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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喜欢做媒，做不成就懊恼。秀华本来无意再嫁，但因“秀华和卢先生都是桂林人，要是两人配成了对，倒是一段极好的姻缘”，所以老板娘苦口婆心劝诫她，一方面又去打听卢先生的“家当”，探知他养鸡赚的钱，利上加利，“起码有四五万，老婆是讨得起的了”，便欢欢喜喜做一桌子的桂林菜，请两人吃饭做媒。卢先生的拒绝，“气的我混身打颤，半天说不出话来，天下也有这种没造化的男人！他还想吃我做的冒热米粉呢！”
三、地域观念与势利眼。老板娘只爱自己家乡，看不起他乡。米粉，当然啰，只有桂林花桥荣记的才最好，“什么云南过桥细粉！”专爱探人阴私的顾太大，是“那个湖北婆娘”。泼辣浪荡的阿春，是“那个台湾婆”。同样广西同乡，如果是“荣县、武宁，那些角落头跑出来的，一个个龇牙咧嘴。满口夹七夹八的土话，我看总带着些苗子种。那里拼得上我们桂林人？一站出来，男男女女，谁个不沾着几分山水的灵气？”秀华后来终于出嫁，而且嫁得一个富厚的商人，老板娘才原谅了卢先生。“倒底算他是我们桂林人，如果是外乡佬！”老板娘不仅对人的出生地，用“势利眼”相看，她对阔绰家庭出身的人，也另眼看待。她牢牢记得桂林那些“大公馆”的人物，并说：“能怨我偏向人家卢先生吗？人家从前还不是好家好屋的，一样也落了难。”
四、爱唠叨，多管闲事。老板娘显然是个外向人物，很喜欢同人打交道，搭讪聊天，难怪“长春路这一带的住户，我闭起眼睛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来了”。她向顾客吹说她以前是多么美的一个美女，便是她“多话”之一证。那些广西同乡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私事，她都了如指掌，而且喜欢品头论足，说人是非。她噜噜苏苏评议李老头子和秦癫子，就是好例子。老板娘取笑顾太太（卢先生的房东）：“这个湖北九头鸟，专爱探人阴私。”其实，这正是“五十步笑百步”。她自己，还不是津津乐道别人的“阴私”：什么秦癫子“去摸一个卖菜婆的奶”啦，“我看八成是花痴”啦，又批评阿春“两只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见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等等，例子不胜枚举。当顾太太告知她卢先生如何和阿春姘上，两人如何大白天里赤精大条的性交，她嘴里虽然嗔怪顾太太“包打听，谁家媳妇偷汉子，她都好像守在人家床底下似的”，可是自己却也听得好感兴趣的。
除了上述这些中国社会的中老年妇人常犯的“通病”，又因为老板娘是一个小生意人，深知维持生活之不易，她具有十分现实的眼光和作风，总是以“赚钱过活”为第一要务。她抱怨来她店里吃饭的小公务员，“个个的荷包都是干瘪瘪的……想多榨他们几滴油水，竟比老牛推磨还要吃力”。李老头子上吊后，“他欠的饭钱，我向他儿子讨，还遭那个挨刀的狠狠抢自了一顿”。因而抱怨道：“我们开饭馆，是做生意，又不是开救济院”。好难得碰见卢先生这么一个桂林同乡，来店里包饭，当然她要特别加些料：牛肉是腥子肉，猪肉都是瘦的。每礼拜又亲自下厨一次，特地为他做一碗免费的冒热米粉，好亲切！好有人情味！却又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我这么已结他，其实还不是为了秀华。”