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中午，张自忠致电蒋介石报告了当前战况，并表示：“职现亲率三十八师之两团渡河，攻击北窜之敌，如任务不能达到，决一死以报钧座。”
刘斐次长深为张自忠的慷慨悲壮所感，当即在来电上批复：“钟祥方面之战况，非张之奋勇决心不能挽其危局，实可嘉尚。”
黄维纲师长奉张自忠命令后，即率第一一二、第一一三两个主力团，冒雨向田家集急速前进。于10日拂晓抵达耗子岗以东时，发现日军一个辎重团正向田家集坪内集结，欲向西边板桥方向进犯。
张自忠闻报大喜，即令黄师长抓住有利时机，突袭敌人，予以歼灭。三十八师立即行动，抢占田家集以西大家畈附近之制高点，迅速构筑阵地。这个大家畈是一个景色秀美的小山村，它在宜城县东30公里，东接田家集，西邻板桥。村的南北都是山峦重叠，村在两山夹峙的山脚下，这里从军事上讲，是一个进行伏击的好地形。它的南面由西向东依次排列着刘家集、狮子岩、亭子山，莽莽苍苍，层峦叠翠，逶迤险峻。其中，张家湾卡子是最险的处所，这里悬崖绝壁，只有一条小道可以通行。
三十八师的两个团，在东起亭子山西至刘家集，长达两公里的山腰间，构筑好简易工事，将所有轻重机枪和迫击炮配置于第一线。至清晨时已完成伏击准备。
10日晨7时许，田家集的日军，耀武扬威地向板桥方向浩浩荡荡而来。当他们进入伏击地带，早已埋伏在这里的三十八师，一声令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线一齐向日军猛烈开火。日军措手不及，人仰马翻，四散奔逃。那个狼狈劲，哪里还有一点那种张狂不可一世的“皇军”傲气。有的躲进灌木丛中，就像一只只把脑袋埋进沙子里的驼鸟，有的钻进草堆，有的钻进粮囤，还有逃进老百姓家，一头扎进猪圈……真可谓洋相百出，令人笑杀。三十八师乘胜追杀，斩获颇丰。战斗到11时，除少数敌人逃窜外，辎重团大部被歼。
这一仗，我军歼敌1000余人，其中毙敌参谋长一名，俘虏班长3名，击毁坦克一辆，缴获战马数十匹，橡皮艇、钢板艇30余艘，军用地图、弹药、给养、药品等一大批。
同时还缴获一份作战命令，内容为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及骑兵第四旅团由钟祥北进；第三师团沿襄花公路西进。
这说明日军攻击重点在钟祥以北。因与战区联络中断，张自忠于11日将这一重要情报直呈重庆。重庆方面当即将此情况电告李宗仁、李品仙、汤恩伯、孙连仲、刘汝明、覃连芳等部注意。
据俘虏供称，该辎重团所输送之物资，系供给主力部队渡河侵犯襄阳、樊城之用的。所携之60艘运输艇一次可输送一个营的兵力。
由于该辎重团的覆灭，日军渡河攻击襄、樊的计划未能得逞。
在三十八师取得田家集战斗胜利的同时，右翼兵团其他部队也积极向日军发动反攻：第三十七师克复丰乐河、清水桥一线；一三二师河东部队成功地截断了长寿店以南日军的交通线；第五十五军也以一部进至河东洋梓以西，于京钟路附近袭扰日军后方。
经右翼兵团全力反击，日军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后方补给线几乎全部中断，被迫停止北进，以主力回师维护补给线，从而使中国军队的被动局面明显缓解。
第七部分：徐州掩护突重围随枣会战挫倭贼（5）
蒋介石对此十分满意，特于5月12日致电程潜、李宗仁（此时李宗仁与张自忠的联系还未恢复）说：“张自忠刻亲在襄河东岸指挥二神庙、丰乐河、陈家集、亭子山、方家集、峪山之线我军，猛力侧击向北突进之敌，迭有斩获，战况顺利。”
在右翼兵团竭力攻敌侧背，将北犯日军后路截断之际，若左翼兵团主力汤恩伯之三十一集团军能抓住时机从桐柏山地区由北向南出击，必可将敌包围，造成一次绝好的歼敌机会。无奈作为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汤恩伯竟不愿配合友军作战，一味保存实力，不仅不主动向南进攻，反而擅自北撤，退至河南泌阳、内乡一带，坐失战机。
战后，李宗仁惋惜说：“我方如不是汤恩伯不遵军令，敌方机械化部队，在襄花公路上，说不定就永无东归之日呢！”
日军由于正面及侧面均受到牵制，师劳无功，反遭挫折，围歼第五战区主力阴谋难逞，从12日起开始收缩战线，我军发动反攻的机会已经到来。
鉴于五战区与第一线部队通讯联络尚未恢复，蒋介石责成西安行营主任程潜代行指挥。13日程潜严令汤恩伯向西南方向出击；令孙连仲部由南阳、唐河地区向南攻击；令张自忠以主力向枣阳方向攻击，与汤、孙两部协力夹击唐河以南地区之敌，以一部向钟祥附近作牵制攻击；令刘汝明部主力拒阻由信阳西进之敌；令郭忏之九十四军以一部向京钟公路攻击，策应各部队行动。
上述各部按命令向日军发动反击。
14日收复新街、唐河。15日发起总反攻。张自忠指挥部队向北猛烈攻击，当日攻占襄阳东南方家集。
日军在中国军队打击下，被迫全线撤退。到5月22日，中国军队先后收复枣阳、桐柏。至此，随枣战役结束，除随县仍为日军占领外，双方基本恢复战前态势。
随枣会战，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达一万余人。其中，张自忠之右翼兵团歼敌4000余人，缴获战马74匹及大批军用物资；自身伤亡4414人，生死不明者2702人，其中又以五十九军付出代价最大，伤亡达2153人，生死不明者2381人。
李宗仁对右翼兵团的奋勇作战予以很高评价。他在致张自忠的电报中说：“贵部于襄河以东地区亲率所属与敌血战，拼命牺牲，苦撑两周之久，予敌以重大打击，已奠定抗战必胜之基础，且达消耗之目的，并抱牺牲至最后一兵一弹为止，尤为壮烈感佩。”
