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中间提到的“唯生主义”，就是指陈立夫20世纪30年代指使其机要秘书刘百闵等人炮制的一本以陈立夫名义出版的《唯生论》。
对陈立夫、陈果夫等国民党顽固派高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作了科学的论述，他说，资产阶级顽固派完全不知道历史的变化，其知识的贫乏几乎等于零，他们既不知道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区别，也不知道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的区别。
毛泽东说，共产党人承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相同，但共产党承认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阐释的三民主义，希望顽固派先生们在其“限共”、“溶共”、“反共”等扬扬自得的工作之余，也去翻阅一下孙中山先生的这个宣言。因为孙先生在这个宣言中说过“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看了孙先生这个宣言，就可知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真三民主义，其他都是伪三民主义。只有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三民主义”的解释，才是“真释”，其他一切都是伪释。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及其目的也作了论述。
《新民主主义论》的面世，使许许多多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思想上雾散云去，茅塞顿开，一些大中学校的师生还互相传阅，并自发组织座谈会，交流学习心得。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疯狂查禁进步团体和毛泽东著作（6）
中统特务看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后，马上买了几本送给徐恩曾，徐恩曾过了目又送给陈立夫看。毛泽东的文章和著作，陈立夫过去看过一些，尤其是在国民党高层中广为传颂的《论持久战》，他曾看过多遍。对毛泽东的才学、文笔，陈立夫心里还是颇佩服的。由于那本书主要是谈抗日，又写得无话可说，国民党没有理由查禁，重庆各书店销售了不少。
这一次就不同了。陈立夫认为问题很大，特别是毛泽东在书中指破了国民党一天到晚高唱的“三民主义”不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伪三民主义，又公开说要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使他感到难以容忍，认为这是共产党要推翻国民党政府的信号。
陈立夫立即将此事报告了蒋介石，并建议对此书予以查禁。蒋介石看过《新民主主义论》之后，与陈立夫也有同感，表态同意对《新民主主义论》进行查禁。
1940年6月13日，根据蒋介石、陈立夫的指示，国民党中央国家杂志审查委员会，给重庆新闻检查局发文，下令查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此令发下去后，遍布重庆各个角落的中统特务马上到各书店、书报摊上进行查禁。
有趣的是，特务们虽然下了很大的力气，效果却不理想，因为此书面世后，销得很快，其内容也已深入人心了。国民党特务最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政治杀手陈立夫》 毒死蒋经国情人章亚若策动何应钦捣乱参政会（1）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经过多轮谈判，决定放弃前嫌，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
1938年7月6日，重庆国民政府根据各界人士的强烈要求，又建立了咨询性质的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又称“战时国会”）。参政会共有200名成员，由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中的知名人士组成，其中国民党党员占了89人，共产党则只有7名，他们是：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秦邦宪（博古）、邓颖超、陈绍禹（王明）。毛泽东是中共领袖，从未出席过参政会的会议，因此，共产党参政员实际只有6人。
据逃台的原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雷震在回忆录《新党运动黑皮书》中说，参政会成立时，陈立夫为控制参政会，向蒋介石提议制定了一个内部政策，凡是国民党正式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正式和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均不参加国民参政会，原因是上述4种人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中对国家大事、财政金融政策等问题有发言、表达意见的机会，而另一些有才能的党员及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落选者，在各地方有名气、声望卓著而没有机会到中央政府参与政事的人，应尽量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这样做，一则补偿他们在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选举中落选的失望；二则可使他们在三山五岳的国民参政会里与各党派、进步人士开展斗争。
陈立夫的上述举措，受到一些国民党党棍，尤其是CC分子的赞赏。结果，陈立夫将相当一部分素质低下、劣迹斑斑的国民党CC分子、卑鄙政客网罗到参政会中来。
参政会成立之后，陈立夫请示蒋介石同意，又在参政会中成立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党团指导委员会”，指导委员为叶楚伧、陈立夫、朱家骅、王世杰，叶、朱二人说话算不了数，尽量少管事，王世杰负责外事工作，加上与陈立夫势不两立，很少过问参政会的事，实际在幕后指挥调度的系陈立夫。指导委员会还另设干事两人，一为吴开先，一为雷震，吴开先后来被派到上海去侦办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投敌集团的案子，陈立夫又提议由CC分子、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洪兰友接任。
