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人不齿的是，对沈钧儒等伟大的爱国知识分子，陈氏兄弟在国民党高层举行的一个会议上，极力主张予以杀害，陈立夫说：“救国会的那帮人勾结军人，图谋不轨，张学良的通电，就是有力的证据，应将沈钧儒他们予以枪毙！”
在场的冯玉祥对蒋介石、陈立夫逮捕七君子早就有气，不满地顶他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与你们胡乱逮捕七君子有关。你们杀了七君子，就不怕他们报复，杀委员长和我们的人吗？就不怕断送我们与张学良的回旋余地而把路堵死了吗？”
陈立夫说：“这帮人把局势搞乱了，不杀不行。”
“为什么不行？”
“他们关在苏州，天天有人去探望，还经常发表谈话，煽动人心，事态已经很严重，不杀掉他们不解气！”
冯玉祥心想：目前的局势，就是你们搞成这样的，还怪别人把局势搞乱了。他极力向陈立夫劝道：“此时杀不得他们！至于天天有人去看他们，这很容易办到，下一个命令，禁止他们会客就行了。”
当时，冯玉祥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资历又深，极力反对枪毙七君子，陈立夫与他的哥哥陈果夫便不敢下令枪毙。
在冯玉祥将军的极力阻挠下，爱国七君子才未被陈立夫、徐恩曾之流杀害。
陈立夫晚年写的回忆录中，对此事未提，倒是冯玉祥后来多次向人谈过这件事，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也为陈氏兄弟的罪恶作了真实的记录。陈氏兄弟被人民赶到台湾岛上去后，对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谈了一些原因，笔者看过后，认为他们都未说到点子上，他们在大陆垮台最根本的原因是违背民意，脱离了人民，逮捕并要杀害七君子，就是失去民心的原因之一。
七君子被关押，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呼喊声不但未平息，反而更加高涨，蒋介石政府的形象、名声也更臭了。7月5日，国母宋庆龄为救七君子，风尘仆仆赶到苏州，要求苏州高等法院将她也关押起来，她要与七君子一同坐牢，弄得苏州高等法院院长极其难堪。
宋庆龄回到上海后，又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孙科、居正、于右任、戴季陶等国民党要人发电，对国民党无故关押沈钧儒等人极为不满，要求他们主持公道，释放七君子，并表明了自己已下救国入狱的决心。
宋庆龄发起的“救国入狱”运动，在全国引起极大的震动，全国各界人士纷纷响应。据当时的报刊报道，作家何槐等13人向苏州高等法院具状投案，要求为七君子负连带责任；上海知名电影艺术家赵丹、白杨、郑君里、应卫云、袁牧之等20余人也致函苏州高等法院，要求将其收押，与七君子一同受罚。全国还有无数团体、大中学校的师生向国民党当局发电致函，要求入狱坐牢。与此同时，全国各界爱国联合会也乘机在上海发动万人签名要求入狱运动，响应的群众难以计数。
宋庆龄发动的这一波“救国入狱”运动，迅即将全国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蒋介石、陈立夫之流受到全国人民的同声谴责。
直到这时，蒋介石才感到，他们逮捕七君子，并未得到任何好处，相反还成了一个大包袱，而且弄得他们进退两难。
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蒋介石装出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日的假相，准备邀集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在庐山开座谈会，听取各界抗日人士的意见。蒋介石想乘此机会，将七君子弄到庐山去亮一个相，为他树“开明”的形象，将七君子的案件草草收场。
陈立夫也很清楚，再将七君子关在狱中，确实不好向人民交代，在道理上也说不过去，对蒋介石政府也没有任何好处。他得知蒋介石想把爱国七君子早点放出去后，又觉得此事将使他和特务机关太无颜面。因为，不明不白地释放七君子，就意味着特务机关抓错了。为了保全脸面，并让大家觉得他们没有做错，他与CC分子叶楚怆等人又给释放沈钧儒等人制造了一个大麻烦——押送南京反省院反省，即判处几年徒刑，不执行刑期，再由大流氓杜月笙出面保出来，然后再将他们送上庐山。这样，就可说明沈钧儒等七君子确实是犯了罪才被抓的。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企图处决七君子（5）
陈立夫、叶楚怆等人的想法，遭到七君子的坚决拒绝。他们认为，国难当头，要求当局抗日，没有任何过错，更无省可反，无过可悔。这样，陈立夫及其特务机关的阴谋没有得逞。
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及其特务机关终于以《裁定书》的方式，以“家庭困难”为由，对七君子裁定“停止羁押，准予具保释放”。
当天下午，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关了8个月的七君子终于出狱。国民党及其特务机关的打击迫害，不但使七君子的爱国之心与抗日之志丝毫未减，反而更坚决，马上又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之中。
近年来，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的女儿、中国韬奋基金会秘书长邹嘉骊从日本友人处得到一批当年日本陆海军参谋总部和日本驻华外交机构的密电，说日本军国主义是七君子事件的幕后黑手。
笔者认为，即使有这些资料证明日本军国主义是幕后黑手，陈立夫及其特务机关仍是七君子事件的祸首。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反日和要求抗日的爱国人士甚多，日本要求国民党当局，包括地方当局逮捕的抗日志士甚多，作为受侵略国的政府及其官员，理应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区分日方要求是否合理。此次日方要求抓的七君子，都是要求抗日的知名人士，国民党政府理应坚决拒绝日方的非法要求，保护自己的国民。陈氏兄弟及其特务机关逮捕七君子，除了有日方的要求这一因素外，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七君子的抗日活动违反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危及了当局的统治。
