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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牛兰夫妇案演变成一场国际事件，这是国民党当局和陈立夫没有料到的。
陈立夫等人感到，此案搞复杂了，秘密处决不行。经与徐恩曾等特务头子反复研判，并报蒋介石批准，1932年9月19日，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刑事庭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并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
《政治杀手陈立夫》 残杀大批革命者残杀大批革命者（8）
江苏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判决一公布，引起全世界的愤怒和抗议。1933年初，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特地发函国民党政府，抗议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法西斯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无罪的牛兰及其夫人。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也多次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国民党当局不顾国际舆论，只稍稍改善了一下牛兰夫妇的狱中生活条件，坚决不放人。
直到1939年11月，日寇进攻南京，国民党官僚及其军警纷纷逃命，牛兰夫妇才得以乘机越狱逃出魔窟。随后，在宋庆龄的资助与帮助下，牛兰夫妇返回前苏联。
牛兰夫妇被国民党关押，给党的事业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
据史料记载，牛兰夫妇逮捕不久，国民党特务又破获了中共中央设在上海的一个组织和一个秘密电台，从而截断了上海中共中央和江西苏区的联系，逮捕了一部分中共人员，搜去了一些中央文件。特务头子游定一将这些文件带回南京，交给国民党特工总部内勤特务郑大纶登记时，又被大特务丁默村弄去，丁用这些文件编写了一本《中国共产党透视》的书，以“绝密”的形式，发给特工总部中层以上的特务骨干参考，郑大纶也领到一本。郑后来到新疆去打击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时，又把《中国共产党透视》带了几本到新疆，送给新疆督办盛世才，使盛了解、认清共产党的“内幕”。
对极力维护人权，大力营救罗登贤、廖承志、牛兰夫妇的宋庆龄，陈立夫及其特务极其愤怒，大肆攻击谩骂，甚至造谣诽谤这位一身正气的国母、革命者，说她与鲍罗廷如何如何，而且将这些谣言一直造到台湾。
此事过去70多年，再回头看陈立夫、徐恩曾一手制造的这起政治大案，使人感到，牛兰夫妇的关押、重处，并未给国民党政府带来任何好处，相反，还受到全世界的舆论指责，并称国民党政府为“法西斯政权”。事实说明，靠特务制造恐怖统治，其政权一定不会长久。遗憾的是，陈立夫晚年写的《成败之鉴》，对此大事却一句未提，这样的《成败之鉴》，有何价值？
在这前后，陈立夫掌控的特工总部，还指使其下属逮捕杀害了著名革命家李硕勋、著名女革命家向警予等人，至于其他革命者，包括国民党“左”派人士，则不计其数。
国民党特务的罪恶，罄竹难书。
陈立夫及其特务二三十年代对献身救国事业的优秀中华儿女的大屠杀，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怨恨，他们的所作所为，除使国家元气大伤外，使数万家庭家破人亡，还给无数人造成难以述说的巨大痛苦，就连国民党内稍有良知的人，如蔡元培、邵力子、冯玉祥等，都认为他们捕杀得太多、太过分了。
烈士们牺牲一二十年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法西斯政权就被人民推翻了，一些屠杀革命者的刽子手也受到相应的处罚。
《政治杀手陈立夫》 阴谋杀害杨虎城谋刺政敌杨永泰（1）
陈立夫对共产党心狠手毒，对国民党内的政敌同样毒辣，其中最毒的是指使下属谋刺了政学系头目、原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
陈立夫可能觉得这件事做得有点不道德，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件事。遗憾的是，他没有讲真话，说杨永泰被谋刺，不是他指使人干的，而是别人做的。他说，胡汉民病逝于广州后，政府决定举行国葬，蒋介石派他作代表，于1936年10月29日去参加葬礼。因他是代表蒋介石的，参加葬礼时一直走在前面。进入灵堂之前，他应往右前走，因发现致祭的人极多，而且程序甚乱，便再未往右前走，而改由向左进入灵堂，礼毕返回时，也未照规定的路线走，故未出问题。他一回到家里时，便接到一报告，说杨永泰在武昌渡江赴汉口参加外国人约会时，被人行刺，当场死亡，凶手逃走了。此案后经政府查缉，才知道是胡汉民的同党刘芦隐买通职业凶手王亚樵的部下干的，以报胡汉民当年被蒋囚禁之仇。据军法处后来审讯犯人的口供称，他们计划在胡汉民国葬之日，在广州、汉口同时下手，广州刺他，汉口刺杨永泰。不料，他有预感，在赴胡汉民的灵堂时改了道，离开枪距离太远，刺客无法下手，他才免于被杀。应说，当年胡汉民被蒋介石禁闭时，他系胡的惟一求情者，而杨永泰是主张囚胡的人，他毫无理由陪杨永泰一同牺牲。他当时临时改道入灵堂，系天保佑。刘芦隐后来关在狱中时，刘峙向蒋呈书保释，并想请他签名，他也答应了，但蒋介石未批准。刘芦隐得知此事，还深感惭愧，后悔不已。
陈立夫写的这段回忆想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杨永泰之死与他无关，二是他与杨永泰同为被谋刺者，而且此案与胡汉民当年被蒋介石囚禁有关。实际上，陈立夫的上述回忆，向读者撒了一个天大的谎言，他才是杨永泰被刺案的幕后黑手。