原来是想替她先生的侄女儿做媒来了！卢先生的拒绝，使她气急败坏：“他还想吃我做的冒热米粉呢！谁不是三百五一个月的饭钱？一律是肥猪肉！”如此，老板娘做事，常是有现实动机的。后来卢先生去世，她到他住所去——不是为了去替他掉一把泪，而是想拿点卢先生的东西，来抵押他欠饭店的两百五十块钱。最后她决定拿走那幅桂林水东门外花桥的照片，还是因为“卢先生房里，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搜不出”！
我们还注意到，卢先生的房东顾太大，平时是老板娘的麻将搭子，两人往来甚密，总是一同说长道短，论人是非，又谈又笑，不亦乐乎。可是老板娘到卢先生房里找东西抵押饭钱的时候，顾太太原先的“满面笑容”却变成了“冷笑”，说道：“还有你的份？他欠我的房钱，我向谁讨？”便爱理不理的掉头走开。而老板娘，环顾卢先生空空的房间，暗想：“那个湖北婆不知私下昧下了多少东西！”人常是这样的，特别是生意人。平时一道玩，一道笑，可是一旦利害冲突，就冷言冷语，互相猜忌。这真是逼真不过的写实！
然而，现实生活撇开不论，老板娘却也有一颗温暖的心，和人情味。卢先生被表哥欺骗，理想破灭之后，“我看他一张脸瘦得还有巴掌大，便又恢复了我送给他打牙祭的那碗冒热米粉”。李老头子、秦癫子、卢先生死后，老板娘都为他们烧钱纸，这固然是为了求回自己店门的吉利，却也不能说没有人情的成分在内。一日，卢先生脸色灰败，只扒一口饭就往外走，她便“赶忙追去拦住他”，问个究竟。后来卢先生两礼拜没来店里吃饭，“我以为他生病，正要去看他”，却才得知他姘上了阿春。她的关切，总是掺杂着爱管闲事的成分，但总能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虽然如此，在小说全文六节段中，只有一节段，真正展示出隐含在她现实个性里的那么一点“柔肠”性。那就是她到巷口小公园纳凉，偶然遇见卢先生独坐石凳上拉弦子的一节。
由于卢先生拉的正是桂林戏，这个曾是“大戏迷”的老板娘，突然间兴起了一份乡愁。她说好说歹央求，卢先生终于调起弦子，唱了一段《薛平贵回窑》。这出桂戏，是讲唐朝大将薛平贵征番邦，被虏，在番邦与公主结婚，他的发妻王宝钏在寒窑中苦守十八年，才等着平贵回窑。老板娘听着卢先生以清润嗓子唱“十八年老了王宝钏”，突然间“不禁有点刺心起来”。
她之感觉“刺心”，当然，是因为联想到自己的遭遇命运。她把自己联想成王宝钏，苦守到老，却又觉得连王宝钏都不如，因为人家到底把薛平贵等着了，而自己丈夫，打仗打得下落不明，恐怕是永远等不回来的了。她和卢先生在石凳上坐了好一会，听着他随便拉弦，居然朦朦胧胧睡去。梦幻中，她看到“那薛平贵又变成了我先生，骑着马跑了过来”。
由此可见，虽然老板娘多年前就夜里梦过丈夫，血淋淋的一身，而知“他已经先走了”；虽然她劝秀华改嫁时，能够凭着理智说“早知如此，十几年前我就另打主意了”，可是她心底里却还保留着一个幻想，暗中期盼有一天丈夫会回到她身边来。尽管她每日在现实中过活，总是嘻嘻哈哈的絮聒，她的心灵深处却暗藏一份说不出口的悲哀。当她因听到卢先生拉桂戏而偶然触动这份悲哀，突然之间她好像性格完全改变，变得严肃起来，高贵起来，不再絮聒，不再嘻笑（作者主要靠叙述“语气”传达这一印象）。这，正和金大班回忆初得月如童贞之一幕，意味相同。在此短暂时刻，老板娘的日常俗气一涤而净，她的浮躁也完全消失。于是她真正同情地，由衷关切地（不是多管闲事地），问起卢先生关于他未婚妻的一些事情。
