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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６年６月８日，经陆军和海军共同制订的日本《国防方针》、《国防所需兵力》和《用兵纲领》等文件修改完毕。这次作为假想敌国的主要目标是美国和苏联，同时包括中国和英国。“国防方针与过去一样采用速战速决主义，强调在作战一开始即发挥强大威力。这是因为日本已经感觉到以现有国力，不能承受长期持久的消耗战。但是，所确定的假想敌国美国、苏联、中国，以及新增加的英国，都是大国，对此并没有必定取胜的手段，无论同哪一国开战，都有成为长期作战的可能性。因此要增加能维持长期持久作战的必要思想认识与准备。”〔１３〕关于“国防所需兵力”，陆军确定：“战时５０个师团，常设师团为２０个，其中６个满员师团设置于满洲，同时重视航空军备，先准备１４０个中队，将来必须更加快速地扩充。”海军决定：“负责外线作战的部队以下述兵力为基干，并配备适当的辅助兵力： 主力舰１２艘，航空母舰１０艘，巡洋舰28艘，驱逐舰战队６个（旗舰６艘、驱逐舰９６艘），潜艇战队７个（旗舰７艘、潜艇７０艘）。”另外有“陆基航空兵队６５个（每队常用机１２架、备用机６架）及舰载飞机２９１架”。
１９３６年８月７日，日本五相（首、外、陆、海、藏相）会议制定了《国策基准》，规定日本当前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同日，四相（首、外、陆、海相）会议还决定了《帝国外交方针》，规定当前“对华实际措施的重点，在于首先使华北迅速成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区，并且一面获取国防资源，扩充交通设备，一面使整个中国反对苏联、依靠日本”。根据这个方针，８月１１日日本内阁有关各省又制定了《对中国实施的策略》，更明确地规定了具体的政策和措施： 除仍“把该地区（华北地区）作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带，同时有利于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一方面防备苏联的侵入”外，对南京国民政府要“具体地设法促使该政权逐步采取反苏的态度而接近帝国，特别应采取措施，使该政权不能不自行进一步努力改善华北的事态”；要求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防共军事协定》，订立日华军事同盟和“解决日华悬案”。主要有“使国民政府聘用日本人担任最高级的政治顾问，参与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等方面的机要工作”，“使国民政府聘用日本人担任军事顾问和军事教官”，“建立日华航空联系”和签订《日华互惠关税协定》等。此外还要求加强“日华经济合作”，“力求形成一种日华不可分割的关系”。
与此同时，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昭和１２年（１９３７年）度对华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为： 对华北方面，使用２个军（５个师团，根据情况发展，可再增加３个师团），用以占领平津地区和华北五省；对华中方面，使用第９军（３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地区，另组建第１０军（２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两军互相策应向南京方向推进，占领并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对华南方面，使用１个师团占领广州一带地区。要求海军一开始就控制中国沿海及长江水域，协助陆军占领主要地区。但限于兵力，为避免与中国打持久战和全面战争，在作战指导方针上，规定打速战速决的局部战争。
正当日本积极准备扩大侵华战争之际，恰巧于８月间发生成都事件，９月间又发生北海事件。日本即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并进行武力威胁。９月９日，日海军第３舰队司令长官米内光政派第13驱逐队和第１６驱逐队开广东、北海。１５日海军军令部制定了《北海事件处理方针》。其主要内容有：“从速贯彻日前正向国民政府进行的要求，促使其迅速表明排除在北海的抵抗的决意”；决定向北海增派兵力： 第１航空战队、第２航空战队、第８战队和特别陆战队１个大队，另外令第２舰队、第１水雷战队、特别陆战队３个大队及舰载战斗机和攻击机各２４架为待机兵力……“与上述措施并举，进行外交交涉，同时与成都事件合并强行解决”。同日，日本参谋本部也制定了《对华时局对策》。其主要内容有：“对华中、华南，在目前形势下，不以陆军行使实力。如抗日行为波及华北，为预防不祥事件发生，于适当时机派遣一个师团至满洲，在锦州附近待命。万一在华北发生有损帝国军队威信之事件，中国驻屯军应断然予以惩罚。此时，上述之一个师团及关东军司令长官所属部队之一部，可加入中国驻屯军……军队的行动，应神速机智，在最短时间内予以闪电打击，以最小限度的要求局部地解决问题。”
在中国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谈判期间，日本为要处理成都、北海事件，提出与日本缔结防共协定，在华北实行特殊制度，彻底禁止排日，政治、军事机关聘用日本顾问、教官，与日本缔结关税协定，降低税率，福冈与上海间建立航空联系，成都开埠，中日合作开发四川经济等要求。这些要求全是日本于８月１１日制定的《对中国实施的策略》中的内容，与成都、北海事件并不相干。中国当然不可能接受。谈判陷于僵局。日本陆军和海军对如何打开僵局，意见不完全一致。海军主张以武力迫使国民政府屈服。９月２６日海军部制订的《对华时局处理方针》就规定：“在整备对华作战准备的同时，依靠增派的兵力威势，促进外交交涉”，“要求蒋介石返回南京（当时在广东），使之迅速负责与我直接交涉”；如果蒋介石不回南京，或国民政府不答应前面要求时，准备使用武力，对华作战。作战的规模，预定：“固守上海（海、陆军协同），保障占领青岛（海、陆军协同），封锁华中、华南要点（海军兵力），轰炸华中、华南的航空基地及主要军事设施等，陆军出兵华北”。但是在１０月1３日内阁会议上商讨对华作战问题时，陆军大臣等基于陆军装备现状及对苏战备等考虑，对马上进攻中国颇为犹豫。