杨永泰，字畅卿，广东省茂名市人，生于1880年，1901年考入广东高等学堂念书，后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广州《广南报》任编辑，1913年出任国会议员，不久加入国民党，同年6月出任国会参众两院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这年10月，杨与友人张耀曾等人发起并组织了民宪党，1914年又在上海创办《正谊》杂志。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杨永泰与黄兴等人组织欧事研究会，专门研究此次大战。1915年，杨出任上海《新中华报》主笔，1917年参加广东护法国会，与岑春煊、陆荣廷一道反对孙中山，1918年后任广州军政府财政厅长、广东省省长等职，1922年又任善后会议财政善后委员会副委员长，1926年任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北伐战争期间，杨永泰投奔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1933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秘书长，为蒋介石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的历次大围剿出谋划策，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制定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共政治纲领，还与黄郛、张群等人在国民党内形成了另一派系——新政学系。1934年4月，杨永泰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共”司令部秘书长，1935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秘书长，四川行营秘书长，并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底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次年兼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司令。
杨永泰在广州任职时，与政坛的两帮人物关系较好，一帮为政学系，另一帮系滇军中的将领熊式辉等人，与政学系的关系紧密，使他后来成为政学系的头面人物，与熊式辉等人要好，使他日后靠上了蒋介石。
杨永泰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坛一位知名度颇高的政客，并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其信任度一度超过CC派系中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据接触过杨永泰的人讲，蒋介石之所以喜欢杨永泰，除了杨会奉迎蒋外，其才能也比其他国民党高官要强，他思维敏捷，思想活跃，口才甚好，文笔又佳，也善出点子。
《政治杀手陈立夫》 阴谋杀害杨虎城谋刺政敌杨永泰（2）
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强烈要求蒋介石领兵打击日寇，杨永泰却积极拥护、支持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设法与一些侵华日军头目联络，并打通了蒋介石降日的暗道。
杨永泰受到了蒋介石的特别信任后，便依仗权势，专横跋扈，对其他大员十分冷漠，引起很多国民党高官的不满。
他任南昌行营秘书长期间，拼命扩充政学系势力，大权独揽，一手遮天，在行营内部制定了许多苛刻的政策和规则，以致国民党其他大员，包括蒋介石的亲信陈立夫、陈诚等人求见蒋介石也甚为困难，而且要先得到他的同意方能见到。
起初，陈立夫没有太计较杨永泰，觉得他在蒋介石身边得志，安插一些人，并适当阻止他人接近蒋介石，也属正常。后来，有两事对陈立夫刺激太大，陈才对杨永泰动了杀机，一是陈屡屡想见蒋介石却见不到，二是对CC控制的地盘抢夺太多。
有一天，陈立夫有急事要向蒋介石汇报，杨永泰从中作梗，借故说蒋介石正忙，没有工夫会客，使得陈立夫白白等候了两个多小时。陈立夫过去随时可见蒋介石，此次却不能见，心里十分恼火。陈立夫实在忍不住了，找杨说有急件要亲手交给蒋介石，杨永泰说他是秘书长，可先交给他，再由他转给蒋。
个性刚强的陈立夫在国民党内系实权派，加上与蒋介石的关系又特别不一般，怎咽得下这口气？他一怒之下，夹着公文包边走边愤愤地说：“我是中央组织部部长，有事见不到蒋委员长，这不是怪事吗？今天的重要公务耽误了，我不负责！”
陈立夫虽然发了火，杨永泰却根本不当事，也不惧怕。他认为，蒋介石对他极其信任，只要紧紧巴结住蒋介石，陈立夫有意见也毫无办法。
杨永泰此时想得太简单了，他没有考虑到，他与蒋介石比较亲近，陈立夫、陈果夫与蒋介石也有特殊关系，而且陈立夫此时还掌控着国民党的组织、特务两大权力机构，整人、打击政敌是一流高手，这样的人不应得罪。
最使陈立夫不能容忍的是，杨永泰以“剿匪”为名，一次夺走了陈立夫苦心经营多年的4个省的党权。
1932年，蒋介石在武汉设立了一个统辖河南、湖北、安徽、江西4省的“剿匪总部”，并任命杨永泰为秘书长，负责总部的日常工作。
杨为了将4个省的大权都捞在政学系手中，首先向陈立夫的CC势力开刀。他向蒋介石提出，为了有利“剿匪”大业的开展，建议将4省的党、政、军大权都融于“剿匪总部”，蒋介石考虑“剿匪”工作任务重难度大，同意了杨的建议，并下令将河南、湖北、安徽、江西省的各级国民党组织变更，省、市一级党部设主任委员，由当政的主要负责人兼任，主任下面设书记长，书记长的工作替主任负责，直接听命于主任委员。县一级党部只设书记长，省、县的书记长对当地的各项工作负全责，工作报告直接呈送“剿匪总部”党政处。4省的公务经费全部集中到“剿匪总部”，再由“剿匪总部”根据承担的任务下拨。各省、县两级党部的原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一律下岗另谋职业。
这样，陈立夫原控制的4省党权，经杨永泰这一改革，一夜之间就转移到了政学系手中，CC势力遭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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