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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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中国- 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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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丑陋的中国人(5)

    有一则美国的小幽默,一位气象学系老师举行考试,给学生一个气压计,叫他用“气压计”量出楼房的高度──意思当然是指用“气压”测量高度,但那位学生却用很多不同方法,偏偏不用“气压”,老师很生气,就给他不及格。学生控诉到校方委员会,委员会就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回答,他说:“老师要我用那个气压计来量楼有多高,他并没有说一定要用气压,我当然可以用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委员会的人问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学生说:“还有很多,我可以用绳子把气压计从楼上吊下来,再量绳子,就知道楼有多高了。”“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学生说:“还有,我可以找到这栋楼房的管理员,把这个气压计送给他,让他告诉我这个楼有多高。”这个学生并不是邪门,他所显示的意义,就是一种想像力和思考力,常使糨糊脑筋吓死。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于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么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后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明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险,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乏鉴赏能力,什么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    
    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以认识字的人,都在那里批注孔丘的学说,或批注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于这个酱缸深不可测,以致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干屎橛。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什么,我就有什么。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    
    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鉴赏家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收集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请求他送一套或卖一套给我,他当场拒绝,因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挥和乐队演奏,并不一样。我听了很惭愧,他就是一个鉴赏家。    
    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自由、权利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我们如果有鉴赏能力,就一定要争取选举,严格选择对象;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不出,能够怪谁?好比说画画,假使我柏杨画了毕加索的假画,有人看到说:“这真好!”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是你瞎了眼!是你没有鉴赏能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毕加索的画就不会有人买下,假画出笼,真画家只好饿死。买了假画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了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结果把门装颠倒了,主人说:“你瞎了眼?”裁缝师傅说:“谁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错人!”这个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没有鉴赏能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


第一部分中国人与酱缸(1)

    本文是柏杨于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六日在美国纽约孔子大厦的讲辞。    
    今天主席给我的题目是“中国人与酱缸”,如果这是一个学术讨论会,我们就要先提出来,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酱缸?我想我不再提出来了,因为这是一个画蛇添足的事情。世界上往往有一种现象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如果把它加一个定义的话,这事的内容和形式却模糊了,反而不容易了解真相,在这种情况之下,讨论不容易开始。    
    记得一个故事,一个人问一位得道的高僧———佛教认为人是有轮回转生的,说:“我现在的生命既是上辈子的转生,我能不能知道我上辈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既是下辈子又要转生,能不能告诉我下辈子又会转生什么样的人?”这位得道高僧告诉他四句话:“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做者是。”假定你这辈子过的是很快乐的生活,你前辈子一定是个正直宽厚的人;假定你这辈子有无穷的灾难,这说明你上辈子一定做了恶事。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在座的先生小姐,如果是佛教徒的话,一定很容易接受,如果不是佛教徒的话,当然不认为有前生后世,但请你在哲理上观察这段答问。    
    我的意思是,这故事使我们联想到中国文化。在座各位,不管是哪一个国籍的人,大多数都有中国血统,这个血统不是任何方法可以改变的。不高兴是如此,高兴也是如此。我们所指的中国人是广义的,并不专指某一个特定地区,而只指血统。    
    中国人近两百年来,一直有个盼望,盼望我们的国家强大,盼望我们的民族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但是,多少年以来,我们一直衰弱,我们一直受到外人的歧视,原因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们自己要负责任。但是,从文化上追寻的话,就会想到刚才所说的那个故事,为什么我们到今天,国家还不强大?人民还受这么多灾难?从无权无势的小民,到有权有势的权贵,大家方向都是一样的,都有相同的深切盼望,也有相同的深切沮丧。    
    我记得小时候,老师向我们说:“国家的希望在你们身上。”但是我们现在呢?轮到向青年一代说了:“你们是国家未来的希望。”这样一代一代把责任推下去,推到什么时候?海外的中国人,对这个问题更加敏感,也盼望得更为殷勤。今天我们国家遭到这样的苦难,除了我们自己未能尽到责任以外,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包袱是很沉重的,这正是所谓前生因,今世果。    
    前天我在波士顿博物馆,看到里面陈列着我们祖母时代的缠足的鞋子。我亲身的经验是,像我这样年纪的妇女,在她们那时候都是缠足的,现在你们年轻人听来简直难以想像。为什么我们文化之中,会产生这种残酷的东西?竟有半数的中国人受到这种迫害,把双脚裹成残废,甚至骨折,皮肉腐烂,不能行动。而在我们历史上,竟长达一千年之久。我们文化之中,竟有这种野蛮部分?而更允许它保留这么长的时间,没有人说它违背自然,有害健康,反而大多数男人还认为缠小脚是值得赞美的。而对男人的迫害呢?就是宦官。根据历史记载,宋王朝以前,但凡有钱有权人家,都可自己阉割奴仆。这种事情一直到十一世纪,也就是宋王朝开始后,才被禁止。这种情形,正说明我们文化里有许多不合理性的成分。而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合理性的成分,已到了不能控制的程度。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地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    
    说到酱缸,也许年轻朋友不能了解。我是生长在北方的,我们家乡就有很多这种东西,我不能确切知道它是用什么原料做的,但各位在中国饭馆吃烤鸭的那种作料就是酱。酱是不畅通的,不像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样澎湃。    
    由此死水不畅,再加上蒸发,使沉淀的浓度加重加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所谓前生因,就是这样。    
    中国文化中最能代表这种特色的是“官场”。过去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就在做官。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场”,是由科举制度形成,一旦读书人进入官场之后,就与民间成为对立状态。那个制度之下的读书人,惟一的追求目的,就是做官,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可以做官,做了官就有美女和金钱。从前人说,行行出状元,其实除了读书人里有状元,其他人仍是不值一文的工匠。那时候对其他阶层的人,有很多制度,不能穿某种衣服,不能乘某种车子。封建社会一切都以做官的人的利益为前提。封建社会控制中国这么久,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和力量,在经济上的变化比较小,在政治上却使我们长期处在酱缸文化之中,特征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使我们的酱缸文化更加深、更加浓。    
    在这种长期酱在缸底的情形下,使我们中国人变得自私、猜忌。我虽然来美国只是短期旅行,但就我所看到的现象,觉得美国人比较友善,比较快乐,经常有笑容。我曾在中国朋友家里看到他们的孩子,虽然很快乐,却很少笑,是不是我们中国人面部肌肉构造不一样?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太阴沉?    
    由于民族的缺乏朝气,我们有没有想到,造成这样的性格,我们自己应该负起责任?中国人的人际之间,互相倾轧,绝不合作。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日本侦探长训练他的探员,要求他属下看到每一个人,都要怀疑他是不是盗贼。这种心理状态用于训练刑事警察是好的,但是中国人心里却普遍地有这种类似情况:对方是不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形成彼此间的疑惧,这种疑惧使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    
    我们是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有资源,有人口,八亿或者十亿,能够同心协力的话,我们在亚洲的情况,哪里会不及日本?    
    由于长期的专制封建社会制度的斫丧,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年代久远下来,使我们多数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气,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而再不能思考。一切行为价值,都以酱缸里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为标准。因此,没有是非曲直,没有对错黑白。在这样的环境里,对事物的认识,很少去进一步地了解分析。在长久的因循敷衍下,终于来了一次总的报应,那就是“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外来文化横的切入,对中国人来说,固然是一次“国耻纪念”,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未尝不是一次大的觉醒。日本对一些事情的观察,跟我们似乎不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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