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西方的革命失败了，但是苏联的国际地位仍在继续巩固，虽然速度较为缓慢。
1922年，苏联被邀请参加在意大利的热那亚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在热那亚会议上，各帝国主义政府因资本主义各国革命遭到失败而气焰嚣张，企图对苏维埃共和国施加新的压力，不过这次是采取外交形式。帝国主义者向苏维埃共和国提出了蛮横无理的要求。他们要求把十月革命宣布国有的工厂归还给外国资本家，要求偿还沙皇政府的一切债务。只有这样，帝国主义国家才答应给苏维埃国家少量的贷款。
苏联拒绝了这些要求。
热那亚会议没有什么结果。
英国外交大臣寇松1923年通过最后通牒再一次进行干涉的尝试，也遭到了应有的回击。
资本主义国家在试探了苏维埃政权的稳固性、确信苏维埃政权已不可动摇之后，就相继来同我国恢复外交关系。1924年，同英法日意四国恢复了外交关系。
很清楚，苏维埃国家已经争得整整一个和平喘息的时期了。
国内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工农的忘我工作，已经开花结果。国民经济迅速地增长了。1924—1925经济年度，农业已接近战前规模，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七。苏联大工业的产值在1925年已约占战前工业产值的四分之三。1924—1925年度，苏维埃国家已经能够向基本建设投资三亿八千五百万卢布。国家电气化计划在顺利执行中。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命脉巩固了。反对私人工商业资本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由于经济的高涨，工农的物质生活状况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工人阶级人数迅速增加。工资增长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农民的物质生活状况大大改善。1924—1925年度，工农国家已能拿出近二亿九千万卢布来帮助力量单薄的农民。在工农生活状况改善的基础上，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大大提高。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和影响增长了。
国民经济的恢复接近结束。但是，对苏维埃国家来说，对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单单恢复经济，单单达到战前水平是不够的。战前水平是个落后国家的水平。必须继续前进。苏维埃国家争得的长时间的喘息，保证了继续建设的可能性。
但是这里尖锐地提出了关于前途、关于我国发展即我国建设的性质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的问题。苏联的经济建设应该循着什么方向进行，循着社会主义方向，还是循着其他什么方向？我们是应当建成并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经济，还是我们注定要为另一种经济即资本主义经济去准备肥沃土壤呢？一般说来，苏联有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呢，如果有，那么能不能在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推迟和资本主义处于稳定状态的条件下做到呢？能不能在一方面竭力巩固和扩大我国社会主义力量，同时又暂时让资本主义得到某种发展的新经济政策道路上，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呢？要怎样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呢，从哪里开始这种建设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在恢复时期快结束时提到了党的面前，已经不是作为理论问题，而是作为实践问题，作为日常的经济建设问题提到了党的面前。
对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给以直接而明确的回答，好让我们从事工农业建设的党的经济工作者和全体人民，知道要朝什么方向走——朝社会主义走，还是朝资本主义走？
如果对这些问题不给以明确的回答，那我们在建设方面的全部实际工作就会成为没有前途的工作，盲目的工作，徒劳无益的工作。
党对所有这些问题都给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
党回答说，是的，在我国能够而且必须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因为我国有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1917年10月，工人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专政，在政治上战胜了资本主义。从那时起，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切措施，来粉碎资本主义的经济实力和创造建成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所必需的条件。这些措施就是：剥夺资本家和地主；变土地、工厂、铁路和银行为全民财产；实行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国营工业；实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现在，主要任务是要在全国展开社会主义新经济的建设，从而在经济上也彻底击败资本主义。我们的全部实际工作，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应服从于实现这个主要任务的要求。工人阶级能做到这点，并且一定会做到这点。实现这个宏伟的任务，应当从国家工业化开始。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展开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建设必须由以开始的基本环节。无论西方革命的推迟，无论非苏维埃国家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都不可能阻止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新经济政策只会促进这一事业，因为党实行新经济政策正是为了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的建设。
这就是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在我国胜利这个问题的回答。
但是党知道，这还不是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问题的全部。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是苏联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但这终究是苏联内部的事情，仅仅是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的一部分。这个问题的另一部分就是它的国际方面。斯大林同志在论证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原理时不止一次地指出，应当把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分开。至于这个问题的国内方面，即国内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完全能够在经济上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国际方面，即外部关系方面，苏维埃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苏联人民同国际资产阶级的关系方面。