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市民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成千上万的大中学校的学生自发到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政府出兵抗日。蒋介石集团仍不理会，一意孤行，迟迟不宣布抗日，并以种种理由欺骗全国人民。与此同时，蒋介石集全国的兵力、人力、财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大围剿。
为了结束内战，团结全国人民一致抗日，1934年4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号召，得到全国人民的坚决拥护与积极响应，人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以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
早在1932年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杨杏佛等爱国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人权保障同盟”，向国民党当局强烈呼吁释放所有政治犯，保障人民的抗日自由的权利。随后，全国各大城市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并拟在上海成立全国性的联合会。
1936年5月30日，在沈钧儒、邹韬奋等人的组织下，全国各地救国会的50余名代表到上海聚会，他们代表18个省市的60多个救国团体。31日，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大会在上海举行。经过与会代表的反复讨论，发表了大会宣言，通过了《救国会初步政治纲领》，宣言和纲领呼吁全国各界各党各派停止军事冲突，立即释放政治犯，派遣正式代表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集全国之力，将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
经过两天的酝酿和协商，会议选举产生了全国各界救国会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马相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孙晓村、张申府、曹孟君当选为常务委员。
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很快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企图处决七君子（2）
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写信给章乃器、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说：“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产生无限的敬意！”
毛泽东的信，对沈钧儒、章乃器等人鼓舞甚大。
全国各界救国会的抗日活动，引起蒋介石、陈立夫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注意。蒋介石、陈立夫认为，宋庆龄、沈钧儒等人的行为，名为推动抗日，实际是反对他们的政府。他们一面派特务四处散播谣言，攻击、丑化救国会，一面对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进行拉拢、恐吓，陈立夫还指使徐恩曾将特务姚彦士打入救国会内部，进行侦察、破坏活动。
蒋介石和上海市长吴铁城在救国会成立前后，找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人谈了话，一再劝说他们不要搞什么救国会，并说救国会这样搞，是另外组织抗日政府，推翻国民政府，救国会的活动和主张，使政府受到极大的压力。
蒋介石还对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说：“日本人是要我们不战而屈，我现在有把握可以战而不屈。现在之所以不能抗日，是因为共产党在后方捣乱，不消灭他们，政府无法抗日。我是要抗日的，共产党的话你们不要相信，他们是不爱国家的。你们一组织救国会，正中了共产党的奸计，也使我们的政府处于十分难堪的境地。”
此时，日本方面也为救国会之事，对蒋介石集团施加了压力，要求国民党政府打击“七君子”，只是蒋介石、吴铁城在沈钧儒等人面前没有敢将日方施压之事讲出来。
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对蒋介石的上述言论十分不满。他们都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理应火速派兵到东北打击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直到将日本侵略者全部赶出东北。可是，蒋介石政府不但不派兵守土御敌，反而还不要爱国人士起来呼吁全国人民抗日，极其混账。国家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如此猖狂，是因为蒋介石奉行了反苏亲日、剿共打内战的反动政策。如果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政府狠狠打击日军，日军就不敢进攻东北、华北。故他们利用见蒋机会，也力劝蒋要以百姓为心腹，以舆论为耳目，不要偏听以陈氏兄弟为首的CC分子及其特务的情报，误国误民。
尽管这一天中午蒋介石以西餐招待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人，因话不投机，几位爱国人士心里颇不痛快，宴会在清清冷冷中结束。事后，章乃器在其回忆文章中谈到此事时说：“蒋介石这一手是先礼后兵的‘礼’，是流氓社会的先给面子，后给颜色，是后来逮捕我们的先奏。”
这次谈话，陈立夫没有参加。他躲在幕后，指挥手下的特务人员，一天到晚监视、盯梢救国会的爱国民主人士，搜集他们“危害民国”的证据，为日后的大逮捕做准备。
陈立夫、徐恩曾通过特务姚彦士提供的情报，对救国会的活动情况了如指掌。