另外，陈立夫为应付各在野党，还物色了两名打手，一是许孝炎，二是李中襄。这两人口才甚好，喜欢与人争斗，一旦遇到批评国民党的质询或提案，尤其是遇到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实行宪政、保障人民各种权利和言论自由的提案，许孝炎和李中襄就必会根据陈立夫的旨意马上跳出来反驳、攻击。他们两人的所作所为，目的就是为了得到陈立夫的肯定和表扬。
参政会每次开会，陈立夫等党团指导委员就要举行数次会议，讨论研究如何对付共产党等在野党派和进步人士的质询，如何阻止打击其他党派及进步人士的提案等。
《政治杀手陈立夫》 毒死蒋经国情人章亚若策动何应钦捣乱参政会（2）
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忍辱负重，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基于上述原则，人数很少的共产党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内与国民党顽固派、CC分子展开了一场又一场尖锐、激烈的斗争。
1941年1月，蒋介石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共两党关系降到了最低点。为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共产党参政员曾多次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会议。后来，国共关系有所缓和，中共参政员为了抗战大局，出席过1941年底至1942年初的二届二次、三届三次会议，对国民党在会上的一些不明智的做法，也作了一些忍耐。
到了1943年春末夏初，蒋介石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秘密调集大批军队，准备发动以进攻陕甘宁边区为主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后因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察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军事反击、强大的反内战舆论攻势，迫使蒋介石改变了进攻边区的计划。
1943年8月底，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拟定9月中下旬召开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9月初，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将会议通知发给了所有参政员。
1943年9月6日至13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在这次大会上，以陈立夫为首的CC分子一再诬蔑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并通过了反共决议案。会议还同意国民参政会提出的9月18日召开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陈立夫参加了五届十一中全会，他得知要开国民参政会，心中即刻滋生了借此次会议之机搞一次反共活动的想法。他决定散会后，去策动何应钦和CC分子在参政会上捣乱，把参加会议的共产党人搞得狼狈不堪。
其实，陈立夫以前就曾利用中统特务对国民参政会搞了许多小动作。
原中统特务刘介鲁在《中统特务在重庆》一文中说，每年一次的国民参政会，虽然国民党员占了大多数，一切均为国民党控制，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人士还是经常利用这个合法的讲坛，对国家大事发表一些意见，对国民政府的腐败现象进行一些揭露和质询，并提出许多有利于团结抗战而不利于分裂投降的建议与提案。
每到开会时刻，蒋介石为了对共产党采取对策或进行辩解，需要事先了解非国民党人士的质询、建议和提案内容。因而，会前及会议期间，中统特务机关便千方百计地搜集这方面的情报。中统局根据蒋的指示，使出浑身解数，动员所有有条件接触国民参政员的人利用各种机会去刺探、了解他们准备提出的质询和提案，以及他们对会议的感想。有时，他们以记者的身份对有关人士进行访问，据以推测；有时出动便衣特务加强对共产党、民主同盟和其他民主人士中的参政员进行秘密监视，特别是他们之间的相互往来情况。
刘介鲁还说，国民参政会期间设有招待所，外地到重庆的参政员均住在招待所内，中统重庆实验区的特务便伪装成招待所的侍役（茶房），偷听参政员之间的谈话，以打扫室内卫生为由，偷看、抄录甚至窃取他们所写的材料底稿，参与这项活动的特务人员在会前和开会期间，经常是白天和黑夜都在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尽管如此，中共和民主党派参政员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一些质询和提案，往往事前仍然无法获悉，因而在会上正式提出时，使蒋介石难以应付。遇到这种情况，蒋介石不是答非所问，就是耍无赖，事后就大发脾气，骂中统特务无能，事先没有侦到情报。因此，每当国民参政会开会时，有的中统特务就设法躲开这项活动，推脱不掉的只能自认倒霉。
《政治杀手陈立夫》 毒死蒋经国情人章亚若策动何应钦捣乱参政会（3）
蒋介石经常发中统特务机关的脾气，陈立夫均很清楚，由于表面上他未主管中统特务，便暗中在国民党大员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人中活动，鼓动他们充分利用参政会这个讲台，打击共产党。
何应钦是国民党及军队中反共死硬分子，陈立夫经常以串门、走访的名义，策动何应钦在参政会的报告中，要加大反共的分量和力度，使大家都看清共产党的面目。他还经常对何应钦说：“你不能光顾军事，还要在意识、宣传方面积极反对共产党。”
陈立夫的鼓动，对何应钦甚有影响。因而，何应钦屡次在参政会作军事报告时，借机反共，无端地对共产党及其武装进行诬蔑诽谤。
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前后，国民党掀起一股反共狂潮，各报刊除发表了大量反共文字外，还策动亲近国民党的少数民间团体，电请毛泽东取消“封建割据性质”的共产党组织及其边区政府。
与此同时，重庆政界还风传将利用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通过反共决议，开展反共运动。
鉴于国内政治空气有些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