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一位文坛伟人的鄙视和指责。
在记录和回忆中，不同的人都证实发生过这种事，但具体细节却各有不同，特别是丁玲说过：“我写这封信的时候，还不认识胡也频，更不认识沈从文。”这就引发出了丁玲和胡也频、沈从文究竟是在何时认识的问题。
丁玲回忆是在1925年3月间从香山搬至西城辟才胡同一间公寓。鲁迅收到她的信是4月30日。她是在此后不久离开北京的。如果她的回忆是确切的，那么，她与胡也频、沈从文的结识，便应是在四月下旬到她离开北京的时候之间，而这段时间并不长。
荆有麟的回忆，从另一角度可证实了丁玲所说的写信、认识胡也频、沈从文的时间顺序。他谈到，在鲁迅收到丁玲的信之后不到半个月，胡也频就来找他：事有凑巧，过了不到半
月，胡崇轩（即也频）忽然跑来找我。要我代他弄一点路费，说他当天要到湖南去。问他什么事，他说：“昨天晚上，在老项（项拙）一个同乡房里吃饭。有一个女的我马上爱上了。高兴得不得了。当时竟喝醉。今天早晨起来，打算去看她，便问老项那位同乡，她住在什么地方。据说：她已于今早搭车回湖南去了。我现在马上赶她去。就搭今天晚上车走。你赶快出去代我活动二十元钱罢！我还要再想办法去。你弄到钱，到老项那里等我！”
荆有麟说，他就是在此时从胡也频这里打听到了确有丁玲此人。
丁玲实有其人，而且并不是休芸芸即沈从文的化名，此时却证实了，我便将胡崇轩告诉我的话，转告鲁迅先生。鲁迅先生还问我丁玲是怎样一个人。
荆有麟的叙述也有不确之处。如丁玲不可能在认识胡也频的第二天就离开北京，但胡是在鲁迅收信之后才认识丁玲并且一见钟情，则是可以确定的。
后来，鲁迅在知道丁玲实有其人后，说了这样一段话：“那么，我又失败了。既不是休芸芸的鬼。她又赶着回湖南老家，那一定是在北京生活不下去了。青年人大半是不愿回老家的。她竟回老家了，可见她抱着痛苦回去的。她那封信，我没有回她，倒觉得不舒服。”
对沈从文，鲁迅没有说什么，他不知道，他的这一误会，在这位年轻而又带有固执、自傲的湘西人那里，对心灵和情感会有多么深的刺激和影响。
美国汉学家金介甫曾问过沈从文当时是否知道此事，沈说他几乎立即就知道了。
为此，他感到恼怒。在这以后的岁月里，同是作家，两人却一直保持一定距离，在有的问题上，还发生争论。尽管沈从文和鲁迅的矛盾，有着思想和见解的原因，但早年结下的这一误会，不能不影响各自的情绪。
尚未认识，就因一封信而产生奇怪的联系，这不能不说是沈从文与丁玲的几十年恩恩怨怨的独特的、富有戏剧意味的开始。
1925年5月，丁玲、胡也频都离开了北京，沈从文经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和梁启超的介绍，从城里到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当办事员。
1925年秋天，住在香山的沈从文，第二次见到了丁玲。此时，她不再像给鲁迅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忧郁和苦闷，而是从追她而去湖南的胡也频那里，获得了爱情的喜悦和兴奋。
姚蓬子是丁玲后来30年代在左联时期的一个友人，他曾听丁玲讲述她同胡也频同居前后的情况。姚蓬子说，丁玲在认识胡也频之前，曾一度感到孤独、郁闷。他写到：她又讲到到了上海之后，怎样和当时那一班革命的知识分子混在一起，可是因为自己年纪小，同时别人也只将她看做一个小孩子，只同她玩着，闹着，这时她算是生活在一阵天真的热闹中。后来在种种打击下不愿意再呆在上海了，便飘然流浪到北京去。那一段时间，她完全沉到一种什么人也不理解的，也不愿意什么人理解的，只自己深切地痛感着的颓唐中，一直到和也频同住。（《我们的朋友丁玲》）姚蓬子记述了这样的故事：丁玲时常一个人跑到陶然亭去，或者有时夜间喝醉酒，就在昏暗的古城里茫然地踟躇。有一次，大概是除夕夜，丁玲在朋友家吃过年夜饭，已是三更天，她已喝得迷迷糊糊难以自持。可是，她坚持要回家。
她挣扎着身子起来，一定要回家。不管大家竭力拦阻和劝诱，还是要走出门去。
最后无法可想了，朋友决定自己伴她回家，路上也好放心些，可她不答应。一个人坐上洋车，也不说地方，叫车夫一直往前面拉去。等到被冷风吹散了酒气时，睁开眼睛往四周看看，冷落的，只昏黄的电灯光霜似的凝在地面上，不知被拉到一个什么荒凉的地方了。（《我们的朋友丁玲》）如今，孤独和郁闷已离开丁玲飘然而去，尽管这不会久长。
丁玲和胡也频双双搬到香山，成了甜蜜的新婚夫妇。他俩一道前来看望沈从文，这次相遇，丁玲给他留下的印象与第一次有所不同：中秋那天我在他们香山小屋里看到她时，脸上还有新妇腼腆的光辉，神气之间安静了些也温柔了些。问她还喝不喝酒？她只微笑。问她还到芦苇里去读诗没有呢？也仍然只有微笑。我心里就曾想说：“你从前不像个女子，只是不曾有个男子在你身边，有了男子到你身边，你就同平常女人一样了。”（《记丁玲》）最初，他们三人都住在香山，虽然不在一起，但来往频繁。对于丁玲，这段时间，是她和胡也频的爱情生活最浪漫、最富诗意的日子。在沈从文的记述里，他们贫困却不痛苦，在月光下，在古城墙与田野之间，他们无忧无虑，或哭，或笑，或雨中奔跑，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有时，他们断了炊，便跑到沈从文的住处，同他一起吃慈幼院大厨房的粗馒头。
