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于政治，则人人都应有信仰，否则“反革命”，杀。于文学禁律眼前虽尚不至于如此，然不表示投降，则多灾多难，亦一定。我们是在写文章以外还没有学到“载笔称臣”
的本事，来日大难，可以预卜！我最后可说的话，是先在此来为本刊悼。
《红黑》与《人间》同时与读者见面了。尽管他们牢骚满腹，也信心十足，但刊物并没有显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特色，更没有以特殊的气势，在文坛产生一种震动。他们强调独立，强调走自己的路，固然是可贵的一种文学态度，而且刊物上也发表了一些他们的重要作品。但在编辑刊物上，却使他们无形之中将刊物形成一个狭窄的天地。除了自己的作品，他们没有引人注目地扩大作者队伍。
《红黑》出版了8期，共发表作品48篇，他们三人的作品就有37篇。除了他们之外，叶圣陶、戴望舒、姚蓬子虽然各有作品发表，但数量有限，难以形成气势。几个月里，两本刊物，以及“二百零四号丛书”，基本以他们三人为主，虽然其中有他们创作中比较重要的作品，但不能在上海文坛成为一个新的中心，在读者中也没有产生预想的效果。刊物和出版社的亏损，就不可避免了。
他们毕竟只是热衷创作的青年作家，更不了解上海商品社会的奥秘。他们纵然雄心勃勃，却会因缺乏经验而告失败。
探索和追求，纵然失败，但这努力，如同美好的梦想，会在他们生活中留下值得回味的往事。他们以自己的努力，加入了上海的文学事业，在偌大的大都市五光十色的出版界，闪烁过虽不耀眼但却是美丽的、属于他们自己的一束光泽。
他们逐渐成为上海文坛的一分子，成为许多文人的朋友。与他们经常来往的有戴望舒、施蛰存、姚蓬子、赵景深、杜衡等。他们的勤奋和友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施蛰存半个世纪后写到：“1928年——1929年，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在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租住了两间房子，记得仿佛在一家牛肉店楼上。他们在计划办一个文艺刊物《红与黑》。我和刘呐鸥、戴望舒住在北四川路，办第一线书店，后改名水沫书店。彼此相去很远，虽然认识了，却很少见面的机会。丁玲和胡也频比较多的到虹口来，因为也频有一部稿子交水沫书店出版。他们俩来的时候，从文都在屋里写文章，编刊物，管家。他们三人中，丁玲最善交际，有说有笑的，也频只是偶然说几句，帮衬丁玲。从文是一个温文尔雅到有些羞怯的青年，只是眯着眼对你笑，不多说话，也不喜欢一个人，或和朋友一起，出去逛马路散步。”（《滇云浦雨话从文》）赵景深当年就写过他所见到的沈、胡、丁三人：又有一次，霞村约我去看丁玲，似乎那时也频已经先到山东济南教书去了。那里，丁玲住在一个人家的后楼。时候是冬天，炉子里正生着火。丁玲正在蓝罩的台灯下写小说。我一看，不觉大为惊诧，怎么她的字这样像沈从文呢？可见他们三个是多么要好了。这“三个火枪手”就犹之于戴望舒、施蛰存、杜衡一样，永远是最密切的朋友。所以丁玲连字也写得和沈从文一样。（《丁玲》）《人间》出版三期后停刊（第四期只见目录未见刊物），《红黑》出版至8月停刊。
《红黑》停办的主要原因，是刊物不能赚钱，批发给一些书店的杂志，钱却迟迟收不回来。每个月他们还得按协定付给胡也频的父亲一笔利息。刊物的停办，使他们对上海商业的险恶，有了深切体验。
关于《红黑》的停办，丁玲在1985年时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刊物停办的另一个原因，是沈从文跟我们的思想碰不拢来。那时胡也频左倾了，他读了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的书。（《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丁玲1950年就这样说过。她认为这种合作的结束，实际也是沈从文和她、胡也频的友谊出现了裂缝。这种裂缝，并不是相互之间感情的矛盾，而是沈从文与他们在思想上有了分歧。
第一部分第8节 1931年的新年
胡也频有一点基本上与沈从文和我是不同的。就是他不像我是一个爱幻想的人，他是一个喜欢实际行动的人；不像沈从文是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又反对统治者（沈从文在青年时代的确也有过一些这种情绪），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也频却是一个最坚定的人。……沈从文因为一贯与新月社、现代评论派有些友谊，所以他始终有些羡慕绅士阶级，他已经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满足于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当一个教授。他到吴淞中国公学去教书了。奇怪的是他下意识地对左翼的文学运动者们不知为什么总有些害怕。我呢，我自以为我比他们懂得些革命，靠近革命，我始终规避着从文的绅士朋友，我看出我们本质上有所分歧，但不愿有所争执，破坏旧谊，他和也频曾像亲兄弟过。
……我那时对于我个人的写作才能多少有些过分的估计，这样就不能有什么新的决定了。只有也频不是这种想法。他原来对我是无所批判的，这时却自有主张了，也常常感叹他与沈从文的逐渐不坚固的精神上有距离的友谊。他怎样也不愿失去一个困苦时期结识的知友，不得不常常无言的对坐，或话不由衷，这种心理他只能告诉我，也只有我懂得他。（《一个真实人的一生》）“红黑出版处”的结束，如果丁玲的说法可信，那么，也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和他们在人生道路上各奔前程的必然结果。
