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威的贵妃张氏，镇州真定人，其父为王镕手下小吏。王镕死后，镇州大乱，晋王李存勖的部将武从谏获得张氏，遂带回太原，作为其儿媳妇。郭威镇守太原时，张氏之夫已亡，而郭威因其妻杨氏已亡，遂娶张氏为继室。后来郭威起兵邺都，张氏与诸子皆居于汴梁，被后汉所杀，郭威即位后，追封为贵妃。
郭威的德妃董氏，其祖父在唐末当过州录事参军，其父当过县尉，均为小官。七岁时，因为镇州兵乱，董氏走失，被潞州牙将所获，收为养女。后来嫁给了小吏刘进超，刘进超在契丹灭亡后晋的战乱中死亡，董氏寡居于洛阳。郭威率兵路经洛阳时，娶为己妻，即位后封为德妃。
由此可见，五代诸朝无论是皇帝还是皇室中的其他人，在婚娶时皆不计门第高低，至于其卿相将帅在这方面更是无所要求，他们在考虑婚配时，或出于政治需求，或出于钱财需求，根本不考虑门第之高下。
如后晋邓州节度使皇甫遇与镇州节度使安重荣为儿女姻亲，皇甫遇出身低贱，其父早年流落太原，无法生活，遂投军当兵，后来升至军使。皇甫遇也是行伍出身，以功渐至节度使。其亲家安重荣，也是世代军官出身。
武夫嫁娶时如此，文臣又是如何呢？
冯道是五代时著名的人物，历仕诸朝，数次拜相。他与另一宰相刘昫结为亲家，旧史说其祖先“为农为儒，不恒其业”。也就是说，其家族社会地位不高，充其量也就是所谓耕读之家而已，因此有的史籍干脆记载为“世本田家”。冯道早年生活困苦，“负米奉亲之外，唯以披诵吟讽为事，虽大雪拥户，凝尘满席，湛如也”。可见也是一个穷书生。冯道当了宰相以后，朝士中看不起他的人仍然不少。有一次，他上早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吏部侍郎刘岳走在其后，看见冯道数次回顾，任赞问刘岳：“冯道回顾所为何事？”刘岳回答说：“恐怕遗落了《兔园策》吧！”《兔园策》乃是乡间村塾用来教农村小孩子读的书，刘岳有意以此讥讽冯道，从而也证明冯道确是来自农村的穷书生，说不定他还真的在乡间教过书。冯道是幕僚出身，后来才官至高位。至于其亲家刘昫也是幕僚出身，并非衣冠缙绅，可见即使文臣在婚娶中也没有崇尚阀阅的旧习。
诸如此类的事例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上面所提到的刘岳，《旧五代史》记其为名家之子，唐初户部尚书刘政会之八代孙。刘政会此人，在隋末只是一个鹰扬府司马，是一种很小的官职，后来投靠李渊，参与了太原起兵，因此也算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之一。刘政会是河南滑州人，其祖父倒是在北齐当过中书侍郎，但是滑州刘氏无论是在北齐还是唐代，均属于庶族，与门阀士族无缘。这样的家族到了五代竟然成了“名门”，可见这一时期人们对于名门大族的观念已经与唐代有了很大的差别。
再如杨涉，后梁时任宰相，号称名家。杨涉的祖父是唐懿宗时的宰相杨收，而杨氏家族自杨收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以来，也只担任过丞尉、参军之类的小官，从未做过高官，杨收之父后来以教书为业。只是到了杨收时，依靠大宦官神策中尉杨玄价之力，才得以升任宰相，后来又因为得罪了杨玄价被罢相，并被赐死。因为这个家族在唐代曾有人当过宰相，于是便在五代被视为名门高族。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历史发展到了五代时期，由于门阀士族已经彻底灭亡，加之这一时期活跃于政坛上的人物多出身于社会下层，重门第、尚阀阅的思想非常淡薄，遂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婚姻不尚阀阅，而且崇尚暴力，重武轻文，造成了很不好的历史影响，直到北宋以后才有所改观。
