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组织因为在十二月起义时和起义后遭到破坏，没有能都派代表出席。除此之外，孟什维克在1905年的“自由日子”里接纳了大批同革命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入自己的队伍。只要指出如下一点就足以说明，就是梯弗里斯的孟什维克（当时梯弗里斯的产业工人很少）所选派的大会代表竟与无产阶级最大的组织彼得堡组织所选派的代表人数相等。因此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占了多散，虽然是不大的多数。
大会成分既是如此，也就决定了大会在许多问题上通过的决议具有孟什维主义的性质。
这次大会只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仍然是各自保持原有的观点，各有自己独立的组织。
第四次代表大会所讨论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对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阶级任务的估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组织问题。
虽然孟什维克在这次大会上占了多数，但他们为了不使工人疏远自己，仍不得不接受列宁所提出的关于党章第一条即党员资格这一条的条文。
在土地问题上，列宁维护土地国有的主张。列宁认为土地国有只有在革命获得胜利的时候，只有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后才能实现。在这种场合下实行土地国有，能使无产阶级容易联合农村贫民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土地国有要求无偿地夺取（没收）全部地主土地而转交给农民。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是在号召农民进行反对沙皇和地主的革命。
孟什维克采取了另一种立场。他们坚持土地地方公有的纲领。按照这个纲领，地主土地不是交给农民公社支配，甚至也不是交给它们使用，而是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或者说地方自治局）支配。农民必须按各人的力量租佃这种土地。
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是一个妥协主义的因而是对革命有害的纲领。它不能动员农民进行革命斗争，它不是要彻底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孟什维克的纲领是要革命半途而废。孟什维克不愿意发动农民起来革命。
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孟什维克的纲领。
在讨论关于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关于国家杜马这两项决议案时，孟什维克特别明显地暴露了自己反无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本性。孟什维克马尔丁诺夫公开反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斯大林同志回答孟什维克时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
“或者是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或者是民主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这就是党内存在着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意见分歧的所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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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20页。——译者注
至于讲到国家杜马，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决议案中竭力替它吹嘘，说它是解决革命问题，使人民摆脱沙皇制度的最好的工具。布尔什维克则相反，认为杜马是沙皇制度的一种软弱无力的附属品，是掩盖沙皇制度腐朽机体的一块屏风，一旦沙皇制度感到它碍事时，立刻就会把它抛弃的。
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是三名布尔什维克和六名孟什维克。参加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全是孟什维克。
很清楚，党内斗争将继续下击。
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了。在那些形式上统一的地方组织里，往往由两个报告人来介绍代表大会的情况，一个代表布尔什维克，一个代表孟什维克。对两条路线讨论的结果，各地方组织中的大多数党员，在大多数场合都是站在布尔什维克方面。
实际生活愈来愈证明布尔什维克正确。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孟什维克的中央，愈来愈暴露出自己的机会主义，暴露出自己完全没有领导群众革命斗争的能力。1906年夏秋两季，群众革命斗争重新加强起来。在喀琅施塔得和斯维阿波尔格，水兵举行了起义；农民反地主的斗争加剧了。而孟什维克的中央提出的却是机会主义的口号，群众并没有跟这些口号走。
六第一届国家杜马的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的召开。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
第二届国家杜马的解散。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的原因。
沙皇政府觉得第一届国家杜马不够驯服，就在1906年夏天把它解散了。沙皇政府变本加厉地镇压人民，在全国各地展开了讨伐队的迫害活动，并宣布要在最短时期内召开第二届国家杜马。沙皇政府公然骄横起来。它看见革命在走向低落，已经不害怕革命了。
布尔什维克应当决定参加还是抵制第二届杜马的问题。当讲到抵制的时候，布尔什维克通常是指积极的抵制，而不是指简单地和消极地拒绝参加选举。布尔什维克认为，积极的抵制是提醒人民防止沙皇把他们由革命道路引上沙皇“宪制”道路的一种革命手段，是打破沙皇这种阴谋并组织人民去重新进攻沙皇制度的一种手段。
对布里根杜马实行抵制的经验，证明抵制“是由事变完全证实了的唯一正确的策略”（《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0卷第27页）①。这次抵制是成功的，因为它不仅提醒人民防范了沙皇宪制道路的危险，而且在杜马还没有产生以前就把它搞垮了。这次抵制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是在革命向上高涨的时候实行的，并且是依靠着这种高涨实行的，而不是在革命低落的时候实行的，因为搞垮杜马只有在革命高涨条件下才能做到。
抵制维特杜马，即抵制第一届杜马，是在十二月起义失败以后沙皇已经获得胜利的时候，即在可以认为革命是在走向低落的时候实行的。
