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应付，此间因财政支绌，现仅许月给巡查公费一千元……此电达，乞密不宣。”１８日，袁世凯回电说：“叶电悉。尽筹周至，掺纵咸宜，造福江域，诚非浅鲜，莫名慰佩。不敷之两千元，可由中央拨付。惟此人迭接武昌文电通缉，须加特赦，统俟洪述祖回京再商办法。”＇1＇
洪述祖回京向袁世凯报告后，袁即指示黎元洪取消通缉令。１２月，应夔丞至北京。袁又传见，并以解散共进会为名，批给应夔丞五万元活动费。从此，这个一度混入革命队伍的帮会头子，便卖身投靠袁世凯，成为袁豢养在上海专门对付革命党人的一只恶犬。
１９１３年春，宋教仁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旅行后抵达上海。３月２０日夜，由上海启程打算返回北京，当他刚刚走进火车站，就被应夔丞所收买的兵痞武士英用枪击伤，伤势十分严重，延至２２日即逝世，终年仅三十一岁。宋教仁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始终缺乏认识，临终前，他还给袁世凯发了一个电报，既悲愤又沉痛地说：“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袁世凯得到宋教仁被刺的消息，满心高兴，表面上却装出十分惊讶的样子说：“竟有这种事吗？快拿电报来！”看过电报，又故作痛惜地说道：“国民党失去宋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办事了。”他接边给程德全发了两个电报：一、命令“迅缉真凶，穷追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并假惺惺地谴责暗杀之风；二、派兵对革命党人黄兴等“妥为保护，以昭慎重”。同时，他凭空捏造了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谣言，授意御用报纸广为传播，妄图以假乱真，转移视线。暗杀宋教仁的地点，特地选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这里又是国民党的大本营，袁世凯满以为经过如此一番布置，宋案查不出结果，国民党领导人之间将互相猜疑，陷于分裂。不仅政党内阁将化为乌有，从此国民党也会一蹶不振，不能再和自己为敌了。
然而，事出袁世凯的意料，２３日有一个古董商向上海租界捕房报告说：一星期前，他到应夔丞家里兜售古董字画，应拿出一张照片来，叫他把照片上的那个人杀掉，许给一千元。他拒绝承担这件事。今天，他在报上看到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叫他暗杀的对象。捕房根据这个线索，当天逮捕了应夔丞，次日正凶武士英也落网，而且从应家中搜出五响手枪一支，应与洪述祖、赵秉钧往来密电本和函电多件。
消息传到北京，袁世凯异常焦急。于３月２９日密电程德全说：“连接南方私人来电，宋案牵涉洪述祖，是否确实？究何情节？宜速查复，以凭核办。”接着，又电催程说：“宋案心烦啧，亟盼早见证据，望速照迭次电嘱，速行检齐报告。”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张一也多次密电程，催他把“牵涉中央证据速向英厅索取”，派人带京呈阅。并特别叮嘱“可不作正式报告”，等等。＇2＇由此可以想见袁世凯心慌意乱的情形。
在孙中山和黄兴的强烈要求下，程德全被迫于４月２６日将查获的证据向全国公布，其中最重要的函电有以下各件：
１月１４日，赵秉钧致应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
２月２日，应致赵秉钧冬电：“孙、黄、黎、宋运动极烈，民党忽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用照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２月２日，洪述祖致应函：“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须于题前径电老赵，索一数目。”４日又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８日又函：“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１２日又函：“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赵秉钧字智庵）已将应密本交来，恐程君不机密，纯令归兄一手经理。”＇3＇
３月１３日，应致洪述祖函：“民立记初在宁之演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同一天洪述祖致应电：“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３月１４日，应回洪寒电：“梁山匪魁（指宋）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
３月１８日，洪述祖致应电：“寒电立即照办”。次日又电催：“事速照行”。
３月２１日凌晨两点，即武士英刺宋后四小时，应致洪述祖号电：“二十四分钟所发急令已达，请先呈报。”同日又发个电：“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３月２３日，洪述祖致应函：“号、个两电悉，不再另复，鄙人于４月７日到沪。”＇4＇
这些证据一公布，宋案真相大白。南方国民党人群情激愤，一致谴责谋杀主犯袁世凯，强烈要求传讯赵秉钧，逮捕洪述祖归案。
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袁世凯也从未想过低头服罪。他暗令洪述祖到青岛租界内躲避。洪抵青岛后，通电声明致应夔丞函电中所涉袁、赵之辞，都是“假托中央名义”，并狡辩道：“毁宋仅欲毁其名，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5＇赵秉钧也出来为自己开脱，为洪述祖圆谎。他在致北京《民立报》记者函中说：“奉差各省特派人员，向用密码报告，因作函将密码送去。”至于洪、应来往函电，他从未阅过，完全是洪述祖“招摇”或“隐射”。最后装出无辜受牵累的样子说：“鄙人德薄，横遭訾议，亦命运使然。惟抚念生平，四十即抱消极主义，五十以后即抱厌世主义，津沽伏处，久无问世之心。”言下之意，像他这样一个有遁世之想的人做不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6＇后来，上海特别法庭坚持要他出庭，他便凶相毕露地说：“宋之被刺，正犯为武士英，嫌疑犯为应夔丞，与洪述祖究有何干系，尚未判定。”要他“出庭受质”，完全是“野心枭桀攘夺政权，藉端发难，含血喷人。”＇7＇