的确，他们各自的政治思想、性格意趣、乃至文学品味，有着显著的差别。在北京，这种距离并不明显，但在冯雪峰走进他们中间之后，丁和胡的思想便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冯雪峰那里，他俩，特别是胡也频更加接近了左翼运动，成为热情的革命者。《红黑》第七期上开始连载的胡也频的中篇小说《到M城去》（即《到莫斯科去》），就表明了胡也频创作倾向发生了显著变化。
沈从文的说法与丁玲有所不同。他认为他和丁、胡的思想认识的分歧，主要是在《红黑》停办之后开始明显起来的。
《红黑》停办之后，经胡适的介绍，沈从文到了中国公学教书。胡也频通过沈从文介绍，经陆侃如夫妇的推荐，也到山东济南一所中学教书。丁玲开始计划留在上海专门从事创作，但在胡也频走后不到一个月，她也赶往山东。
从此，三位朋友各奔东西，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
几个月后，因为胡也频在学生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遭到当地特务的通缉，他和丁玲于1930年5月从山东逃回上海，当即就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倾向于革命的热血青年，成为了投身于左翼政治运动的作家。
沈从文这时与他们重逢。他们这次还计划恢复《红黑》，或者在一家报纸上办副刊，但最终如沈从文所说，“那自然还永远只是我们眼前一个空幻的圆光”。
沈从文是在1930年8月离开上海去武汉大学的。在此之前，他已经发现昔日的朋友突然有了非同寻常的变化。他们的作品，愈来愈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国民党政府逐渐严厉的高压政策下，像《小说月报》之类的刊物，不再容易发表他们的作品。出版社出版的书，也屡遭查禁。在这种意趣各不相同的情况下，即使没有经济条件等原因，沈从文和他们计划重办《红黑》，自然只能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
从胡也频那里，沈从文了解过他们所选择的事业。他知道胡、丁二人已经确立了生活目标，他们认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翻身，也皆得在某种强健努力中与勇敢牺牲中完成它的职务，故毫不迟疑，他们把这显然落后的工作捏捉在手，再也不放松了”。
沈从文发现，参加政治活动使丁玲在性情上有了变化，她与胡也频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于北京时期那种热恋。
丁玲女士则表面上光润了些，感情却恬静多了。有时两人皆似乎在生气情形中，打发日子，一件事不能作，但使他们愤怒的，却不是对面一个人的错误，只是为另外一样东西所引逗。两人已把情人们互相睨视的青年闲情抛去，共同注意到社会现象与未来理想上了。（《记丁玲女士》）沈从文与丁玲的确是不同类型的人。
以性格而言，沈从文温和，丁玲泼辣；沈从文以一种虽然带有愤激，但总体是平和的目光审视人生和社会，丁玲则以火一样的热情和嫉恶如仇的目光，对待使她不满的生活和社会。
沈从文并非如丁玲所言习惯安于现状，他也有一种改变自己生活的热情，但他的这种努力和追求，是默默地不停歇地朝着一个自己确立的目标走去。譬如，为了走上文学殿堂，他孜孜不倦的写了一年又一年，最后终于获得成功。这就使得他把文学一直作为一种事业，一种独立的生活。而作品本身，虽然同样也有对社会的批判性勾画，但更多的是以自己独有的艺术家的视角，对人的生命及其生存方式的关注。
丁玲则始终怀着一颗躁动不安的灵魂，热情充溢全身，时刻等待着迸发的机会。
她并不像沈从文或胡也频一直做着文学的梦，但她随着热情的释放，突然就名震文坛，在她那里，小说与其说是文字，不如说是她的感情、灵魂与社会的一种交叉，一种对生活的介入。所以，她的作品常常以对现实生活的及时反映，以愤激、以灵魂的躁动，在文坛产生轰动，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
不同的性情，不同的艺术天性，决定了他们各自的文学取向，同时也决定了他们对社会、对政治的不同态度。
沈从文到武汉之后，通过与丁、胡的通信，进一步了解到他们的变化。在他看来，丁与胡也有所不同。他认为胡也频可以做事业的具体工作，而丁玲则更适合于创作。他把这个意见写信告诉了他们，胡也频回信中曾同意他的这一看法：休，你来信说得是，不仅只那一个
不应放下她那枝笔，便是我自己，也只能从另外一方面得些经验，再来从事写作。（《记丁玲女士》）但是，胡也频也不同意沈从文的一些看法和做法：休，你说的全是空话，同你做文章差不多！你受的苦永远是你自己想象的苦，这种苦却毫无可疑，同时在你生活方面，却是不可能离开的一种东西。你想到的比别人都多，比别人都危险而且野蛮，同时也比别人更显得少不更事。你想的都不是你要做到的或你能做到的，干吗你不想一点像比文章还切实一点的事情？（《记胡也频》）沈从文很担心上海的两位朋友的安全，在他觉得，两个人对革命的发展看得太乐观，而且他们缺乏历史知识，勇敢有余，谨慎不足。一是担忧他们的生命的安全，二是丁玲因而放弃了创作生活，这会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
沈从文的忧虑自然与丁、胡对所从事的事业的热心相距甚远。丁玲在给他的信中表示出她的信念和献身精神：……知道得太多，我们什么事皆不能做了。我们现在只尽我们能够做到的做去，这里不容许个人对于成败过分计较。个人牺牲不足道，因为这是创造一页新的历史，是社会，不是个人！不要为我们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