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主意不错。他母亲八十多岁了，也是个非常棒的人。我相信妈妈和她会相互喜欢的。
十一 孩子
5月19日 星期四
晚上，与赛在饭店用餐的时候，邻桌的一个小男孩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与他的父母及其他朋友也在用餐，然而那男孩却在大厅里来回地跑，高声叫喊着，他的父母都毫不在意，丝毫没有阻止他的意思。
真想把他叫过来，与他谈谈在公共场合，一个好孩子应该具备的礼貌，应该懂得的对其他人的尊重。
可惜孩子就是没有跑到我面前来，赛似乎很能理解我，走到邻桌，笑着对孩子说：“到我这里来玩玩？”孩子认生地不敢过来。
回到桌前，赛说：“我骗他说他很好玩，可他还是不肯来，小孩子总是只愿跟着爸爸妈妈。”
我慨然，是啊，孩子与父母永远有种天然的联系，对于陌生人，他们会怀疑、会警惕，这是天性。
真想有个孩子，自己的孩子。我希望她是个女孩，梳着小辫，扎着蝴蝶结，穿着天蓝色的小裙子，蹦蹦跳跳地围在我跟前。白天她尾随着我，晚上我给她讲故事，伴她入睡，而她必须拉着我耳朵才能安稳入梦。
然而，我没有，孩子成为我终生的遗憾。
我爱电影，我也爱孩子，只要我不是太放纵自己的个性，我原本是应该有个孩子的，想到米家山，与他在一起的几年，我不仅常常在外拍片，而且我也没有能给他带来孩子，他也很爱孩子。
梅丽尔·斯特里普是我最喜爱的美国女演员，她主演的《克莱默夫妇》、《法国中尉的女人》、《索菲的选择》等影片，我都保存着影碟片。她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表演艺术家，而且是一个贤良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法国女演员伊莎贝拉来华访问时，还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那天我在使馆见到他们，我实在是佩服，她竟能把生活安排得如此完满。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有时想，这则非常理性的定律，其实也存在着根本的谬误，拿我来说，只要能好好安排自己的生活，两者兼得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高山。
事业和生活，并不是自相矛盾的两者，在于我们如何均衡自己，有时不想承认，但不得不承认，生活上，我是个失败者。
如今，我只有更多的工作，在事业的摩天大楼，一步步向上攀登，再苦再累也咬紧牙关，因为，除了演戏，我已别无他求。
十二 意外的殊荣
5月30日 星期一
仲春的北京城。风和日丽。
和赛并肩走在宽阔的长安街上，暮色在我们身后渐次合拢，华灯在我们眼前逐一点亮。我们都很高兴。
下午，在京城的廿一世纪剧院，广电部1993年电影政府奖的颁奖典礼隆重举行。我因主演《股疯》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这是继在上海得到影评人奖后的又一次得奖。
记得当时在上海，赛坐在我身边对我说：这大概是今年能得的最小的一个奖吧。我看他一眼，没吭声。心里却在想，到底也算是《股疯》的出品人，要求这么高，电影才公映就给我施加压力了。现在看来赛还真有点灵感。
不过真正让我们兴奋的还是《股疯》这部影片获得了本届政府奖新设立的“最佳对外合拍片奖”。这真出乎我们的预料。
《股疯》能获政府奖，至少肯定了我们当初选择的方向是正确的。讲述普通人的故事，拍摄老百姓关心的事，这大概就是今天的中国观众能够接受的电影。
其实客观地讲，一部影片的成功总是和它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的。尽管我是希望政府也好社会也好大众也好都不要把电影的功能性看得太重，对它对整个社会影响力不能期望太高。一部电影是不能承载太多的东西的。否则压力太大，会阻碍电影在艺术上的发展，也会影响它的生存。
可是每部片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是承担着不同的责任，传递着不同的信息。《人到中年》的成功是这样，《井》是这样，《股疯》也还是这样。
1982年，正是整个社会从贬低、轻视知识向崇尚、重视知识回归的时候，而《人到中年》不仅以高度浓缩的方式展示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坎坷遭遇，也展示了他们在艰难的境遇中依旧克己、奉献、严肃、真诚的生活态度。它把人性的真善美还给了这些普通的知识分子，为他们曾经被扭曲的形象“正了名，平了反”，还了他们一个本来面目。所以它轰动了。《人到中年》的成功在于它替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呐喊出了心底的属于他们的声音。
1986年，人们开始向自我回归。他们收回了关注外部世界的目光，更多地投注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井》恰恰在这时出现。它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落差与隔膜，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个人与社会、市俗与反市俗之间的冲突，表达了个体对精神桎梏的反叛，对自由的向往、追求和最终的毁灭。所以赢得了大众的共鸣。
《井》的成功在于它毫不回避地坦露了人们欲说还休的隐秘的一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井》更具世界性，而《人到中年》更具中国性。前者接近人类的审美意识，后者更符合中国的审美。所以《井》能使我在意大利陶尔米纳国际电影节上获最佳女主角将，也是这个道理。
