公司它追求什么？全球的效率最大化，它是从效率和利润角度来考虑的，从它的目标来看，它就不一定要重视或者追求在中国雇佣很多劳动力，它可以采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技术。比如说跨国公司采取并购方式进入以后，就要裁员，裁员就会给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带来问题，裁员以后工人怎么去安排，工人下岗以后，负担就等于转移到中国政府或者地方政府，那么这就是个矛盾。跨国公司想提高效率，地方政府想提高就业，这就是一个矛盾。这是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或者也是很多发展国家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两个目标协调得好，二者的力量能够有效的结合在一起，就能够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如果协调不好，就有可能产生一些负面的效果。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跨国公司来了以后，它有资金的优势，有技术的优势，因此很容易在市场上取得具有控制力的市场地位。什么叫控制力呢？就是跨国公司自己或者几家联合起来，就有可能影响价格。那么这就可能造成什么呢？造成一种针对国内生产者的一种不公平的竞争政策，或者说限制性的商业政策。那这种情况下，如何去规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行为，如何去强调跨国公司所应该遵守的社会责任等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比如说污染。从我们调查来看，像欧、美大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是比较注重遵守中国的环境标准，控制污染做得比较好。但是也不可否认，一些比较小的企业在中国某些地区投资的时候，有可能把在它本国已经被禁止的一些有污染的技术和生产工艺转移过来。但这个问题我想取决于两方面，一方面是跨国公司本身和外企方面。另外一方面也在于，中国各级政府对这种有污染的产业转移所采取的政策。　

第四个方面就是劳动者保护，就是外资企业工人的权利问题。这个我们做过一些调查或看过一些调查材料，基本来看，这些比较大的跨国公司，那么职工和工人的基本权利是得到保护的，但是也不可否认在一些小的企业，工作场所的安全、工作场所的标准、工人的权利，比如说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等，是否得到很好的遵守，要划一个问号？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工人的权利并没有得到非常好的保护，特别是咱们中国的情况也比较特殊，比如有些外资企业雇的工人，可能工作三到五年，可能又回到农村等等。这些工人可能也没有那种意识，比如说社会保障意识，医疗保险的要求和权利，可能就拿非常低的工资，几年以后他们可能就回去了。　

另一方面问题就是说，中国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的政策，在吸引外资的时候，有可能什么呢？大家竞相地提供优惠措施。比如说你给它某种优惠，那么另外一个地方政府看到了它来了以后，就跟它说，我会提供更好的优惠。这样竞相提供优惠政策导致什么结果？就是把，本应该属于中国政府或东道国政府所得到的利益，通过这种政策竞争而转让给了外资企业，这也是一种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些负面影响，都需要像中国这样的东道国政府在今后和跨国公司相处的过程中间，不断地提高和发展自己，通过政策的改进，消除这些负面影响。　

所以总的来看就是，纵观近十年来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结果来看，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个作用有两个方面，积极的和消极的，但是主要的还是在于它积极的一方面。但是这中间也会产生这样或那样不同的看法和认识。但是我想随着时间的发展，因为时间最终是给出正确的答案，那么时间也会检验咱们中国政府所实行的这种引进外资政策的这种效率或者正确与否。我想我今天的讲演先到这儿，留下时间给大家提一些问题怎么样？。　

跨国公司对国家主权的冲击　

王鲁湘：好。刚才您提到，英国著名的研究跨国公司的这个经济学家邓宁，他提到就是，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制度也好，政治制度也好，一个最大的、一个创造出来的这样一个东西就是跨国公司，一种经济组织。那么现在我们都把它理解成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组织。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在有些国家，特别在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比较重的国家，其实是不单纯把它看成是一个经济组织的。因此在对待跨国公司进入的问题上头，有些地方可能意识形态的色彩强一点，那么它抗拒性就强一点、限制性就强一点。有些就把这种意识形态化的东西淡化一点，那么接受度就更大一点。　

但是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整个随着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我们经常说到，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还是一些现在讲全球化理论的一些资本主义的一些经济学家，其实都讲到这个“世界大同”，整个世界市场一体化的问题。那么这个一体化的问题，涉及市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它不可能用主权国家去完成它，比如说我们主权国家成立的一个正式组织是联合国，联合国永远不可能完成一个“世界大同”的问题。但是反而是这样，一个跨主权的、一个经济组织，这些跨国公司，有可能在推进世界历史的过程中间，它超越主权，在今后可能变成一个比国家、比主权更重要的，在我们生活中间不能离开的一个实体。您对这个观点怎么看？　

冼国明：刚才王先生提的观点，也是在国际学术界或者国际政策界已经讨论了将近三十年的问题。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时候正好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获得经济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