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观的、讨论性的讲话，对反对我们时代的物理学中和自然科学哲学中的
主观唯心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仍然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
有这样一些科学家，他们提出了种种天才的设想和有过许多伟大的发
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大卫·希尔伯特就属于这一类科学家。马克斯·普
朗克一生中从事研究工作的岁月是很长的，但他完成划时代意义的发现只有
一项，这就是基本作用量子的发现。不过，他的其它许多著作也是对科学的
宝贵贡献。基本作用量子的发现，对整个自然科学具有重大的价值，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因而他的名字同科学史上一些最伟大的名字并列在一起。马克
斯·冯·劳厄说道：“只要自然科学存在，它就永远不会让马克斯·普朗克
的名字被遗忘。我们感到自豪的是，他是德国人。”
八、从头开始，捍卫真理和正义
普朗克生活在多灾多难、动荡不安的战乱年代，他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
身受战争折磨之苦。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领导着德国首屈一指的大学的普朗克来说，是一次
严峻的考验。利斯·迈内特中肯地指出：普朗克在实际政策问题上是没有经
验的，而从“可贵的、天真烂漫的”立场去行动，在他的行动的动机昭然于
世的时候，在他看到了大资产阶级夺权的时候，他感到彷徨不安。所以，他
的政治预见很少实现。正像劳厄所说的，现实总是同普朗克“所预言的”背
道而驰。爱因斯坦也证实这一点，他断言普朗克对政治的了解“不比猫对‘我
们在天之父’了解的更多一些”。
1914年夏天，在德国掀起了民族主义狂热的叫嚣。在上流社会和宗教的
讲台上，人们赞扬战争就像赞扬解放一样。福音主义神学家迪贝利乌斯于
1916年写道：“好啊！解放的暴风雨消除了1914年7月最后两周的无法形
容的闷热。战争的开端象征着伟大的神的启示。上帝在保佑德国人民；通过
战争的阴霾，德国人民看到了栩栩如生的上帝从苍天射向地球的炽热的目
光。德国人民感到了神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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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大学在德意志帝国各学校中起着示范的作用。该大学大多数教授认
为，把德国其他科学家集合在战斗激情的旗帜下是自己的爱国主义义务。人
文科学的代表们特别热心。但是自然科学家也没有袖手旁观，著名的化学家
弗里茨·哈伯赢得了毒气战争发明者和化学武器创制者的可悲声誉。
在形势的压力下，1914年夏天一直到秋天，在普朗克的讲话中开始出现
了直到今天犹令人不悦和感到惊讶的思想与言论。他说过“神圣的愤怒的火
焰冲天”之类的话。他欢迎宣战的那一天，把这一天看作是德国人民“重新
掌握”自己命运的一天。他赞扬那些“成群结队地”离开教师和研究所投笔
从戎的大学生们和青年科学家们，宣称战死沙场是青年科学家可能得到的“最
珍贵的奖赏。”
当然，普朗克在93名德国知识分子1914年10月的呼吁书上签了名，在
这份臭名远扬的、政治上盲目无知和软弱无力的“供词”上签了名。关于这
份“供词”，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说过：离整一百个签名者只差七个施瓦
本人 （施瓦本人是指中世纪施瓦本公国的居民，德国人的别称；还有“糊涂
人”、“蠢人”的意思）。
像伦琴和艾米尔·费歇尔一样，普朗克事先并未了解这个宣言的内容就
在上面签了名。后来他对此深感遗憾。在致罗伦兹的信中，他竭力缓和正是
他的签名对在国外的许多科学家产生的那种不愉快的印象。同时他表示希
望：他将能保持住“顺乎各国人民斗争”的精神和道德。
对普朗克来说，战争是一场从“蓦地滚滚而来的阴沉的政治乌云”中射
出的“箭一般的闪电点燃的世界性灾难”。普朗克也像大多数德国科学家一
样，对帝国主义列强准备对各民族大屠杀的社会经济内幕了解得很少。他曾
经相信：问题在于为了保护民族的神圣而珍贵的东西而进行正义的斗争。
我们不能过分苛刻地责怪这位科学巨人，总的来说，普朗克是一个哲学
味很浓的、过于理想化的科学家。他不是政治家，他所持有的丑恶的政治偏
见来自于某些用心不良的人，他接受的其实是伪装在“爱国主义”之下的狭
隘的“种族主义”。这是普朗克的悲哀，也是整个时代的悲哀。
经过这一次的洗礼，普朗克认识到虚伪的“种族主义”的残酷，从而走
上了反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的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人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于是又有
一些人出来大肆煽动群众中的种族主义情绪。他们全力攻击犹太人，妄称以
相对论和量子论为代表的新物理学是伪学，是犹太人搞出来的欺人之谈。这
种“犹太物理学”不值得一顾（因为他们实在弄不懂），必须打倒。他们提
倡所谓的“德意志物理学”，那大致是指的可以按经典概念来理解的实验物
理学，据说只有这种物理学才有实用的意义，等等。他们正面攻击的是爱因
斯坦，但骨子里则是企图借机搞垮普朗克，从普朗克手里夺取德国科学的领
导权。
特别是当希特勒夺取德国政权之后，以普朗克为代表的正派人士当然就
越来越陷入了十分不利的地位。
普朗克不赞成“纳粹”的政治原则，并谴责它的方法，特别是谴责它根