就在日本政府和陆、海军在对华是否立即用兵的问题上彷徨未决之际，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发生，中国内部形势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日本对此感到突然，于１２月１４日制定了《西安事变对策纲要》，原则上采取不干涉方针，静观事态的发展；但也做了武装干涉的准备： 海军部令第３舰队加强警戒，令馆山、木更津、佐伯、大村、鹿屋各航空队的一部及横须贺、吴港、佐世保各镇的特别陆战队１个大队作好战斗准备，并向汉口、上海增派特别陆战队。１９３７年１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部为今后的行动制定了《关东军的方针》，决定暂时停止侵绥的作战，整顿在百灵庙等地失败的伪蒙军，巩固在察哈尔的占领地区；令德王以察境蒙政会的名义于１８日发出通电，攻击张学良，并表示“为使中央无后顾之忧，专心讨逆，暂时中止对绥军事行动”。很显然，日本是在盼望中国因西安事变而爆发大规模的内战，以便从中渔利，乘机侵占中国。但事与愿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逐渐走向停止内战、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道路。日本的妄想完全落空。
日本国防方针所确定的假想敌国，虽然陆军方面的首要目标是苏联，海军方面的首要目标是美国，但不论是北进或南进，国家战略的第一步都必须先征服中国。１９３７年６月９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呈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对苏对华战略意见书》说：“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 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为上策。”这当然是从纯军事战略上提出的；从国家战略的角度上说，先征服中国，不仅可除去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日本所缺乏的战略资源。至于所观察到的目前中国形势，则是指国共两党虽已走上停战、合作的道路，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乘此时机发动侵华战争最为有利。这是东条英机、关东军和日本统治集团内多数人的想法。“七七”事变也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爆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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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七七”事变和平津作战
日本和中国的国力、军力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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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在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巨大冲击下，先天不足、资源缺乏的日本受到的打击格外严重。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１年，日本工业总产值下降了３２９％，对外贸易输出额减少了４７％，输入额减少了５５％，国际收支赤字从０７亿日元上升到２９亿日元，采矿工业和重工业等基础工业各部门的开工率仅达其生产能力的５０％。大批企业倒闭，失业工人多达３００万。一些重工业产品和大米等主要农产品的价格都降低了一半左右。由于农作物价格暴跌，出现了“丰收饥馑”的现象，一般农民陷入破产的境地，生活异常困苦。
日本统治阶级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夺取新的资源基地和商品市场，并实现其由来已久的“大陆政策”，一方面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的东北；一方面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并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国家用于发展军事工业的支出高达７０亿日元，各财阀资本也迅速向军事工业方向转化。日本政府还加强了对国民经济的管制，颁布和修订了许多法令，使整个经济为战争服务。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５年，全国共建了３５万个卡特尔和１７个托拉斯。政府通过这些垄断组织把大批中、小企业引上战时经济的轨道。由于经济军事化和大量掠夺中国东北的资源等原因，日本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较早渡过了经济危机。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７年间，日本工业增长的平均速度达９９％，是资本主义大国中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１９３７年，日本产钢５８０万吨、生铁２３９万吨、石油１６９万吨、水泥６１１万吨，发电量３０３万千瓦，工业总产值已近６０亿美元，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８０％，成为工业强国。但是其他战略物资，如棉花、橡胶、羊毛及铅、锡、锌等军工所需有色金属原料和石油、煤等燃料仍甚缺乏，必须仰赖进口。特别是军事工业最必需的铁矿，日本自身年产仅４５万吨，加上朝鲜的６０万吨，只仅能满足所需的１/６，每年要从中国和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输入数百万吨。
日本为了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在１９３６年８月制定的《国策大纲》中确定大量增加军事工业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