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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国明：所以那时候就是，一些研究跨国公司的学者，比较著名的像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维农，他写了一本书，这书中文名字叫《国家主权面临困境》，或者英文就是Sovereignty at Bay，就是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一种新的主权，就像王先生讲的一种企业主权或者工业主权的兴起和发展，它要求突破就是传统的民族国家所给它施加的那种政策的界限，它要求按照它的要求，它希望按照它的要求在全球各地进行资源的配制，进行产品的销售。但是一些新兴的民族国家的兴起，它又要求对资源本国实行控制，当时就产生二者之间的严重的冲突。所以维农教授写了那本书就是《国家主权面临困境》。就是国家主权面临来自这种企业或者工业产业、工业主权之间的挑战和冲突。那么二者作为一个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相互合作的主体，两个相互之间打打闹闹了几十年，双方既有竞争又有冲突。在这个过程中间，双方都认识到了，就是二者之间的目标是不一致的，但是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集合下，怎么把二者的目标逐渐，就是调和双方的目标吧。
一个框框来讲，你要遵守东道国的主权，那么才有可能获得发展。那么对很多东道国政府来讲，跨国公司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任何一种经济势力都不可能消灭跨国公司的存在，也不可能阻止它的发展。而且这几十年来跨国公司，我们看看从当初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发展到今天，规模是越来越大。所以对很多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认识到跨国公司的存在是个客观的事实，它是一种经济组织，那么它对本国经济的发展，既有可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有可能起到消极的负面作用。但是关键在于什么呢？你如何实行有效的政策，去积极的利用它的有效积极的方面，限制它的负面作用。所以双方都在调整，所以才能发展到目前这种状态。就是说，一方面跨国公司也越来越认识到，它要在全球有效的进行生产、销售等各种经营活动，必须尊重东道国的这种主权和法律，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从东道国角度来看，它也越来越认识到如何去利用它，而不是一味地去限制它，所以这样来看吧，东道国的政策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现在，就经历了几个重大的变化，就是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种反对外资的政策，到了限制这种政策，后来又开始就是开放政策，到目前的这种，我刚才讲了那种投资促进政策，就是采取各种各样的有效的目标和手段来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当然同时你得有相应的政策保证它能够符合本国的经济发展目标，符合本国的法律，这么一种结果。
跨国公司与全球化
王鲁湘：那么跨国公司这个词、这个经济组织的出现，它一定和两个东西分不开的，第一的话就是和自由贸易的精神。第二个的话，就是和所谓全球化的目标，它实际上是和这两个概念是区分不开的，他们三个是捆绑在一起的一个东西。那么咱们中国是不是就是在未来的发展中间，在我们想要大量的引进国外资金，欢迎跨国公司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实际上也就接受了这样一种自由贸易的精神，和我们认可了一个全球化的发展目标。
冼国明：你这个问题实际是带有哲学意义的，很有高度的问题。当然了，中国比如说对自由贸易的认识，就我个人来看，也是经历一个长期的、一个痛苦的认识。比如中国最早从清朝末年向民国过渡的转折时期，我们看到中国当时国父孙中山先生就已经谈到了，比如中国要开商铺，要实行对外贸易，特别提到了要如何去利用外资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中国对自由贸易这个概念的接受，就经历了一个非常长的时期。比如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那我们实际上还是在有限度的那种政策的保护下进行对外贸易，还没有达到自由贸易这种高度。
那么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和世界各国这种贸易投资联系日益紧密，那么中国也意识到了，比如说一个最大的经济化组织存在，就是原来的叫关税贸易总协定，它下一步发展就是世界贸易组织。那么中国随着它在全球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也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加入GATT，或者加入世贸组织。当然加入GATT或世贸组织并不是说意味着是一个自由贸易，而是在由制度、规则调节下的一种贸易体系。那么中国认识到了加入贸易组织，而且采取各种措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那么一旦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所有的政策、法规、国内的管理体制，都要和全球或者国际来接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转折。我们想一百多年前，中国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一百多年后，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国所有的这些政策、法规、体制，都要和全球一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的变化。
各地吸引外资不均衡的原因
学生：冼教授您好，刚才听到你说就是跨国公司进入中国那些激励因素问题，比如说你说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关联效应，还有税收优惠各个方面，就是我想说一下，就是中国各个地区在吸引外资的各个方面，就是整体水平是不平衡的。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认为到底是地理位置的原因，还是这些激励因素有什么差异造成的？谢谢！
