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蒋先生偏向正面的，他就呈上正面的方案；反之则呈上反面的方案，以迎合蒋先生之意旨。这种逢迎的政治伎俩，国民党员都不会的，而且不屑为的。
事实上政学系是没有正式的组织，但他们的组成分子都保持很密切的联系，他们不做低层工作。他们将力量集中在高层，尽力研究蒋先生，研究汪精卫，想尽办法来迎合领袖及他身边的重要的人，这一做法目的是赢取信任和好感，然后再运用这些权势去实现他们的计划和他们的目标——取得重要而正式的官位及发财。
也许陈立夫叙述的这一段事实是真的，但用不光明的暗杀手段去对付同一政党的政敌，总是人们难以接受的事情。问题是，陈立夫既然要做、敢做这件事，就应该将此事说出来，不能推卸、掩饰、说假话，更不能嫁祸于人，让别人蒙冤坐牢，而这样的事情，陈立夫都做了。相信读者了解此事的经过后，对陈立夫的这一做法既不会谅解，也不会赞同。
《政治杀手陈立夫》 阴谋杀害杨虎城阴谋杀害杨虎城（1）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反共内战。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先后被蒋介石调到陕甘一带进行“剿共”内战，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
东北军、西北军在与红军的作战中屡屡失败，使他们感到，内战不得人心，也没有出路。经过谈判，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达成了停战协定，并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蒋介石拒绝了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并调集大批军队到豫陕边境，压迫两人继续攻击红军，可两人仍按兵不动。
这一年的12月4日，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并以剥夺兵权相威胁。
张学良、杨虎城经过苦谏无效后，于12月12日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囚禁了跟随蒋的陈诚、万耀煌等人。随后，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政治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引起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应，日本帝国主义想乘机挑起中国内战，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置蒋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英美帝国主义和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等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英美在华利益。
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同志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国内政治形势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同志赴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处理这一问题。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斗争，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将蒋介石送回南京，囚禁的其他将领也一并释放。蒋一到南京，便将张学良软禁起来。自此，张学良失去了自由，而且时间长达半个世纪。
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期间，陈立夫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深知，他与其哥陈果夫的发迹及在国民党内能有如此高的地位，全系蒋介石的提携，如果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兄弟两人就没有靠山了。因此，他与其哥陈果夫对张学良、杨虎城恨得咬牙切齿。
12日深夜，在南京的国民党大员召开了一系列的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何应钦、陈立夫、陈果夫、戴季陶、孙科、吴稚晖、居正、冯玉祥、李烈钧、叶楚伦等人。在会上，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极力主张进军西安，用武力讨伐张学良、杨虎城，逼迫两人释放蒋介石或救出蒋介石。陈立夫还在会上荒唐地提出立即处决沈钧儒、李公朴、史良等爱国“七君子”。因与会人员认为此时杀抗日“七君子”不妥，均不附和，此建议未被采纳。
《政治杀手陈立夫》 阴谋杀害杨虎城阴谋杀害杨虎城（2）
按照陈立夫在回忆录中的说法，这次会议作了三项决定：（一）对张、杨采取严厉态度，理由是，依据历史教训，凡元首被挟持，中央态度转弱者，元首必被害，故中央决意讨伐；（二）令何应钦主持讨伐军事，部队迅速入关；（三）其他能使蒋介石出险的一切措施，可齐头并进。
陈立夫还说，他根据会议第三项的规定，马上找曾养甫商量，叫杜桐荪到上海去请中共驻上海代表潘汉年来南京，并要潘汉年连续给共产国际发了两封电报，请共产国际电令毛泽东、周恩来影响张学良、杨虎城，协助蒋介石出险，这样对中苏两国均有利。当时，潘的密电码放在陈立夫处，潘的这两封电报均是在他那里发出的。随后，共产国际马上给潘汉年回了电，告知已给毛泽东、周恩来发去了电令。
他还说：“我见此复电，心为之稍安，及蒋委员长返京，我自机场同至委座军校官邸，蒙委座召见于床侧，我急争问曰：‘周恩来在西安态度如何？’答曰：‘甚好。’我又建议说：‘中央军既已入关，似可乘机攻占延安。’委座俯首不答，我见其甚倦，即告别而出，惟念潘汉年两电已发生效果，心中甚慰。”
照陈立夫的上述说法，他在“西安事变”中有很大的功劳，是他找潘汉年给共产国际发电后，共产国际才电令毛泽东、周恩来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共产党才参与“西安事变”的和谈，最后导致蒋介石被释放。