陈立夫及其特务机关抓捕爱国七君子，旨在打击日益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其结果是打击了他们自己。因为日本占领东北后，千千万万的同胞惨遭日本侵略者杀害，全国人民最大的愿望是抗日，将日本侵略者早日赶出中国。蒋介石政府不顾民意，不去打日本，却动用特务残害要求抗日的同胞，一切爱好和平和有正义感的人士从这个荒唐的政治案件，看破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动和腐朽。
值得一提的是，爱国七君子当年的英勇壮举，中国人民一直没有忘记，此事过去60多年后，国家有关部门在上海福寿园竖立了一座颇为壮观的七君子铜像，他们的伟大形象和爱国精神，将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民所牢记，也将鼓舞、教育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而打击迫害他们的蒋介石、陈立夫之流，也将永远受到人民的谴责。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伪造讲义丑化共产党（1）
20世纪30年代末，陈立夫还利用中统特务机关制造了一起丑化、攻击共产党的“讲义事件”。
要说清此事，还得从林彪堂哥林育英说起。
林育英，化名张浩，1897年2月25日出生在湖北黄冈县回龙山镇林家染铺，小时在家乡念书，后因家贫辍学，20世纪20年代初因受其堂弟、中共早期著名革命家林育南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春去长沙，先后任中共长沙织布厂支部书记、安源地委委员。随后，党派他到前苏联，进入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秋奉命回国，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1933年初，他被中央派往前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5年秋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曾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1936年1月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山西地方工作委员会书记。1937年2月后，他任过中共中央农工部部长、援西军政委、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1938年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后因脑伤回延安休养，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兼工人学校校长。1942年3月6日因病在延安逝世，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鉴于他对中国革命作出的特殊贡献，亲自为他抬棺、下葬。
林育英在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之前，曾多次应邀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去讲课。
他觉得，给抗大学员讲课是他应尽的职责，也是为党做工作。因此，抗大每次派人来请他时，他都愉快地接受了。为了把课讲好，他利用业余时间，写了数万字的供教学使用的讲义《党的建设》，内容有党的战略和策略的转变，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如何开展工人运动等。
林育英理论水平高，口才极佳，加上搜集的资料多，又理论联系实际，他的授课很受学员欢迎。
这本《党的建设》讲义写起来后，林育英又作了几次修改，然后被抗日军政大学用钢板刻印出来供教职员工作为教材参考使用，反响十分强烈。
1937年秋末，蒋介石、陈立夫为监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的动态，决定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个“肤施县”，并叫特务头子徐恩曾挑选一个没有暴露特务身份，又比较能干的人去“肤施县”当县长，用县长身份作掩护，进行特务活动。
徐恩曾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特务马濯江去。马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后变节投入国民党阵营，从事特务工作。徐恩曾找马濯江谈话时，他怕不安全，不愿意去。后因徐恩曾坚决要他去，他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
不久，马濯江一行十余人进入延安，正式成立了“肤施县政府”。由于国民党名声太臭，边区老百姓根本不买他们的账，再加上这个不伦不类的县政府都是特务人员，不懂行政工作，又不为老百姓办事，县政府成为一个无事可做的空衙门，其特务工作也因延安的保密、保卫工作做得密不透风，无处下手，以至很长时间一无所获。为此，马濯江度日如年，心里甚为痛苦。
1938年春节过后，国民党特务机关见马濯江很少上报延安的情报，甚感奇怪，决定派大特务孟真以陕西省政府“视察员”的身份到延安探个究竟。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伪造讲义丑化共产党（2）
孟真一到延安就问马濯江：“你为何长期不报共党方面的情报？”
马濯江说：“我的工作倒是做了不少，就是搞不到他们的情报，共产党的保密工作做得无缝可钻，搞他们的情报比登天还难。”
孟真想发火，话到嘴边又缩回去了。他决定在延安住一段时间，看看马濯江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孟真在延安期间，带着马濯江到处跑，他想通过走动，搞一些情报。
有一天，孟真提出要拜访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和抗大教育长罗瑞卿。马濯江便设法为孟真联系，边区政府和抗大都同意了，并热情接待了他们。在抗大参观期间，孟真、马濯江在一教员处发现了一本油印讲义《党的建设》。他乘人没有注意之机，将《党的建设》偷偷装进了衣袋。
孟真回到“肤施县”政府后，马上翻阅了《党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