冼国明：刚才同学提的问题很好，中国从中国整个经济来看，中国各个地区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从效果、结果来看是不一样的。外资主要进入在中国的沿海地区。比如刚才我讲的中国的三大经济圈，那么这三大经济圈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占了很大比重。那么各个地区之间在吸引外资出现这种差异，最主要的地理位置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地理位置，你比如说沿海地区，不论在各个方面，比如说在出口、在交通设施、在接触国际市场等等各个方面，它确实拥有和中国内地地区不可比拟的优势啊。因此，外资到中国的投资首先选择这些地区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从成本、从优势各方面来看，这些地区都是最有优势的。但是现在也出现一个新的趋势，什么趋势呢？外资在这三大地区集中以后，发展一定的规模，那么这些地区人工成本和其它商业成本也在开始上升。比如上海的房价，上海的人工成本，可能就比周边地区高得多。而比如说长江三角洲地区，它的地价等等这些成本，也可能比临近的安徽、江西也要高很多，所以我们目前来看，有一部分跨国公司正在把它一些经营的一部分环节，比如生产部分，工厂等等，转移到靠近中部的一些地区。所以出现了这种，跨国公司在中国内部的这种区域之间的转移。这种转移是什么？就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有些地区比如说发展比较快，引起这些地区相对成本上升。那么周边地区开始显现它的优势，因此引起跨国公司在中国内部出现这种转移。所以我看，这种对中国的西部也好，中部也好，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吸引什么？从东部转移出来的这种经营活动，这是一个。
从中国总体情况来看，那么中国政府是对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实行的外资优惠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优惠措施，比如说一些税收优惠，其它方面的优惠，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采取这种优惠措施的空间也越来越缩小，因为按照WTO的规则，不允许这些成员国竞相来提供各种各样的优惠措施。第三个方面就是，比如目前和今后的引资措施来看，会更多的偏向于什么呢？提供更好的，比如从经营来看，便利条件。从商业来看，更有利的商业条件，等等一些为外资在中国开展经营更好的一些便利条件，和一些目标针对性的一些措施。比如刚才讲投资促进，投资促进现在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叫“目标锁定”的政策。比如某个地区，我看中了比如说王先生所代表的哪一个行业，比如传媒或者IT，我这个地区恰恰要发展这个，那么我先调查在全球前十名中间，哪一家的公司经营规模、能力，是我这个地区最符合的，那么重点我去做这个企业的公关工作。我去一批政府代表团，或者行业一批代表团，到这个企业去做考察、访问，做一些重点的公关和游说活动，鼓动他，劝说他到这儿来投资。来了以后提供各种各样的经营便利条件，这是目前一种措施。这种措施和以前讲的优惠措施不一样的。
投资和引资的不对等
学生：冼老师您好！我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在我国大规模吸引外资的同时呢，有一个口号也喊得很响，就是中国的企业走出去，我想我国的企业呢，到国外去利用外国的资源，这样可能也是一种利用外资的方式吧。但是呢，可我国却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我国的吸引外资每年是以亿计的呢，但是我国每年往外投资的技术单位呢，可能是以万元计的，这种就是说对外投资的小国和吸引外资的大国这个地位是很不相称的。世界上很多国家，比如像美国它对外投资很多，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吸引外资的大国，我们国家却不是这样，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谢谢！
冼国明：她这个问题倒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目前不管是国内的学者、一些国外学者，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一个国家吸引外资的流量和资本流出这种流量之间，它有一个对应的关系。我刚才提到的比如说邓宁教授就曾经提出一个投资发展周期，这是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实际上是一个经验模型，根据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自己本身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之间的对应关系，它大致画出一种相当于J，英文J型的曲线。就是最初开始吸引外资比较多，那么吸引外资进来以后本国经济增长，那么本国经济以后，意味着本国企业实力开始发展，那么本国企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而且比如说在人均GDP，比如多少千美元，多少千美元以后，大致会出现一个什么阶段。中国按理说是应该到了。整个在国际直接投资舞台上面，一直是一个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大国。但是为什么到中国目前，企业本身对外直接投资相对比较小，我自己个人观点看，关键还在于国内企业的实力。因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靠什么？一个是资金，第二个是技术，第三个，你在全球进行经营管理这种纵横捭阖这种能力。
从中国企业来看，中国是制造业。从制造业来看，包括中国比较发达的比如像家电制造业，比如像海尔开始在境外，对外直接投资。但是，是不是能到了像目前这种大跨国公司能够在全球，能够有效的去寻找市场，在全球进行有效的，将市场资源和效率统番的进行考虑，有没有这个实力？中国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