陈立夫此说法颇令人生疑，按照当时的工作方式，潘汉年不可能直接给共产国际发电，共产国际也不可能依潘汉年的密电去电令毛泽东、周恩来，更不可能将密电码放在他陈立夫处。
我们现在看到的史料，与陈立夫的说法有很大的出入。其原因是，共产国际早在12月16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了电报，建议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此电20日共产国际又重发来一次），而潘汉年在南京中央饭店与陈立夫会谈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是12月18日，而且谈得并不投机。随后，潘汉年将与陈立夫会谈的经过电告了毛泽东，19日，毛泽东给潘汉年发了电报，并向潘指示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事实表明，共产国际的来电在潘汉年与陈立夫会谈之前的两天就发来了，并不是他与潘汉年会谈后，建议潘向共产国际发电，共产国际才发电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
12月21日，毛泽东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再致电潘汉年，要他立即向陈立夫等人提出：“目前最大的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护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建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甲）吸取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这些事实说明，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并不是陈立夫要潘汉年向共产国际提出，再由共产国际电令毛泽东、周恩来而决策的，而且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西安事变”的决策远比陈立夫、陈果夫兄弟高明。如果按他们兄弟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中政会联席会议上的强硬主张办，蒋介石真有可能回不了南京。
《政治杀手陈立夫》 阴谋杀害杨虎城阴谋杀害杨虎城（3）
根据史料记载，“西安事变”期间，他与其哥陈果夫是站在何应钦一边的，极力主张攻打西安，用武力解决此事变。蒋介石回南京后，还狠狠批评过他俩。此事过去几十年后，陈立夫用出版回忆录的形式，摇身一变，将自己打扮成“西安事变”中的“功臣”，真是妙哉！
“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件，经历此次事变的人很多，文献资料也汗牛充栋，任何对此次事件的歪曲、揽功，都是可耻的、可笑的，也是徒劳的。
有关“西安事变”的经过，陈立夫在回忆录中只谈了上述事情，对他在事变之后曾阴谋策划暗杀“西安事变”的主角之一、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一事，却闭口不谈。
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后，西北军首领杨虎城未受制裁，陈立夫心中颇感不平。他认为，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主角之一，胆敢犯上作乱， 扣留蒋介石，应采取非常手段除掉，以解蒋的心头之恨。
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设法干掉杨虎城。
他将此任务交给自己控制的特务机关——特工总部的特务头子季源溥去完成。
季源溥，字汇川，江苏沭阳县人，生于1906年，少年时代在家乡读书，后考入江苏第一中学，之后参加国民党，并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职，20世纪20年代末被国民党派往日本东京直属支部工作，继而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政治学，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先后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南京、上海区区长，专门从事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抗日战争期间，季源溥变换身份，继续从事特务活动。抗战胜利后，季源溥任中统上海办事处处长，国民党中央党员通讯局副局长，1946年当选国大代表，后任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并组织过大遂通讯社。季1949年逃往台湾，在台湾特务机关任职多年，1958年任台湾当局的“内政部政务次长”，还当选过国民党第八、九届中央委员，1970年中风，1979年死去。
季源溥在大陆期间，是陈立夫的大帮手，是绑架、抓捕、暗杀高手，作恶多端、血债累累。
季源溥接到陈立夫的命令后，很快找到了杀手褚龙吟。
1937年初春，季源溥给在镇江的江苏监察使署任职的褚龙吟打电话，要他马上赶到南京，说有要事商谈。
褚龙吟过去曾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干过，后因所谓的私放共产党问题，被特务头子顾建中送入监狱关押了年余，并因此脱离了特务机关。季源溥此时突然要他去，他知道没有什么好事，但又觉得得罪不起国民党特务机关，只得口愿心不愿地到了南京。
第二天晚上，褚龙吟见到了季源溥。季一改过去官气十足、架子颇大的模样，与褚龙吟拉起了家常，而且对他过去的事情也仔细询问。
谈到11点，季源溥边起身边说：“时间太晚了，你休息，陈立夫部长也准备与你好好谈谈。明天上午9点，我来接你去见他。”
褚龙吟答道：“既到这里来了，就由你们安排吧。”
季源溥走后，褚龙吟就开始猜想特务机关要他到这里来的目的，他这猜那猜，怎么也猜不出来。
第二天吃完早饭，季源溥带着两个特务和一辆小车来接褚龙吟。不大一会儿，他们就到了南京常府街陈立夫的官邸。季源溥将褚龙吟带到陈家二楼，然后进入密室，很小心地用屏风遮蔽了沙发四周，然后再悄悄退了出去。
季源溥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