袁世凯见矢口抵赖不能摆脱被动局面，遂反守为攻，指挥京津警特机关制造“血光团”假案，硬说黄兴是“血光团”团长，派遣大批团员潜入北京暗杀政府要人。一时众口喧腾，到处哄动。京津军警四出搜捕“血光团”，乘机逮捕了国民党议员谢持，弄得人人自危。袁世凯还装模作样地请赵秉钧等政府要人迁居北海，以便警卫。又下令在总统府内实行宵禁，好像真有一个什么“血光团”在活动。北京检查厅根据一个被收买的女人的供词，票传黄兴到案对质，借以抵制上海法庭传讯赵秉钧，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
袁世凯玩弄这些鬼蜮伎俩是徒劳的。惊心动魄的血案，使孙中山从修筑二十万里铁路使国家富强起来的幻梦中猛醒。他开始看清了袁世凯的反革命真面目，认识到“非去袁不可”。３月底，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召集国民党人开会，坚决主张立即兴师讨袁。但是，在这个关系共和国存亡的紧急关头，国民党显得十分软弱无力。党内分子复杂，号令不一，就是从前属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认识也极不一致，黄兴等人对武装讨袁缺乏信心，认为革命军队“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顿才能作战”，极力主张“以法律解决”。紒紥矠
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当国民党人辩论不停、莫衷一是之时，袁世凯则先发制人，把反革命的“统一”战争摆到他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注释：
①《中国的选举者：有公民权的人》，见《北华捷报》（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Ｈｅｒａｌｄ），１９１３年１月１１日。
②《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册，页３９６。
③《章太炎致袁世凯论治术书》，１９１３年３月，见《太炎最近文录》。
④同②，页３８１、３８２。
⑤同②，页３８３。
⑥同②，页４０９。
⑦同②，页４１２。
⑧同②，页３８０。
⑨《袁世凯通令劝告政党文》，１９１２年７月９日。
⑩陈一：《新语林》，卷１，页２０。
＇1＇见《程德全密电稿》（未刊）。
＇2＇同＇1＇。
＇3＇程君即程经世，时为国务院庶务秘书，曾对人言：洪述祖奉总理命去沪，临行前进府谒见总统，洪到沪密电由他转过数次。
＇4＇《程德全应德闳宣布宋案证据通电》，１９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5＇《洪述祖江电》，１９１３年５月３日。
＇6＇《新闻报》，１９１３年５月７日。
＇7＇《赵秉钧覆岑春煊等函》，见《民国经世文编》第２０册，页１１。
紒紥矠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见《近代史资料》，１９５６年第４期。
“善后借款”和“武力统一”
袁世凯打定了主意，要消灭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力量。为此，他极力投靠帝国主义，进行物质准备。
清朝政府的财源主要来自长江流域各省的赋税，当时称为京饷。辛亥革命后，南方各省的京饷大大减少，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北方各省的京饷，对于北洋政府庞大的军政开支，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不足以应付。北洋政府的开支主要是靠帝国主义各国的贷款和临时垫款，才得以维持的。仅１９１２年上半年袁世凯从银行团取得五次垫款，总计银一千二百余万两，其中除一部分用于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和解散南方军队外，大都直接作为北洋政府的军政费。①此外，一贯支持袁世凯的德奥军火商贩瑞记洋行在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１３年还给袁三百五十万镑的军火贷款。正是由于有帝国主义的金钱源源不断地注入袁记国库，袁世凯才不仅能维持住政权，而且还能不断增强北洋军的实力。据《海关册》记载：１９１３年天津海口输入的军火，共值银四百九十余万两，较１９１２年增加百分之八十。
当袁世凯决定发动反革命内战时，他首先考虑的是，必须从帝国主义那里取得更大的财政支援，否则进行战争是很难想像的。因此，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于４月２３日下令接受五国银行团（美国已于３月２０日退出银行团）提出的苛刻的贷款条件。２６日，即程德全宣布宋案证据的同一天，赵秉钧偕同陆征祥、周学熙赴东交民巷汇丰银行，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二千五百万镑的巨额借款合同。合同规定，中国在财政、银行、币制、审计、国债等部门设置由银行团派定的外国顾问，监督财政开支。用全部盐税作借款的担保，由银行团指派外国顾问和会计，设置盐务稽核所，稽核收支，监督征解。
袁世凯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换取帝国主义的贷款。对于这笔贷款的反革命性质，列宁在当时就指出：“借给中国的新的公债被用于反对中国的民主派：‘欧洲’拥护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所有一切中世纪反动势力实行联盟的。”并作出准确的预言：“（帝国主义）就会出动大炮，并与那个野心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