如果两人吵架，其中的一个就会跑到沈从文这里来，诉说冤屈。
沈从文和胡也频在香山期间，仍在继续努力创作着。他们的小说或诗，虽然在报纸副刊上时有发表，但仍然未能成为引人注目的新星。丁玲此时与文学创作则没有任何关系，她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文学才能，只是出于兴趣而埋头读着小仲马的《茶花女》、莫伯桑的《人心》、屠格涅夫的《父与子》。
尽管如此，丁玲却以她的杰出艺术才华，赢得了两位男子的钦佩。他们写出的作品，常常先拿给她阅读，并听听她的批评。沈从文承认，当时丁玲的文学欣赏水平比他和胡也频都要出色。他说：在文字方面还并没有显出这个作家的天才时，在批判上却先证明了她的某种惊人的长处，业已超过了两个男子。什么作品很好，好处在某一点上，好中小小疏忽处又在某章某段，由她口中说出皆似乎比我们说的中肯。……丁玲女士则因为同人相熟较少，自己又不写作，并且女人通性每一篇文章总那么细心的看了又看，所看的书又那么纯。因此对于好坏批评，比起两个男子来实在公正一些，不拘什么成篇成本的小说，给她看过以后，请她说出点意见时，这意见必非常正确，决不含糊。（《记丁玲》）沈从文还认为，丁玲当时虽然没有开始写作，但仅仅从她写的信，也可以看出她的语言能力。丁玲善于写平常问讯起居报告琐事的信，同样的话，别人写来非常平常，但在丁玲笔下，则生动而贴切。她还能极为简明扼要亲切地表述别人讲述不清的事情。这些，都给沈从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沈从文和胡也频每天做的办刊物的计划，丁玲没有太大的兴趣。虽然他们总是设想她是办刊物时的一个得力帮手，可她只是笑笑，从不认为自己也会走上文学之路。偶尔丁玲也帮他们筹划，但并不是兴趣所至，而是有时收到胡也频的退稿，为了安慰他才这样做的。
香山上的三人，处在亲密、融洽的关系之中。这是富有青春气息的生活，这是可以用浪漫的笔调来描述的文学家的一段很有意义的历程。三人之间，这时才真正开始了他们的友谊。
人们经常好奇地寻思他们之间的关系，后来更有报上的捕风捉影的种种消息。
在两个情人之间，沈从文究竟处在什么位置呢？
沈从文是在用他特有的观察人性的目光，观察着面前的男女，特别是女性丁玲。
她虽常在爱情中目眩神迷，却仍然少了些东西，她感情中要一个同伴，来与她享受目前，计划未来，温习过去，海军学生则似乎特别关心目前，对于未来不能有所打算，对于过去毫无兴味可言。因此在那时节，她虽然同这个海军学生住在一处，海军学生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年轻人的身体，却不能在此外还给她什么好处。为了发散这两方面的感情，她对于一个能够同她温习过去商量未来的朋友，自然似乎就觉得待遇应当温柔些，亲切些。（《记丁玲》）这样的朋友就是沈从文。他可以和丁玲一道回忆湘西的山山水水和风俗人情。每到他们谈到这些感兴趣的话题时，胡也频就只好被冷落一旁，任他们操着乡音，快乐地交谈。
他们的亲切，开始曾引起了胡也频的不满。
第一部分第3节 引起胡也频的猜疑
这仿佛极不利于海军学生，有些时节因这些事情刺激了海军学生，海军学生皱了眉毛装作生病的事也一定有过。但过不久这孩子却聪明了一些。他看清楚了那圆脸女孩子，在我一方面，永远皆不能够使我引起像他那种烦乱的感情，同时且明白她需要我处只是谈谈闲话，我则简直忘了她是一个女子，海军学生就放心多了，同时几个人友谊也显得更好些了。（《记丁玲女士》）这段话中的“我”，在出版成书时，沈从文改成了“朋友”。
在香山住了一段时间后，三人先后搬进了北京城，并曾一起住进公寓，包括汉园公寓等。从此，他们在北京，在上海，都曾常常住在一起，而关于他们三人同居的流言也就因此而久久不断。对此，丁玲、沈从文都予以否认。
汉园公寓的主人的儿子黄伯飞，多年后回忆他小时候所亲眼见到的他们三人的生活情况。他说，在父亲的公寓里，当时住了一批文学青年，诗人有朱湘、戴望舒等，另外就是沈从文、丁玲、胡也频三人。
这几位住在汉园公寓的青年，我虽然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不知怎的却都知道他们搞创作。我和沈从文所住的房间只是一墙之隔。沈从文的房间是楼房后座二楼左角的一间。我的房间正对着围绕着天井的左边的走廊。沿着左边走廊的两个房间，一间是胡也频的，一间是丁玲的。这两个房间里边彼此相通，他们两个只用靠近楼梯的一个门口出入。
这三个人我常看见是沈从文。他每次从外面回来，差不多总是挟着一些书籍和纸张，脚步迅捷地走到我的房间前边就向左一转走到他的房间去。胡也频总是一早就出去，很晚才回来。有时几天都看不见他。丁玲则多半的时间躲在她的房间里。（《确是有缘》）沈和丁是否有胡和丁同样的关系，由于双方当年都已曾予以反驳，将之斥为谣言，所以现在、甚至永远都不能证实了。其实，人们不必过于着眼于这一史实的真伪。应该注意的是：他们的友谊是现代文坛上的戏剧色彩，他们不同的创作变化和人生的发展，以及各自由此而在中国现代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