卢先生拉桂戏这一节（全文六节中较短的第三节），除了上面解释的含义外，另又有一重要作用，便是把老板娘本人的故事遭遇，和她所述叙的卢先生故事遭遇，做某种意义上的契合。如此，王三姐苦等薛平贵，就不单暗示老板娘在梦中苦等失踪的丈夫，也暗示卢先生耐心苦候他一心一意恋爱的罗家姑娘。（当然，亦可引申影射一般居台的外省人心情。）王三姐等待十八年，终于等着了薛平贵。可是卢先生、老板娘等人，却空空的白等一场。这，当然是很具有反讽意味的。
《花桥荣记》的悲剧主角，当然还是卢先生这个人。我们可以从老板娘的琐碎叙述描绘中，归纳得知他原是一个斯文尔雅，具有异常温柔心肠，十分有耐性，十分珍重自己，心地洁净善良，坚贞不渝的中年男子，叙述者平日见他在街上，小心翼翼保护一大队小学生过十字路。
不知怎的，看见他那副极有耐心的样子，总使我想起：我从前养的那只性情温驯的大公鸡来，那只公鸡竟会带小鸡的，它常常张着双翅，把一群鸡仔孵到翅膀下面去。
把卢先生比喻为温驯的、会带小鸡的公鸡，可见他是一个颇具女性温柔气质的男人。后来他唱桂戏，“我没料到，他还会唱旦角呢，挺清润的嗓子，很有几分小金凤的味道”。这也暗示他多少有点女性化的倾向。
居台十五年内，他紧紧拥抱终有一天能和罗小姐相聚成亲的理想，以他那超乎寻常的耐心，坚贞自守，满怀希望，不出半句怨言，也从不自怜自艾。比如他唱《回窑》后，老板娘还会“吁了一口气”，感叹道：“人家王三姐等了十八年，倒底把薛平贵等着了——”可是卢先生，却连一声叹息都不发，只“笑了一笑，没有作声”。
表哥从香港传给他的“好消息”，把他久积的希望，提升到最高潮。他两手“紧紧的捏住那封信不肯放，好像在揪住他的命根子似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他以为是罗家姑娘写的信，其实是他表哥伪造的。作者如此暗示，卢先生像揪住命根子似的紧捏之理想，其实是一个没有实质，不能实现的幻想。
当他终于领悟受骗，这一现实之重棒，把他的理想击成粉碎。他丧失攒了十五年的积蓄，就是暗示他丧失积蓄了十五年的期待。而他这份丧失，不是由于他自己的任何过错或罪咎，却是由于全然超出自我控制能力外的“被骗”。所以他受表哥欺骗，即意味受命运欺弄。以象征含义来解释，表哥就是诡谲不可测的命运之“神”或“魔”。难怪卢先生哭喊道：“他不是人！”
理想粉碎后，卢先生变成了完全相反的一个人。他变得自暴自弃，凌辱自己洁净之身，光天化日，和“肉弹弹”的阿春厮混性交。阿春一角，即影射卢先生长久压抑的“肉性”。他之低头屈服于阿春的雌威，任由她嚣张作势，就是暗示他的“肉”起而制伏了“灵”，把“灵”歼灭。改变以后的卢先生，温柔气质没有了（捉好打阿春耳光），耐心没有了（拿小学生出气），弦子也不拉了（“弦子还挂在墙壁，落满了灰尘”）。他变得自怜起来，徒然想抓回逝去的青春，把花白的头发胡乱染得漆黑，脸上用雪花膏涂得粉白。这种悲枪可悯的无用企图，却使老板娘想起一个五十大几的老戏子，唱扇子生，化装表演“宝玉哭灵”，可是遮盖不住老朽原形，看得人心里直难过。
“灵”的丧亡，就是人性尊严的丧亡。卢先生捉好，被打伤咬伤，就是作者以身体之遭受残虐，影射灵魂之遭受残虐，以及人性尊严的碎裂扫地。卢先生伤愈后，左边耳朵的耳垂不见了，头发一部分漆黑，一部分花白，“看着不知道有多滑稽”。面对这样一个丧失了尊严的人，难怪“他一进来，我们店里那些包饭的广西佬，一个个都挤眉眨眼瞅着他笑”。
这篇小说既然是从老板娘的观点写成的，作者当然不曾探入卢先生的思想意识。但我们可以想像卢先生的内心，该是多么的憎厌痛恨这个改变以后的自己。领小学生在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