动荡：夜宴的时代（二）毛锥子安足用：武夫的天堂（1）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规律，即每逢乱世，必是武夫当道，文人受压，五代十国时期也不例外，只是各国的情况略有不同罢了，其中以中原王朝为最。在这一历史时期，南方诸国的统治相对比较稳定，各个政权延续的时间也相对要长一些，而地处北方的中原王朝，统治时间都非常短暂，所谓“置君犹置吏，变国若传舍”。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要经过一场腥风血雨式的杀戮，加之这一时期军阀混战，契丹内侵，致使武夫势力坐大。
由于五代各王朝的皇帝均起自藩帅，当了皇帝以后，无一例外地均重用在藩时的部将、幕僚，而这些人或世代行伍，或杀牛屠狗出身，或投靠藩镇起家，为其主子卖命而获取功名利禄，崇尚武功，大都缺乏治国理政的能力。在这些政权中，上自朝廷权臣，下至节镇、州县的官员，几乎都是武夫，他们掌握着行政、军事、财政、人事诸权，为政残暴不法，擅杀妄为，比唐末强藩武夫骄横跋扈之势有过之而无不及，学术界把五代的这种状况，称之为“武人政治”。
在武夫控制政权的情况下，他们大都迷信武力，崇尚暴力，认为：“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戟，至如毛锥子（指毛笔），焉足用哉！”出于这种思想，这一时期在朝廷任将相者多为武人，他们根本不懂经邦治国的道理，只知一味地实行残酷的剥削和杀戮政策。
杨师厚，早年投靠朱全忠，屡立战功，历任诸镇节度使、同平章事，即所谓使相。此人虽然战功卓著，但却残暴好杀，所过之处，焚荡闾舍，卷地而空。他奉命攻打枣强时，由于受到坚决的抵抗，所以克城后，将全城人口屠杀殆尽。梁末帝时，官至魏博节度使、检校太傅、中书令，封邺王，骄横跋扈，干预朝政，萌生不轨之意。他为了巩固权势，选拔骁勇之士，组成了银枪效节军，作为自己的亲军。杨师厚自以为功勋卓著，遂于黎阳采巨石，作为制造德政碑的材料，用铁车装载，以数百头牛牵引，所过之处，丘墓庐舍皆被摧毁。为了粉饰太平，他还命令在元宵节时，每户皆要张灯结彩，彩画舟舫，布于御河，歌舞欢饮，通宵达旦，给当地百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
安重诲，在唐明宗时任枢密使，独揽朝政，凡朝中宰相、贵戚、诸将等，没有敢于干预朝政者。他督诸军讨伐东川节度使董璋时，日驰数百里，西方诸镇，闻风惶恐，押送本处粮草，星夜搬运，人马牲畜毙踣于山路者不计其数，给百姓造成了很沉重的负担。
安重诲出身于代北豪酋之家，世代为将，不知礼仪，不识文字，也不懂韬晦之计，锋芒毕露，刚愎自用，在朝中不仅宰相对其退避三舍，不敢相争，即使对皇帝的态度也非常生硬。唐明宗对安重诲说：“华温琪旧人也，应该选一重镇，让他去当节度使。”安重诲以没有空缺而予以拒绝。他日明宗又说起此事，安重诲遂不耐烦地说：“臣数次告知没有缺位，陛下不信，可以替代的只有枢密使而已。”华温琪知道此事后，担心得罪权臣，竟然忧惧成疾，数月称病不出。
安重诲还频频干预司法工作。安重荣早年在振武节度使高行周部下任偏将，因为犯罪而下狱，高行周因其罪重，欲将其诛杀，其母赴京求于安重诲，遂被无罪释放。史圭因得到安重诲的赏识，竟然自尚书郎连升为枢密直学士、左谏议大夫、尚书右丞，并且有拜相的希望。安重诲一意孤行，置皇权于不顾，明宗实在忍无可忍，后来遂设法将其处死。
