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民国二十四年冬（1935年），察哈尔即非我所有。最少限度，在张家口的察哈尔省政府，总得搬家。”
本着“消极应付”这条策略，张自忠对于日伪方面派人来到察省，总要虚与委蛇一番，摆出言不由衷的“亲善姿态”。
当时在察哈尔省有一批以大山为首的日本浪人，专门在察省挑衅捣乱。张自忠采取“怀柔”手段，委任他们为省保安司令部咨议，每月发给80 —100元不等，以资安抚。伪军头目李守信、王英来察，张自忠也曲意应酬，使他们不要惹事生非。1936年1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多田骏来察会晤张自忠。张自忠也设宴款待，礼节周到，并合影留念，尽“欢”而散。
从积极准备出发，张自忠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做正面宣传，鼓舞人民信心；二是继续抓部队建设，积蓄抗日实力；三是改进军事交通，作好抗战准备。
自从《塘沽协定》等卖国屈辱条约签订，许多人认为华北已实际沦陷。张自忠却抓住教师、学生等路经张家口去大同参观石窟以及借此为名来了解华北形势的人士很多的情况，对秘书长马彦翀和教育厅长柯昌泗布置：“我们何不借此机会招待他们，和他们谈谈，让他们明了华北各地现在还安然无恙。只要我们政府有办法，国人有决心，仍不是无可挽回的，还可以请他们到处看看，让他们回去转告他人，千万不要人未亡我，而我们却先把我们的地方认为亡了。”
马、柯二人根据张自忠的布置，在张家口市的察哈尔大饭店设了一个招待所，凡经过此地赴云冈参观的师生，都殷勤招待，详细介绍，并备车请他们游览市容。一批批师生看到三十八师官兵忠诚守卫着祖国北疆，很受鼓舞。
张自忠把主要精力放在部队整训方面，提高军队全体官兵素质，尽量补充装备。
1936年，三十八师新增编一个新兵旅，由李九思升任旅长。至此三十八师共辖四个旅，兵力达16 000余人，武器装备也有明显改善。全师有两个旅装备了进口的捷克式步枪，每连补充轻机枪四挺，掷弹筒二门，连长每人配德造手枪一把，每班有枪榴弹发射筒二枝。张自忠还送刘振三、张宗衡、李九思、赵喜鹏、李少涵等人去南京中央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培训，并成立教导大队培养、培训中下级军官。
张自忠预测中日大战将在平津首先爆发，他认为三十八师除担任察哈尔省防务，阻击张北方面日军外，还应抽调一部支援平津作战。但如平津失守，平津我部必沿津浦、平汉两线南撤。届时三十八师驻察省部队再经平绥线转平汉线，势必困难。
经研究，他决定修筑张家口到保定公路，万一南退，可由张家口直至保定。他令李九思查勘线路，负责修筑，并令省建设厅技术人员随军指导。但这条战备公路，因张自忠不久调任天津市长而停顿。
1936年6月，张自忠卸任察哈尔省主席，调任天津市长。
天津市长原来是肖振瀛。关于肖振瀛的天津市长是如何去职的，说法不一，是免职，是辞职，也说法不一。
在肖振瀛尚未去职前，宋哲元曾一度想把自己兼任的河北省主席让给张自忠，而察哈尔省主席由刘汝明继任。但天津市长肖振瀛去职，使宋哲元改变主意，决定让张自忠继任天津市市长。
也许宋哲元当时让张自忠出任天津市长的考虑是：“日本中国驻屯军”总部及各国领事均驻于天津，主持天津政事的首要事务在于对外交涉，尤其是对日交涉问题。也即是说，天津市长还相当于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部长。二十九军将领中，张自忠处事稳健，颇有政治头脑。宋哲元认为他适宜担任这一职务。
张自忠深知天津是个是非之地，对日交涉更是敏感而棘手的问题，所以他不想担任这一职务。为此他找来察省政府秘书长马彦翀，征求他的意见。
张自忠对马彦翀道：“宋委员长要调我任天津市长，我想我乃一个头脑简单的军人，如何能应付得了天津那样复杂的局面？这个职务我不想干 。你认为如何？”
马彦翀同意张自忠的看法：“主席说得对，一方面天津确实比察哈尔省的情况复杂得多，不仅有日本驻屯军，还驻有各国领事，外交上不好对付；另一方面，天津有几国租界，商贸云集，又住有很多军人政客，还有很多地痞流氓，过去不断兴风作浪。老实说，你是军人，我也没有经验，这种局面，怕我们应付不了。”
张自忠想了一阵道：“等我们到北平，我再向宋委员长陈述，不去做这个天津市长。你可代我写几点理由，备我向宋委员长坚辞。”
“好吧。”马彦翀道。
张自忠道：“你准备一下，和我马上一道去北平。”
马彦翀道：“这么急？”
“宋委员长发了电报，要我们立即赶去。听说肖振瀛已经去职。他催得这么急大约便是为此事。”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屈身难煞伟丈夫（5）
张自忠和马彦翀到了北平，两人一起来见宋哲元。
宋哲元见二人到来，便对他们道：“你们来得正好。仙阁（肖振瀛的字）已请求辞去天津市长职务。我已批准他去职，并且给了他10万元，让他出国游历。现在天津市长一职，我决定任命荩忱你出任。”
张自忠道：“天津市长这个职务，我却担当不下来，委员长还是委任其他人为宜。”
“为什么？”宋哲元问道。
张自忠道：“第一，天津比起察哈尔来，情况复杂得多，我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军人，过去根本没有从政的经验，怎么能应付得了这样复杂的局面？其次，你也知道我这个性格，宁折无弯，察东独石口事件、察北两次张北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我不适宜做笑脸逢迎的事情，尤其是和日本人打交道。说得不客气的话，我见着那些日本鬼子，就从心里有气，恨不得狠狠揍他们一顿，还要让我和他们笑脸相向，握手言欢！？我宁愿和他们在战场上相见，却不想同他们在宴会上相逢。叫我当这个天津市长，我恐怕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和这些鬼子翻脸，把事情弄砸。所以天津市长这个职务我不适合，你还是另派别人吧。”
