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吴国掌握实际大权的是徐知诰，也就是后来的南唐烈祖李昪，韩熙载想要得到重用，必须要首先得到他的赏识。陆游《南唐书·韩熙载传》说韩熙载“年少，放荡不守名检”，徐铉所撰的《韩熙载墓志铭》说他“以俊迈之气，高视名流，既绛灌之徒弗容，亦季孟之间不处”。当时中原之士南迁的很多，大都得到擢用，惟独韩熙载没有被重用，先后充任滁、和、常三州从事，可能跟他给人留下的这种印象有关。好在韩熙载并不以为意，怡然自得，正好游山玩水，吟风弄月。
十年以后，到了升元元年（937年），李昪完成了禅代，正式建国称帝，才把韩熙载从外州召回南唐的都城金陵，授他秘书郎之职，掌太子东宫文翰。秘书郎，从六品上，其本职工作是掌管国家图籍的课写之事，但韩熙载却被派到太子东宫，可见李昪对他仍然心怀疑虑。从李昪对韩熙载所说的一番话中，也可以看出这个意思，他说：“卿虽然早登科场，但却未经世事，所以命你任职于州县，今日重用卿，希望能善自修饬，辅佐我儿。”
不过韩熙载却不这样认为，后来在李璟即位后，他曾对人说：“先帝知我而不重用，只是因为我是幕客之后。”韩熙载的父亲是观察支使，属于幕职官系列。韩熙载的言下之意是说因为自己门第不高，所以才不能得到李昪的重用，可见他并没有认识到其不被重用的真正原因。李昪本人就出身于社会下层，如何会以门第高低取人？他重用的宋齐丘等许多人，均属于门第不高的庶族家庭，怎么会独独对韩熙载另持一套标准？李昪生活简朴，处事谨慎，不喜张扬，而韩熙载却恰恰相反，性格孤傲，不拘小节，自然难以获得李昪的赏识。可见无论多聪明的人，认识别人容易，真正了解自己反倒很难。
正因为如此，韩熙载对自己的此次升职，并没有心存感激，也不上表称谢。他每日在东宫与太子李璟谈天说地，论文作诗，日子过得倒也安逸。韩熙载在东宫一待就是七年，与太子的长期相处，使李璟对韩熙载的才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对韩熙载来说，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保大元年（943年），先主李昪驾崩，太子李璟即位。因为韩熙载是东宫旧僚，所以李璟即位之始，就任命他为虞部员外郎、史馆修撰，赐绯。员外郎虽然仍是六品的官职，但毕竟是尚书省郎官，在唐五代属于清选之官，升迁的前途较好；唐五代时规定，五品以上官员才能穿绯（红）袍，韩熙载是六品的官员，按规定不能服绯，所以李璟特意赐绯，这样他就可以与五品官一样穿绯袍了。又因为先主新丧、新帝即位，礼仪繁多，所以李璟又给韩熙载加了太常博士之职。这个官职掌五礼，拟谥号，是国家在礼仪方面的学术权威，可见李璟对韩熙载之器重程度。在此之前，韩熙载除了谈论诗文外，从不过问政事，出于报答李璟的缘故，此时的韩熙载无所隐晦，尽展平生之学，凡应当施行的大事，他都以积极的姿态参预其中。
按照中国古代礼制，凡皇帝死后，都必须给其拟定一个庙号。南唐以唐朝皇室的后裔自居，于是有人认为李昪在唐昭宗之后，其庙号应称“宗”，韩熙载与司门郎中萧俨、给事中江文蔚等，均认为李昪乃是中兴之君，应当称为“祖”，于是遂确定李昪庙号为“烈祖”。在这件事上韩熙载的作为甚得中主李璟的欢心。但是韩熙载并不是善于逢迎的人，所以不可能事事都使李璟满意。