一到今天，人们对电影功能的要求发生了改变。他们走进影院首先希望得到的是放松是休闲，在这一点上《股疯》这种轻喜剧的影片样式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在题材上它又抓了个能牵动人神经的社会热点，而且多少还表达了一点人们在经济大潮汹涌而来时的困惑。所以它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有的人认为我身上有种天生的知识分子的气质，应该去演那种有贵族气的、至少是“精神贵族”一类的角色。我不这么认为。
我从不把自己扮演的角色分成大人物、小人物，我认为在这个大社会面前，人人都是人小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无奈、一份苦衷。更何况我已走过的这一段不算太长也不算很短的人生岁月，足以让我认识到，社会是由普通人组成的，他们才是社会的基本元素，是世界构成的坚实基础。范莉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贵族是会没落的。精神贵族在精神失落之后也是会崩溃的。而普通人是长存的。在普通人的坚韧中有一种直面人生的绝不普通的东西。在我为《股疯》的拍摄做前期准备，下生活体验角色的过程中，我就常常感受到这一点并为之感动。
W是我在股票交易所下生活时结识的一个拥有上千万身家的女大户。她和她丈夫原来都是病退的知青。回沪后即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房子住，只好住在她父母家。哥嫂因此常给他们冷脸看，儿子在学校也因此遭人欺负。无奈中他们炒起了股票，没想到居然发了。可是当我问她，有了这么多钱，打算干什么的时候，她看了我一眼，直率地说：“我想让我的儿子像你一样读完大学。”
我听后真是肃然起敬。
我觉得她活得仍然很本色。她首先考虑的不是置洋房买轿车，而是以每小十元的报酬，为儿子请回各个学科的家庭教师，为的是孩子将来不要再蒙受人格上的污辱。就这一条，我就认定满嘴粗话的她是值得我尊重的，因为她有一个无论贫困还是金钱都不能使之扭曲的灵魂。
还有那些我在65路国上跟班作业时认识的女售票员们，她们从事的是一种社会不可缺少的职业，却很少有人把她们真正当做一个人来尊重。她们的工作环境很差，待遇又很低。我跟车才几天，两条腿上就被跳蚤咬得满是红点，几个月都没褪尽。而她们要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一辈子。大家都是一样活一生，可我真心觉得她们比一般人活得艰辛。
由于行车时间长，饿肚子、憋尿都是常事，肾炎和胃病就因此成了她们的职业病，好多人都有。如果交通都塞，车子晚点，她们还要受一些莫名其妙的闲气。可她们却很达观很认命。总是说：我不干，谁来干？总要有人干的。
这种中国劳动妇女的淳朴善良，在知识妇女身上就不那么明显。起码换到了我就根本做不到。她们是使社会盍政党的主力军，却又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在看起来貌似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做着不平凡的贡献。我当时就想，我们如果不去写她们的戏、拍她们的故事、演她们的生活，那么我们写的拍的演的还有什么意义呢？又怎么能要求她们去看并且喜欢呢？
其实她们最希望看到的不就是生活在她们周围的、和她们一样普通的小人物的生活么？！至少我认识这就是卓别林的影片能成功，能拥有大量观众并得到他们喜爱的原因所在。
我想是到了我们的编导和演员给自己确立一个新的创作命题的时候了。那就是，中国人想知道什么。努力去寻找和熟悉普通人的生活和语言，把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升华成一个艺术主题，再在一个半小时内重新反馈给观众。这可能是我们所要做的。
演了一部《股疯》，想了很多东西，也得到了一大堆评价。尤其对我该不该演这样一部戏一个人物争议较多，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道理。可就我而言，我最满意的，是我在这部戏里演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人。一个富有进攻性，不服输，有浓重的投机心理，而又幽默、精明、狡猾、但绝对不坏的女人。一个小女人。一个典型的上海女人。
这个形象远远背离了我们的文学作品和电影电视习惯于制造的完全奉献自己的“好女人”，但我深信，这个形象是有生命力的。
昨天香港方面有朋友来。带来《地久天长》的编剧陈方的信。她知道我这两天要到北京来领奖，所以特地托他们带来一批剪报和《公共电视》月刊，都是有关《地久天长》的报道。还有一盒《地久天长》在中视播映后，在台北引起了轰动，好评如潮。而且在观众的一再的要求下，又于上月20日开始重播了。
《地久天长》在台获得好评，我早有所闻。归亚蕾就曾带信给我，说《大公报》上曾有消息，说因为《地久天长》的播出，在中视中“开创了一条九点新黄金时段，令其他两台同时段节目倍感压力”。而且播出不过一周，就成为“公共电视中收视率排名第三的节目”。
重播倒还是第一次听闻。据防方说，这在台湾是很难得的，至少近几年内是不同有听说过有电视连续剧重播的。
陈方信里还提到，香港的三家电视台，无线、亚视、九仓有线台都在争购这部连续剧的播映权，可能想在暑假期间播出。
都是些好消息。赛说，1994年是我的吉年。但愿。
十三 自恋
6月6日 星期一
为了霞飞要新做一批灯箱广告，便去王开照相馆拍一组新照片。
角度变了又变，神态也换了又换，可我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摄影镜头。摄影师说，来几张不看镜头的行不行。我说不行，一定要看着，看着镜头就是看着我自己，这才拍得好。不信你试，效果肯定不好。
试了几张，果真如此，他只好放弃。事后他开玩笑般地对我说：“潘虹，你真是个自恋狂。”我无声地笑了一下。他的说法或许夸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