国际资产阶级仇恨苏维埃制度，总在寻找机会对苏维埃国家进行新的武装干涉，在苏联作恢复资本主义的新尝试。由于苏联暂时还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其他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存在着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包围，从而产生资本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很清楚，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包围，也就存在资本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苏联人民单靠本身力量，能不能消灭这种外来危险即资本主义武装干涉苏联的危险呢？不，不可能。其所以不可能，是因为要消灭资本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的包围，而要消灭资本主义的包围，就至少要有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才能做到。但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消灭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成，还不能算是最后胜利，因为外国进行武装干涉和试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危脸仍然没有消灭，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仍然缺少免除这种危险的保障。要消灭外国资本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的包围。
当然，苏联人民及其红军在苏维埃政权实行正确政策的条件下，能给外国资本主义的新的武装干涉以应有的回击，正如他们在1918—1920年给了资本主义的第一次武装干涉以回击一样。但这还不是说，资本主义的新的武装干涉的危险就此消灭了。第一次武装干涉的失败，并没有消灭新的武装干涉的危险，因为武装干涉的危险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包围，还继续存在。只要资本主义的包围还存在，即使新的武装干涉失败，也不会消灭武装干涉的危险。
由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同苏联劳动者休戚相关的事情。
这就是党关于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问题的方针。
中央要求把这个方针提交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去讨论，以便得到代表会议的批准和通过，成为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党规党法。
党的这个方针使反对派分子大为震惊。其所以使他们大为震惊，首先是因为党使这个方针带有具体实践的性质，把它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际计划联系起来，并要求把这个方针变成党法，变成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而为全体党员所必须遵守。
托洛茨基派反对党的方针，提出了一个对立的孟什维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一个只有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嘲弄才可以称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一个否认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有胜利可能的“理论”。
布哈林派不敢公开反对党的方针，但他们还是偷偷地用自己的资产阶级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来同党的方针对抗，并用“发财吧”的“新”口号来补充自己的“理论”。照布哈林派的说法，社会主义的胜利不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培植资产阶级并使之发财致富。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曾一度跳出来，说社会主义在苏联不可能取得胜利，因为苏联在技术上经济上落后。但是后来他们被迫缩回去了。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1925年4月）谴责了公开的和暗藏的反对派分子的所有这些投降主义“理论”，批准了党争取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的方针，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无可奈何，只好赞成这个决议。但是党知道，他们只是暂缓同党作斗争，因为他们拿定主意到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再来“向党开火”。他们在列宁格勒纠集了自己的同伙，组织了所谓的“新反对派”。
1925年12月，召开了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是在党内气氛紧张的情况下进行的。整整一个列宁格勒代表团，这个党员最集中地区的代表团，居然准备出来反对自己的中央，这种情况有党以来还没有过。
出席大会的有六百六十五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六百四十一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着六十四万三千名党员和四十四万五千名预备党员，即比上一次代表大会时略微少一些。这是对混杂有反党分子的大学支部和机关支部进行了局部清洗的结果。
斯大林同志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他对苏联政治和经济实力增长的情景作了清晰的描绘。由于苏维埃经济制度的优越，无论工业或农业都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得到了恢复，并接近了战前水平。虽然有这些成就，斯大林同志还是提议不要以此为满足，因为这些成就并不能消除我国仍然是个落后的农业国这一事实。当时农业生产占全部产值的三分之二。而工业仅仅占三分之一。斯大林同志说，党面临着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要把我国变为经济上不依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国。这一点可以做到，而且必须做到。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现在成了党的中心任务。
斯大林同志指出：“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①
国家的工业化能保证我国的经济独立，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创造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所必需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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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94页。——译者注
季诺维也夫派反对党的总路线。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相对抗，季诺维也夫分子索柯里尼柯夫提出了一个流行于帝国主义豺狼中的资产阶级计划。按照这个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