蒋介石对于右翼兵团的表现也极表赞赏，指示李宗仁拨发张自忠部奖赏及补充经费现洋五万元，并令军政部对张部兵力、武器损失迅予补充。
为感谢张自忠所部官兵的戍守之功，宜城县各界发起献旗运动，并编演话剧《渡河督战》，颂扬张自忠的赫赫战功。张再三谦让，但宜城人民仍坚持到部队慰问。献旗大会宣读了献旗颂辞，表达了宜城人民对张自忠、冯治安两将军的敬仰、感激之情：
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右翼兵团总司令张、副总司令冯驻节县属赤土坡，节制诸军折敌于大洪山脉时，钟祥已陷，敌依为河东惟一据点，屡图强渡襄河，均未得逞，乃发动其所谓五月攻势。由敌酋藤田、小岛等率敌四、五万，陆空配合，沿河北窜，拟与由京山北犯随县、由信阳西犯桐柏之敌相呼应。五月十七日（应为七日）该股敌军已进迫田家集、板桥店、柴口垭一带……于时河东半壁，万丈烽烟，居民逃奔相惊。
总司令据报，乃力疾渡河挞伐用张，河东底定。虽一部漏网之敌，继续北侵，联合其他二路，希图一逞，终以力蹙不崇朝而瓦解土崩。败寇南窜，又投罗网，伤亡惨重，几不成军。同时副总司令冯公扼守河西，防敌强渡，中流砥柱，屏障荆襄。我县河东半壁山河得以重见天日，河西庶民，得以安然无恙者，皆二公之赐也……本县各界为崇德报功起见，爰于庆祝鄂北胜利大会之后，敬献锦旗，而作以颂曰：
永定怒吼，抗日军兴； 平津喋血，孰遏妖氛？
张冯二公，蔚为时杰； 鲁阳挥戈，风云变色，
阵地转移，晋南会战； 克敌临沂，勋名彪焕。
今年二月，棨战遥临；整军经武，士欢马腾。
穷寇突围，倾巢北犯； 我公渡河，力疾督战。
节制诸军，苦撑兼旬； 豫南鄂北，用集大勋。
凯旋自东，献旗于堂； 褒鄂英姿，民不能忘。
张自忠渡河督战，对激励士气，扭转战局，作用很大。当然，对他亲临前线一事，也有不少异议。许多人认为他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官不顾自身安危，太不应当。但张自忠却认为自己不亲临前线，就不足以鼓舞士气；自己不带头牺牲，就没有资格命令部下去拼命。他的良心不允许他安坐后方发号施令。
其实，张自忠每战必亲临前线，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那就是他从平津以来，就抱着但求一死，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以死来报答国家、民族、长官；以死来唤起广大军民的抗战激情。
张自忠从重归五十九军以来，几乎每战必捷。作为装备劣陋的五十九军，最初并没被那些“眼高于顶”的“大日本皇军”的将领们看上眼。可是，张自忠平日练兵有素，作为高级将领，打起仗来能把生死置之度外，所以尽管他的兵力、装备都处于劣势，但却成为敌人最可怕的对手。
傲慢的板垣征四郎在临沂瞧不起张自忠，结果是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自己也被撤职。此次随枣会战，冈村宁次也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杂牌”军将领身上，到头来同样吃了霉头。
久而久之，日军官兵也渐渐领教了这位张某人的厉害。于是，他作为一个不好对付的敌手让日本人又恨又怕又尊敬他。张自忠甚至被他们冠以“现代关公”、“活关公”的称号。
在五十九军中，三十八师是主力，也是张自忠手中的一张王牌。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也是张自忠手中的一张王牌，历次战斗，他都所至有功，表现不凡。这次随枣战役，指挥三十八师田家集大捷，开右翼兵团胜利之先河，功不可没。
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两件对于三十三集团军来说，应该是相当重大的问题。
徐州突围以后，张自忠鉴于中下级军官伤亡很大，这对军队的素质极为不利，为此，在驻马店成立了二十七军团（五十九军）干部训练团，用以培养初级军官。团长是张自忠兼任，董升堂任副团长，教育长由张克侠兼任。
第七部分：徐州掩护突重围随枣会战挫倭贼（6）
张克侠是中共地下党员，早在1929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干训团成立后，他暗中与叶剑英联系，请中共派遣政治教官和代招一些学生来，以求改进干部的政治素质。
1938年8月初，郑岩平（绍文）、曹荻秋奉命带领在武汉考取的60名学员到达驻马店。其后，又有中共党员宣谛之、张公干、魏岳云和由延安派出的一些教员，陆续来到干训团。于是干训团成了中共地下党在张自忠部的主要活动基地。
这里的进步政治教育，扩大了中共的影响，学员们的思想活跃，爱国热情高涨。
潢川战役期间，张克侠作为参谋长赴前线协助张自忠指挥作战，干训团暂留驻马店，由副团长董升堂主管。董升堂是宁都起义领导人董振堂之弟，但他的政治立场与其兄迥异。他认为干训团进行的政治教育是宣传共产主义，对团体不利，于是趁张克侠不在的机会，致电张自忠说干训团有异党活动。
张自忠在前线接到来电，即复电令其清理。董升堂便将郑、曹二人抓起来，并对张克侠介绍来的政治教官逐个进行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