后来，陈立夫从徐恩曾处得知救国会的活动经费大多为浙江实业银行的章乃器所出，便通过上海市长吴铁城给该银行的总经理李铭施压，要他解聘章乃器，以断救国会的经费来源，使救国会难以动弹。吴铁城还恶狠狠地对李铭说：“你们的银行不应容留章乃器这样的人！不辞掉章乃器，对你们银行是不利的！”
李铭无法，只得动员章乃器到英国留学，以缓解官方的压力。章乃器的爱国之心甚强，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救国是他的职责，坚决不去英国。为了不连累银行，他马上到银行办理了辞职手续。这样，他为救国而丢了一个“金饭碗”。
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人对蒋介石、陈立夫之流的不抵抗政策愤怒到了极点。国民党对他们施加的压力愈大，其斗争的意志和决心也愈坚。他们认为，蒋介石、陈立夫这些政客不顾领土被占，也不管东三省千千万万人民的死活，只顾保自己的权位，而且不惜对要求抗日的同胞大打出手，丧尽天良。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企图处决七君子（3）
陈立夫却不是这样认为的。他觉得，沈钧儒、章乃器等人掀起的这股要求政府立即抗战的浪潮，已对当局的“剿共灭共”大业造成了重大冲击，要把这股汹涌澎湃的抗日浪潮打下去，只有将这帮人逮捕起来。
他的想法，正合蒋介石之意。
蒋介石还要陈立夫告诉特务头子徐恩曾，此事不能拖，逮捕要立即着手。于是，一场打击爱国知名人士的大逮捕计划，在陈立夫、徐恩曾等人的策划下出笼了。抓捕行动，由季源溥负责。逮捕方式，仍然采用过去的老办法，特务躲在后面，由租界的巡捕打头阵，人抓了后，送一大笔钱给外国巡捕，再将被抓的人“引渡”给国民党的军警单位进行关押、审讯。
1936年11月22日深夜，陈立夫掌控的特务机关与租界巡捕分头行动，抓捕了沈钧儒等救国会的一批知名人士。此次大逮捕共抓了14人，其中知名的7名人士是：
沈钧儒，男，原同盟会会员，上海知名大律师；
章乃器，男，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安徽省财政厅厅长，上海光华大学教授；
邹韬奋，男，著名政论家、出版家，《生活日报》、《大众生活》等报刊主编；
沙千里，男，知名职业律师，《生活之友》、《生活知识》主编；
王造时，男，《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主编，上海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
李公朴，男，知名新闻工作者；
史 良，女，上海知名女律师。
以上7人中，沈钧儒曾是清末进士，日本留学生，同盟会会员，而且年过花甲。被捕的那天晚上，敌人将他关押到巡捕房，他与另6人便在巡捕房的水门汀上蹲了一夜。与此同时，陈立夫控制的特务机关还在南京、镇江、无锡逮捕了孙晓村、罗青、张仲勉等7人。接着，由职业特务扮成的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官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中的条款，将这14人一同提起公诉，远在美国讲学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也因为爱国而在此时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通缉。
据逃往台湾的原军统特务头子王新衡说，七君子事件是陈立夫在上海一手策划的，一切布置就绪后，他再悄悄溜回南京。
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后，在国内外引起共愤。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日本帝国主义正在阴谋策划侵占全中国，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派兵打击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反倒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爱国知名人士，极其荒唐。
为了抗议当局非法逮捕沈钧儒等爱国七君子，全国救国联合会马上发表了《为沈钧儒等领袖无辜被捕紧急宣言》。11月26日，宋庆龄又公开发表了《为沈钧儒等人被捕声明》，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并表明自己定要与其他被捕的领袖们斗争到底的决心。
全国各省市的大中学校的师生、各救国会和各人民团体纷纷发表谈话或致电国民党政府，抗议特务机关逮捕爱国人士，要求当局释放他们，就连国民党内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觉此事荒唐，于11月25日向南京当局的冯玉祥、孙科、居正、程潜等人致密电，表达对此事的严重关切，反对逮捕上述人士。国际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思想家杜威、罗素、罗曼·罗兰也纷纷发电给蒋介石、孔祥熙、冯玉祥，要求释放七君子，国际和平大会的全体代表也致函南京当局，批评蒋介石集团逮捕、关押爱国民主人士的非法行为。
此外，全世界的华人华侨团体也纷纷集会、游行，抗议蒋介石集团无故关押爱国人士。
陈立夫看到逮捕七君子在国内外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不但不感到有愧，而且还觉得应该处决七君子。他还指使上海市政府以布告的形式，于12月25日公开宣布七君子犯了“组织非法团体”、“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工潮”、“颠覆政府”、“危害民国”等罪。
西安事变发生后，陈立夫见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事变后发出的和平通电中，提出要“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甚为愤怒，并大骂张学良与共产党和七君子同穿一条裤子。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企图处决七君子（4）
为了审出沈钧儒等人有共产党背景，陈立夫指使江苏高等法院对沈钧儒等人进行突击审讯。沈钧儒在法庭上大义凛然，将审讯的特务弄得极其狼狈。
更令人不齿的是，对沈钧儒等伟大的爱国知识分子，陈氏兄弟在国民党高层举行的一个会议上，极力主张予以杀害，陈立夫说：“救国会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