李璟即位之初，便改升元年号为保大。韩熙载认为按照礼制，新帝即位的次年，才可以改元，还说什么“逾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师古，何以训人？”李璟以诏书已颁，不便改动为由，拒绝了韩熙载的建议。虽然韩熙载此举没有得到李璟的赞同，但由于李璟是一个宽厚的人，并不影响他对韩熙载的信任。在这个期间，韩熙载对吉凶仪礼不当者十数事，一一进行了纠正，尽到了太常博士的职责。对于韩熙载的这些表现，李璟看在眼里，遂令韩熙载以本官权知制诰，对他委以更重的职责。
按照唐五代时期的制度，置中书舍人六员，以其中一员掌管起草诏敕的工作，称为知制诰；如果以其他官员掌管这项工作，则称兼知制诰，或权知制诰。韩熙载能任此职，除了表明中主李璟对他的信任外，同时也极大地加重了他的权力。韩熙载所起草的诏诰，文字典雅，有元和之风，甚得舆论的好评。韩熙载毕竟是书生，一旦得到重用，惟知尽心为国，全然不知如何保护自己。他任知制诰以来，感中主知遇之恩，对于朝中大事，或驳正失礼之处，或指摘批评弊端，章疏连连不断，引起朝中权要的极大忌恨与不满，尤其是宋齐丘、冯延巳的不满，从而使其日后的仕途充满了坎坷与艰辛。
夜宴高步出群：坎坷宦途在南唐（2）
保大四年（946年）八月，枢密使陈觉擅自调发汀、建、抚、信等州军队进攻福州，中主李璟惟恐有失，命王崇文、魏岑、冯延鲁等率军共同攻取福州。次年三月，由于诸将争功，加上吴越军队的增援，南唐军队大败，损失惨重。四月，李璟下诏诛杀陈觉、冯延鲁等人，宋齐丘、冯延巳等从中斡旋，竟然免死，将陈觉流放蕲州，冯延鲁流放舒州。御史中丞江文蔚上表弹劾宰相冯延巳、魏岑怂恿进攻福州，应该治罪，结果反被贬为江州司士参军。在这场战争中，南唐元老宋齐丘与冯延巳大肆鼓吹开疆拓土，对发动这场战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韩熙载又与徐铉上表纠弹宋、冯二人与陈觉、魏岑等结为朋党，祸乱国事，并请求诛杀陈觉、冯延鲁等人，以正国法。李璟不得已贬冯延巳为太子少傅、魏岑为太子洗马，但是不久魏岑就官复原职，而冯延巳却被任命为昭武军节度使。
宋齐丘与冯延巳等人本来就对韩熙载不满，韩熙载此举更加深了他们的忌恨。数日后，由宋齐丘亲自出面诬告韩熙载嗜酒猖狂，其实韩熙载并不善饮酒。因为此时宋齐丘党的势力甚大，李璟不得已，只好将韩熙载贬为和州司士参军，不久又调任宣州节度推官。
在外州数年后，他才得以调回金陵重任虞部员外郎，等于转了一个大大的圆圈，又回到了最初所任的官职。后来从员外郎逐渐升任虞部郎中、史馆修撰。因为韩熙载毕竟是中主李璟当太子时的旧僚，且颇有才华，于是李璟又给他赐紫，即可以穿三品以上官员才能穿的紫色袍服。按照唐制，六部侍郎、中书、门下侍郎等未达到三品的重要官员，如有必要，才可赐紫，而韩熙载仅仅是五品的郎中，便能得到赐紫，说明李璟对他仍然是信任的，同时也为进一步的提升做好了铺垫。果然不久，韩熙载又被提升为中书舍人、户部侍郎。
自保大十三年（955年）以来，后周大军进攻淮南，连败南唐军队，中主李璟数次遣使求和，皆不能如愿。次年，李璟命其弟齐王李景达为诸道兵马元帅，以陈觉为监军使，率大军抵御周军。韩熙载素知陈觉志大才疏，忌贤妒能，前番统兵攻取福州，损兵折将，致使南唐国力遭到很大的削弱，所以上疏坚决反对。他说：“亲莫过亲王，重莫过元帅，何必再任命监军使！”由于先主李昪在世时，曾一度有意立李景达为太子，此事虽然未能实施，但毕竟在李璟心中已形成了阴影，把兵权交给李景达并不完全放心，所以才派陈觉进行牵制。在这种情况下，韩熙载的劝谏自然不会被采纳，然李璟的固执己见，却为南唐军事的惨败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这一时期南唐军队虽然屡败，但由于后周军队军纪败坏，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激起了淮南人民的反抗，他们自动拿起武器，四处袭击周军；加之周世宗一度返回汴梁，南唐失去的州县又有不少相继被收复。