宋哲元道：“这事我反复考虑过多少次了。我们二十九军诸人中，我认为只有你荩忱干这个天津市长合适。我已经决定了，正式委任状已写好，并且已呈报南京核准去了。你不要再推三推四。至少你要给我当上半年，等到我物色到更合适人选后再换你。你现在给我考虑的是上任后怎么干的问题，而不是当不当这个天津市长的问题。”
张自忠道：“这？！……”他还想申辩，却被宋哲元打断了。
“别再这呀，那呀！这可是命令！”
宋哲元的话已说得这么斩钉截铁。作为一个军人，张自忠只好点头道：“好吧，那我就服从命令，暂时先干着再说。”
宋哲元道：“荩忱，我老实对你说，当初，我派肖振瀛担任天津市长，就是看重他的外交才干。仙阁在我们军最困难的时候，两度去南京见蒋委员长，使二十九军转危为安，在晋东对付阎老西的代表等情你都是晓得的。在他任天津市长期间，应付日本人，也做了一些事，但最后他‘糊弄’不下去了，搞得多田骏（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长官）向我提出‘肖振瀛不能再在天津’的要求，所以我才让他辞职。仙阁卸任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给我开来了个19人的名单，要我任命齐瞎子（大汉奸齐燮元）为天津市长。荩忱，你想能让齐燮元当天津市长吗！？让他当天津市长，岂不是拱手把天津让给日本人！所以我坚决不同意齐燮元出任天津市长，也没有接受日方提出的19人名单。如果我们让天津市落入日本人手中，那样我们可真成了千古罪人。只要我们二十九军还能在这华北站得住脚，我们就要尽力保住平津。所以我斟酌再三，才决定让你出任天津市长一职。”
张自忠听了宋哲元的这一番话后道：“好吧，为了不让天津落到汉奸卖国贼手中，这个市长我干，我尽力去干好就是。”
宋哲元道：“目前我们二十九军在这块地盘上还不能说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扎下了根基，可以完全和日本人对抗了。从二十九军的生存出发，从全国抗战的全局出发，目前我们能忍的还得忍一忍哪 。”
张自忠道：“我明白。”
从宋哲元官邸出来，张自忠对马彦翀道：“明轩话已说到这个份上，并声明以维持半年为期。我们军人，只有服从命令。明知牺牲名誉与小我，但为国家为地方，也为天津不致落到汉奸卖国贼手里，也得去干。”
马彦翀道：“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
张自忠道：“你可得继续帮我一把呀！”
马彦翀道：“荩忱既然下了决心要干，谁叫我已被你拖上了这条‘船’，只好‘同舟共济’了。我尽力就是。”
张自忠大喜道：“谢谢，谢谢！”
天津是中国北方重镇，当时面积89平方公里多，人口197万，据北宁、津浦铁路之交点，水陆交通发达，直接隶属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辖六个公安区，四个特别区（即原德、奥、俄、比租界）。天津在当时是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北方的汇聚地。张自忠出任天津市长时，有39个国家在这里设有领事馆；法、英、日、意等国还拥有租界与驻军。
天津作为北平的门户和海路，又是连接华北腹地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将天津视为“征服中国的咽喉”，所以才挖空心思、不择手段要想控制这个要地。
1901年，日本通过《辛丑条约》攫取了从北京至山海关的铁路沿线的驻兵权。同年10月正式编成“清国驻屯军”，1913年改称“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就设在天津张园。
为了准备侵略战争，1936年6月，也就是张自忠赴任前夕，“中国驻屯军”进行了扩编，兵力由1 700余人猛增至5 700余人，并把以前的一年轮换制变为永久驻防制。扩编后，田代皖一郎中将接替多田骏任司令官，桥本群少将任参谋长。下辖一个步兵旅团及若干特种部队，分驻于平、津、通县、丰台、滦州、塘沽、唐山、昌黎、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其中步兵旅团第二团、坦克队、骑兵队、炮兵团都驻天津。海光寺建有大型日军兵营。
大批日军荷枪实弹地开进平津地区，再加上蜂起于华北各地的日军特务机关，其实力已对二十九军和华北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随着日军兵力的增强，“中国驻屯军”态度越来越蛮横强硬、肆无忌惮，公然提出在南苑“租地”建房储存汽油。在北平的日本宪兵开始直接搜捕中国人；天津海河上不断发现被日军屠杀的中国民工浮尸；日本国内报纸出现了“警告宋哲元”的大字标题。
这一切表明，日本开始向冀察当局施加压力。华北局势因日军增兵出现新的危机。
张自忠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就任天津市长的。
第四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