列宁写道：“但是不言而喻，当时还没有理由认为这个胜利（指沙皇的胜利。——编者注）是决定性的胜利。1906年夏天一连串分散的、局部的军队起义和罢工是1905年十二月起义的继续。抵制维特杜马的口号是争取集中和联合这些起义的口号。”（《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2卷第20页）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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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11卷第124页。——译者注
②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15页。——译者注
对维特杜马的抵制虽然也大大破坏了这届杜马的威信，并削弱了一部分人民对杜马的信任，却未能把杜马搞垮。其之所以未能把它搞垮，是因为这次抵制，如现在清楚地看到的，是在革命低落、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实行的。因此，1906年对第一届杜马进行的抵制没有成功。对于这一点，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着名的小册子中写道：
“1905年布尔什维克对‘议会’的抵制，使革命无产阶级增加了非常宝贵的政治经验，表明了，在把合法的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议会的同议会外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时候，善于拒绝议会的斗争形式，有时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1906年布尔什维克抵制‘杜马’，虽然是一个不算大的、易于纠正的错误，但毕竟已经是一个错误。……关于个别人所说的话，作相当的修改，也适用于政治和政党。聪明的人并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聪明人是不犯重大错误并且又能容易而迅速地纠正错误的人。”（《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82－183页）①
讲到第二届国家杜马的时候，列宁认为由于形势改变和革命低落的关系，布尔什维克“应当把抵制国家杜马的问题重新研究一下”（《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0卷第26页）②。
列宁写道：“历史已经表明：当杜马召集起来的时候，就有可能在它内部和在它周围进行有益的鼓动；同革命农民接近而反对立宪民主党的策略，在杜马内部是有可能实行的。”（同上，第29页）③
由此可见，不仅要善于在革命高涨时坚决进攻，在最前列进攻，而且要善于在已经没有高涨形势时正确地退却，在最后面退却，要善于根据已经改变的形势来改变策略，不要乱糟糟地退却，而要有组织地、镇静地、毫不慌张地退却，以求利用最小一点可能来使干部免遭敌人的打击，重新组织队伍，积蓄力量，为重新向敌人进攻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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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92页。——译者注
②见《列宁全集》第11卷第123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127页。——译者注
布尔什维克决定参加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了。
但布尔什维克参加杜马，并不是要像孟什维克那样在杜马中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起来进行同杜马分不开的“立法”工作，而是要利用杜马讲坛来宣传革命。
反之，孟什维克的中央却号召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选举协议，在杜马中支持立宪民主党人，把杜马看作能够约束沙皇政府的立法机关。
大多数党组织都反对孟什维克中央所采取的政策。
布尔什维克要求召开党的下一届代表大会。
1907年5月，在伦敦召开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太舍。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包括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在内）共有十五万党员。这次大会共有三百三十六名代表参加。布尔什维克有一百零五名；孟什维克有九十七名。其余的人代表着各个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即波兰、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崩得，这些组织是由上次代表大会接收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
托洛茨基企图在会上结成自己的单独的中派小集团，即半孟什维克的小集团，可是谁也没有跟他走。
布尔什维克因为得到波兰代表和拉脱维亚代表的拥护，在会上获得了稳定的多数。
会上引起斗争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对各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早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就已进行过斗争。大会对一切非无产阶级政党——黑帮、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都作出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评价，并规定了对这些政党所应采取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
大会赞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并通过决议要同“俄罗斯人民同盟”、保皇派、贵族联合会等黑帮政党，以及“十月十七日同盟”（十月党人）、工商党和“和平革新”党作无情的斗争。所有这些政党都是明显的反革命政党。
至于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大会主张同它进行不调和的揭露性的斗争。大会要求揭露立宪民主党虚伪骗人的“民主主义”立场，要求对自由资产阶级妄想领导农民运动的企图进行斗争。
对于所谓民粹派的或劳动派的政党（人民社会党、劳动团、社会革命党人），大会主张揭露他们冒充社会主义者的企图。同时，大会认为可以同这些政党达成个别的协议，以便共同进行和同时进行反对沙皇制度和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的斗争，因为这些政党当时还是民主派政党，还代表着城乡小资产阶级的利益。
还在代表大会以前，孟什维克就已提出召开所谓“工人代表大会”。孟什维克的计划是要召开一个由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代表大会，由这个“工人”代表大会建立一个既像是“非党的党”，又像是“广泛的”小资产阶级的无纲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