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诺维也夫派反对党的总路线。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相对抗，季诺维也夫分子索柯里尼柯夫提出了一个流行于帝国主义豺狼中的资产阶级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苏联应当仍然是个农业国，主要生产原料和粮食用以向国外出口，而从国外进口自己所不生产并且也不应生产的机器。在1925年的条件下，这个计划分明是让工业发达的外国在经济上奴役苏联，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豺狼的贪欲而使苏联工业永远处于落后状态。
采纳这个计划，就等于把我国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软弱无力的农业附庸，使我国在资本主义包围面前成为无以自卫的弱国，说到底就是葬送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
大会痛斥了季诺维也夫派的经济“计划”，指出它是奴役苏联的计划。
“新反对派”又使出另外一招，他们硬说什么（无视列宁的意见！）我们的国营工业不是社会主义工业，又说什么（也是无视列宁的意见！）中农不能成为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同盟者。但这也救不了他们的命。
大会痛斥了“新反对派”的这些胡说，指出它们是反列宁主义的。
斯大林同志揭露了“新反对派”的托洛茨基主义—孟什维主义实质。他指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过是重弹列宁当初无情批驳过的、党的敌人的滥调。
很清楚，季诺维也夫派就是伪装得很不高明的托洛茨基派。
斯大林同志着重指出，建立工人阶级同中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坚固联盟，是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他指出当时党内在农民问题上存在两种危害这个联盟的倾向。第一种倾向是低估和小看富农的危险，第二种倾向是在富农面前张皇失措而低估中农的作用。对于哪一种倾向更坏这个问题，斯大林同志回答说：“这两种倾向，无论第一种倾向或第二种倾向都坏。如果这两种倾向发展下去，它们就会瓦解和断送党。幸而我们党内有能够消灭第一种倾向和第二种倾向的力量。”①
党确实把“左”右两种倾向都粉碎和消灭了。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总结经济建设问题的讨论时，一致否决了反对派分子的投降主义计划，并在自己的着名决议中写道：
“在经济建设方面，代表大会认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拥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列宁）②。代表大会认为，为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的胜利而斗争是我们党的基本任务。”③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批准了新的党章。
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起，我们党开始称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
季诺维也夫派在代表大会上被击败后，并没有向党屈服。他们开始了反对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斗争。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一结束，季诺维也夫立刻召集了共青团列宁格勒省委会议（团省委的领导人是由季诺维也夫、查鲁茨基、巴卡也夫、叶甫多基莫夫、库克林，萨发罗夫等两面派分子用仇恨我党列宁中央的精神培养出来的）。在这次会议上，共青团列宁格勒省委通过了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决议，即拒绝服从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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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78页。——译者注
②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2页。——译者注
③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77页。——译者注
但是列宁格勒共青团的季诺维也夫派领导人根本没有反映列宁格勒广大共青团员的情绪。因此，这些领导人很容易地被打垮了，列宁格勒共青团组织很快又站上了它在共青团中应有的位置。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结束时，一批大会代表，即莫洛托夫、基洛夫，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安得列也夫等同志，被派到列宁格勒去。必须向列宁格勒组织的党员揭露，用欺骗手段取得代表资格的列宁格勒代表团在代表大会上的立场，是犯罪的、反布尔什维主义性质的。各单位的党员大会听了关于代表大会情况的介绍，会开得很激烈。重新开了一次列宁格勒党
组织紧急代表会议。列宁格勒党组织的绝大多数党员（百分之九十七以上）完全赞同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谴责了反党的季诺维也夫“新反对派”。这个“新反对派”当时已经成了光杆司令了。
列宁格勒的布尔什维克，仍然站在列宁—斯大林党的前列。
斯大林同志在总结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时写道：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彻底揭露了新反对派的错误，斥责了新反对派的不相信的态度和叫苦的行为，明确地指出了进一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道路，给党指出了胜利的前途，因而用对社会主义建设必获胜利的坚强信念武装了无产阶级。”（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150页）①
简短的结论
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的年代，是布尔什维克党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党在紧张的形势下实现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困难转变。党加强了工人和农民在新的基础即经济的基础上的联盟。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在新经济政策道路上，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成就。苏维埃国家卓有成效地渡过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恢复时期，开始过渡到另一个时期，国家工业化的时期。
