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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是不是有个老汉到这儿来过？”
“马罗儿，你们村子的五保老汉，刚走。”老乔说，“老汉领贫寒救济款来了。”
“给老汉救济了多少钱？”我问。
“嗨！现在还谈不上补多补少的问题。”老乔说，“队里不给马罗老汉盖章，说他……”
我虽然分管民政工作，冬季贫寒救济的具体事项却是由老乔办理，我不太过多干预。老乔是位老同志，人又公正，完全可以放心他做好这件极容易闹矛盾的工作。现在，面对马罗大叔的救济问题，我却忍不住甩出点子来了：“该给老汉救济多少，你定个数儿，队里不盖章拉倒，我签字负责！”
“咱们有些村子的干部……真不像话。”老乔也因此而发牢骚，“马罗老汉刚才来给我说，去年的贫寒救济款和物资，全由干部悄悄地私分了。当然，咱们工作上也有漏洞，马罗说他不为要钱，为闹事！老汉大喊大叫，说他要把这事闹得全村都知道，还要寻县委反映。他说他才不在乎那几个钱，十来二十块地也发不了家……”
“这样的……原来是这样的。”我说，“刚才他和我见过了，可是一句未提……只说是浪哩逛哩！”
“这老汉倔得很。”老乔说，“我给他说，让他找你反映反映，他可直摇头，我还当是他和你不合卯窍哩……”
我没有再说话，走出老乔的办公室。马罗大叔对我只字未提，甚至有意躲避着我，本能地使我记起他说过的“不求回报”的话，自己也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在心头了。
我还是坚持我甩出的点子，让老乔给马罗大叔送去了救济款和棉布棉花。老乔回来时，详细叙述了经过，他做得更严密，把棉布棉花直接交给妇女队长，让她给老汉缝制棉衣棉裤。我初听时很欣慰，稍一思忖，又不禁慌然，这难道是合他本意的么？
一孔窑洞中间，停放着马罗大叔的棺柩。今日午时已经入殓盖棺，我再也看不见那宽大的蒜头鼻子了，以及那两条深刻在脸颊上的大动脉似的皱纹。窑里和窑院的一切空间，全被男女老少围塞满了，门口仍然涌进一溜连串前来送纸的乡亲。他们在灵桌前放下麻纸，点燃一炷紫香，插进用瓷缸代用的香炉，鞠一鞠躬，就参加到人堆里说闲话去了。
我在灵桌前站住，放下纸，从香筒里抽出一支香，在蜡烛上点燃，插进香枝已经十分稠密的香炉，照着所有庄稼人的规矩，抱住双拳，举齐额头，向马罗大叔鞠一鞠躬。当我深深地弯下腰，虔诚地低下头去的时候，一个镜头闪现在脑际了——
在一座十分雅致的高层大楼上，我应邀参加一个规模不小的宴会，来自南方北方的新朋老友，杯盘交盏，词恳意切。我亦兴之所至，敞怀痛饮，酒过数巡，我的脑子里突然闪出马罗大叔一把甩到我怀里的那个烧烤成黑色的包谷棒子来！细一瞅幻觉消失了，桌上是狼藉的鸡骨鱼翅，桌下是软茸茸的红地毯，哪有什么鬼包谷棒子的踪迹……我可没有醉！
紫香焚烧的青烟，在灵堂上飘绕，空气里有一缕幽微的香味。我停立在灵桌前，脑子里又变得一片空白了，直到我被谁拥撞了一下，才发觉后面已经拥着一堆等候进香的男女，我立即让开位置。
她——马罗大叔的阿克西尼亚——站在灵桌前头了。她点燃一支香，插进香炉的时候，手指抖着，竟然两次把香弄断了。她的表面倒装得沉静，跪下去，磕了头，站起来的时候，我看见了她眼角渗出的泪痕。
所有老年女人们都表现出过分的热情，招呼她喝水，没有讥诮和轻薄的意思，她倒有点忸怩了。
我很快弄清，这场丧礼葬仪是由几位热心人组织的。土地下户以后，马罗没有心思抚养庄稼，在一亩多责任田里全部种上了树苗，还没来得及卖掉，自己却死了。他仍然被村民们推举为护田人，统一看守各家各户的庄稼，按照田亩分摊给他一定的报酬。刚进腊月，本年的酬金还没领，他却死了。于是，村民们就形成一条动议，把他看守庄稼的酬金按户收齐——甭亏了马罗！再把树苗折价，由队里暂且垫付。把这两笔款子合起，筹办马罗的丧葬大事。
“八挂五”的乐人班子（十三人）已经在窑院里唱起《祭灵》，公社电影放映队的放映员正在打麦场上挂银幕，满村巷里都洋溢着欢悦的浪花。马罗生时寂寞，死时却热闹，能得到这种死而无怨的结局，也不容易哩！
我坐在乡亲们中间，抽烟，喝茶，听大伙儿高声说笑，看众人跑前跑后地忙呼的身影，心里却不时闪出那个甩到我怀里来的烧熟的包谷棒子，那是怎样美好的一顿野炊晚餐……
1984。10。草改于西安东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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