后汉枢密使杨邠，不喜文士，与宰相苏逢吉互相倾轧，矛盾非常激烈。苏逢吉欲罢杨邠的官，遂指使另一宰相李涛出面奏请，结果非但没有得逞，反而导致了李涛被罢相，而杨邠又被加上了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的官衔，既是枢密使，又是宰相，权势更加炽热。自从杨邠拜相以后，事无大小，必先请示，杨邠认为可行，才能上奏汉帝。杨邠不学无术，不识大体，认为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府库充实，甲兵强盛，“礼乐文物皆虚器也”。因此，对文化教育不闻不问，只知聚敛财货。
杨邠专权跋扈，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有一次他与三司使王章在汉隐帝前论事，隐帝说：“施行政事，一定要慎重，不要使外人说三道四。”杨邠没等隐帝说完便打断话头说：“陛下不要说话，一切有臣在。”在场的官员闻听此言，个个颤栗不安，而杨邠却神态自若。
李太后的弟弟李业要求担任宣徽使，隐帝与太后私下征求杨邠的意见，杨邠认为不可。隐帝打算立所宠爱的耿夫人为皇后，也因杨邠认为不可而作罢。耿夫人死后，隐帝想采用皇后之礼安葬，杨邠又一次进行阻止。后汉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如此激化，所以血腥屠杀便成了解决这一问题必要手段。杨邠等人的肉体虽然被消灭了，但后汉政权也覆亡了。
在中原王朝的将相中，有许多人不识文字。如安叔千，沙陀人，后唐时任振武节度使，后晋建立后，加同平章事，历任四镇节度使，也是所谓使相。他相貌堂堂，却不通文字，当时人称其为“安没字”。后来契丹攻入中原，安叔千也随同其他臣僚迎接契丹主，契丹主见到安叔千，说：“你就是安没字吧，请放心，我到时一定给你找一个吃饭处。”后来任命他为镇国节度使。可见其“大名远扬”，连契丹人都知晓。
后唐的太常卿崔协也是这样一个人物。唐明宗时，韦说、豆卢革罢相，枢密使安重诲推荐崔协为宰相，另一宰相任圜不同意，对明宗说：“安重诲不识朝中人物，为他人所卖。天下人皆知崔协不通诗书，虚有其表，人称‘没字碑’。陛下误用臣一人，遭人嘲笑尚不要紧，宰相之位能有几个，岂容再添笑端！”“没字碑”是说他好比高大的碑石，但上面却没有任何文字，虚有其表。然而安重诲毕竟权重，最终崔协还是被任命为宰相。他在相位数年，无所作为，遭到人们的耻笑。
动荡：夜宴的时代（二）毛锥子安足用：武夫的天堂（2）
如果说安叔千不识字尚不足为奇，因为他毕竟是少数民族人物，然而崔协据载是北朝以来著名大士族清河崔氏后裔，家学深厚，竟然如此浅薄，实在令人难解。据载，崔协还是进士出身，早年任御史中丞时，因为章奏中文字错讹颇多，屡次受到责罚。以这等人才，后来竟然升任太常卿。太常卿是主管国家礼乐、祭祀的大臣，通常均由饱学之士充任，崔协不通文墨，竟能充任此职，可见五代时期用人混乱到何种程度。
在这一历史时期，即使文士中也有不少人感染了武夫行事的风格，变得暴虐残酷。如李振为朱全忠谋主，在梁朝曾任崇政院使，崇政院乃枢密院的改名，掌握朝中大权。此人虽为文士，可是也感染了嗜杀的恶习，一手导演了“白马驿之祸”的悲剧，被当时的士人们视为“鸱枭”。
后汉宰相苏逢吉也是这样一个人物。汉高祖刘知远即位后，将后晋宰相李崧的宅第赐给了苏逢吉，宅中所有财物也皆归其所有。李崧不敢违抗，主动把房契献给了苏逢吉，苏逢吉认为轻己，反而不悦。李崧的两个弟弟对此愤愤不平，有一次与苏逢吉、杨邠的子弟一同饮酒，席间言及苏氏夺占其家宅第。苏逢吉知道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