从国内战争向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过渡——特别是在最初——伴随着巨大的困难。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联共（布）队伍中的反党分子，在这整个时期内一直都在拼命反对列宁的党。领导这些反党分子的是托洛茨基。他在这个斗争中的帮手是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反对派分子指望在列宁逝世后瓦解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分裂党，使党产生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在苏联胜利的心理。实际上，托洛茨基派是企图在苏联建立一个新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建立另外一个党，即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党。
党在列宁旗帜下团结在自己的列宁中央周围，团结在斯大林同志周围，挫败了托洛茨基派以及他们在列宁格勒的新朋友们，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新反对派。
布尔什维克党积蓄了人力物力，把国家引上了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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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178—179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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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
（1926－1929年）
一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斗争。
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反党联盟的形成。这个联盟的反苏行动。联盟的失败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党为实现苏维埃政权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方针而展开了斗争。
恢复时期的任务是首先活跃农业，从农业取得原料和粮食，并在农业的带动下恢复工业，恢复现有的工厂。
苏维埃政权较为容易地解决了这些任务。
但是恢复时期有三大缺点：
第一，当时的工厂都是老厂，技术陈旧落后，可能很快就不能生产了。任务是要用新技术来改造这些工厂。
第二，恢复时期的工业，基础非常狭窄；在当时的工厂中缺乏数十个、教百个机器制造厂。这些工厂是国家绝对必需的，是我们当时没有而需要建立的，因为没有这些工厂，工业就不能认为是真正的工业。任务是要建立这些工厂，用现代化技术把它们装备起来。
第三，恢复时期的工业主要是轻工业。这种工业已有发展而且已走上正轨，但是轻工业发展本身后来也因重工业薄弱而受到阻碍，更不用说国家的其他种种只有靠高度发展的重工业才能满足的需要了。任务是要在现在侧重发展重工业。
所有这些新任务，都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所应解决的。
必须新建沙俄所没有的一系列工业部门，即建立新的机器制造厂、机床制造厂、汽车制造厂、化学工厂和冶金工厂，创立本国的发动机和电站设备的生产，增加金属和煤炭的开采量，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所必需的。
必须建立新的国防工业，即修建新的大炮制造厂、炮弹制造厂、飞机制造厂、坦克制造厂和机关枪制造厂，因为这是为了在资本主义包围下保卫苏联所必需的。
必须建立拖拉机制造厂和现代化农业机器制造厂，用它们的产品供给农业，使千百万小的个体农户有可能过渡到集体农庄的大生产，因为这是为了社会主义在农村胜利所必需的。
这一切都是工业化政策所应做到的，因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质就在于此。
当然，这样巨大的基本建设没有数十亿投资是不行的。指靠外债没有可能，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拒绝贷款。只好在投有外援的情况下靠自己的资金来从事建设。而当时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
这就是当时的主要困难之一。
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自己的重工业，通常是靠从外面流入资金，即靠掠夺殖民地，靠战败国人民的赔教，靠外债。苏维埃国家根本不能靠掠夺殖民地或战败国人民这样的龌龊办法来取得工业化的资金。至于外债，苏联又被切断了来源，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拒绝贷款给苏联。必须在国内找到资金。
而在苏联也就找到了这样的资金。在苏联找到了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积累泉源。苏维埃国家掌握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资本家地主手中夺来的一切工厂和一切土地，以及运输业、银行、国内外贸易。国营工厂、运输业、贸易和银行所得到的利润，现在已不是供寄生的贤本家阶级消费，而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工业了。
苏维埃政权废除了沙皇的外债；这些外债，单是利息一项，人民每年就要支付几亿金卢布，苏维埃政权消灭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免除了农民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五亿金卢布的地租。农民摆脱了这一切重担，就能够帮助国家建设新的强大的工业。农民迫切需要获得拖拉机和农业机器。
所有这些收入的泉源都掌握在苏维埃国家手中。这些泉源能够为建设重工业提供几亿至几十亿卢布。只是必须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办事，在开支上厉行节约，实行生产合理化，降低生产成本，消灭非生产费用等等。
苏维埃政权也正是这样做的。
由于实行节约制度，基本建设资金的积累逐年增多。这就有可能着手兴建一些大型企业，如德涅泊水电站、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铁路、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几个机床制造厂、“阿模”汽车制造厂（即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等等。
1926—1927年度工业的投资约十亿卢布，而过了三年就已经有五十亿左右了。
工业化的事业向前推进了。
资本主义国家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是个威胁。因此，各帝国主义政府采取了一切办法来对苏联施加新的压力、制造混乱、破坏或者至少是阻挠苏联的工业化。
1927年5月，英国执政的保守党人（“死硬派”）向“阿尔柯斯”（苏联对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