据种族和世界观的原因对科学家的迫害。
1953年春，普朗克在同希特勒的一次会谈中曾试图抵制对犹太民族科学
家的大批解职。关于在纳粹主义时代的这次会见，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相互
矛盾的报道。人们纷纷赞扬这位科学家本人在其生命中最后一年里对这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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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详细说明。尽管离会见已时过14年，但是凭着他清醒的记忆和无可辩驳
的诚实，看来可以无须怀疑他的谈话的真实性，即使他的谈话并不是十全十
美的。
普朗克的谈话于1947年以《我对阿道夫·希特勒的拜会》为题发表在《物
理之页》上。普朗克写道：“在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后，我作为德皇威廉大帝
科学研究会的会长理应对元首表示敬意。我认为，我应当利用这个机会来替
我的同行——犹太人弗里茨·哈伯说几句话。”普朗克以冷静的客观态度继
续讲述着他列举各种合理论据的一切企图是怎样碰壁的。读着德国精神生活
最新史的这份令人震惊的文件，我们相信，这次会见不可能有别的结局，除
了普朗克所写的结局之外：“……他没有作出回答，转到了一般谈话上，并
作出结论说： ‘人们说我有时神经脆弱。这是误解。我的神经有如钢铁。’
当时他抓住自己的双膝，开始讲得越来越快，并且暴跳如雷，以致我没有别
的办法，只好沉默和告退。”
普朗克没有干预“爱因斯坦事件”。当报刊上出现关于爱因斯坦发表反
法西斯言论的第一篇报道时，普朗克正在去意大利的旅途中，他不愿中断自
己的旅行。他从慕尼黑写信劝爱因斯坦自动退出科学院，以便保证他自己正
当地完成科学院活动和保护他的朋友免受“众多敌人”的攻击。
普朗克向柏林的一位同行承认：开除爱因斯坦的手续将使他同个人的良
心发生痛苦的冲突。他写道：“尽管无底的深渊在政治上把我和爱因斯坦分
开了，但我深信，爱因斯坦的名字将作为柏林科学院最光辉的名之一，受到
未来历史的尊敬。”
当写这些话的时候，爱因斯坦已经宣布退出科学院。即使普朗克本人在
柏林，他也不可能以此改变“爱因斯坦事件”中的任何东西的。但是他也许
能够以对科学院更相称的形式去安排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告别其多年活动的
地方。1933年4月中旬从西西里写的一封信证明：普朗克没有免受良心的谴
责。他有充分理由担心：“爱因斯坦事件”将不是科学院历史上光荣的一页，
因为相对论的创立者在科学中的意义是“难以估价”的。
普朗克从旅行回来之后，立即于1933年5月11日发表声明，他竭力以
此声明改正他在道义上的过失，这个声明作为讨论爱因斯坦退出科学院的结
语而附入记录中。
普朗克声明说：“爱因斯坦先生不仅是许多杰出物理学家之一，爱因斯
坦还是这样一位物理学家，他在我们科学院发表的著作对本世纪的贡献是如
此巨大，以致他的意义只有约翰奈斯·克卜勒和伊萨克·牛顿的贡献可与之
媲美。我认为，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所表达的既是我们科学院同行们的
见解，又是绝大多数德国物理学家的见解。我认为说这些话之所以必要，首
先是为了让后代不要以为爱因斯坦先生在科学院的同行们不能充分理解他对
科学的意义。”
在会议前夕，冲锋队的匪徒们在歌剧院广场焚烧了进步诗人和科学家的
书籍。这件事发生在离科学院会议地址只有几步远的地方。
纳粹分子激烈地攻击普朗克，甚至有人“用科学方法”调查了普朗克的
家世，胡说他在血统上是十六分之一的犹太人。仅此一项，就可想见那些政
治恶棍们是何等的卑鄙无耻了。
1935年1月，在柏林举行了纪念著名化学家、反法西斯主义者和政治流
亡者弗里茨·哈伯的大会，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斯·普朗克的功绩。弗里茨·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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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在此一年前在瑞士去世了。尽管正式禁止了德国各大学、各高等学校的教
授们和德国化学家学会会员们参加这个纪念会，但是普朗克坚持举行了这个
纪念会。他向利斯·迈内特指出：“当然，如果我不被警察逮捕的话，我要
组织这个纪念会的。”奥托·哈恩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普朗克使大家感到
惊讶，他勇气十足地举行了纪念大会。”
这样，普朗克实际上证明了自己观点的反法西斯性质。在“第三帝国”
时期，这使德国科学的权威在国外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科学家当中并没有完
全丧失。
因此，物理学家—纳粹分子斯塔克也像对劳厄和海森堡那样对普朗克进
行辱骂，称普朗克为“白色犹太人”，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1938年，普朗克被迫辞去柏林科学院院长的职务。
1946年夏天，马克斯·普朗克应邀赴伦敦和剑桥参加了牛顿诞生300周
年的庆祝大会。这个邀请，是对他反法西斯功劳的承认，是尊重他在法西斯
年代里不得不承受重大的个人牺牲的证明。
马克斯·普朗克向全世界证明，他是一个以行动捍卫真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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