南唐的寿州守将刘仁赡出兵攻击围城的周军得手，杀伤数万，焚毁其器械无数。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刘仁赡派人至李景达驻扎的濠州，请求派大将边镐来守寿州，自己乘胜率军出城与周军决战。由于陈觉的干扰，刘仁赡的请求没有被批准，刘仁赡愤郁得疾。这时各地周军纷纷撤退，准备集中兵力攻取寿州，南唐诸将请求乘机据险邀击周军，而朝中权要担心事态扩大，不许行动，致使周军安然退至正阳，使寿州之围更加难以解救。李景达虽为元帅，却处处受到陈觉的牵制，军政大权实际控制在陈觉手中，而陈觉拥兵五万，无意决战，将吏畏其权势，无人敢言。正在双方相持不下之时，却发生了南唐大将朱元临阵叛变降敌的事件，致使局面不可收拾。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朱元奉命担任淮南西北面应接都监，他连下舒、和二州，驻军紫金山。朱元善抚士卒，与之同甘苦，每战誓众，慷慨陈词，流涕被面，士卒皆有效死之意。陈觉与朱元不和，密奏朱元不可信，不可付以兵权，中主李璟于是命杨守忠前往代替朱元统军。杨守忠到前线后，陈觉以李景达的名义，召朱元至濠州议事，谋夺其兵权。朱元闻知，悲愤欲自杀，其门客劝他投降后周，朱元遂率本部万馀人归降了后周。朱元的投降引起南唐诸军崩溃，纷纷沿淮河东逃，被事先埋伏的周军截击，死伤及投降的达四万馀众，抛弃的船舰器械不计其数。李景达、陈觉狼狈逃回金陵，大将边镐、许文稹、杨守忠被俘。寿州援兵断绝，守将刘仁赡忧愤而死，寿州失守。其馀各州守将纷纷弃城而逃，后周战舰直入长江，布列江面。南唐彻底战败，只好割让淮南十四州给后周，并称臣纳贡。
中主李璟不听韩熙载的劝谏，终于酿成战败的大祸。从此南唐积贫积弱，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为了躲避中原王朝的威胁，李璟被迫迁都洪州（今江西南昌），郁郁寡欢，终于一病而亡。
后主李煜即位后，任命韩熙载为吏部侍郎、兼修国史。不久因为改铸钱币之事，韩熙载与宰相严续争论于御前，韩熙载辞色俱厉，声震殿廷。后主因其失礼，改授秘书监。不到一年，又再次任命他为吏部侍郎，并升任兵部尚书、充勤政殿学士承旨。后又因为其旷达不羁，放纵声色，被人弹劾，贬为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即于洪州安置。韩熙载上表乞哀，于是又被留了下来，重任旧职。
这一时期韩熙载仍不改其狂傲的性格，由于后主李煜生性宽仁厚爱，凡事皆能容忍，君臣之间尚能相安无事。比如后主纳小周后时，在宫中大宴群臣，韩熙载却赋诗讽刺，而李煜未加谴责。有一次，李煜狩猎于青龙山，返回金陵后，亲自到大理寺复核关押的囚犯，多有赦免者。韩熙载再次上书进谏，认为此事自有司法部门负责，监狱非君主所应入之地，要求后主自罚钱三百万以充军费。后主也没有怪罪于他。开宝元年（968年）五月，韩熙载撰成《格言》五卷、《格言后述》三卷，进献给后主李煜，并上疏“论刑政之要，古今之势，灾异之变”。李煜读后非常赏识，遂升任他为中书侍郎、充光政殿学士承旨，这是韩熙载生前所任的最高官职。
韩熙载平生不惧权贵，性格诙谐，宋齐丘势盛时，自以为文章华美，盖世无双，好给人撰写碑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