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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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传_2- 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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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袁世凯在科场上谋求荣华富贵的希望破灭以后,遂把诗文付之一炬,决心攀附李鸿章淮军集团。他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⑦当时,李鸿章的幕府中大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袁世凯仅是一个无名的拔贡生(秀才),地位低微,对他说来,显赫的李氏是可望而不可攀的。因此,他没有直接投奔李,而于1881年5月,带领“其家旧部数十人”往山东登州,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

  吴长庆(1829—1884),字筱轩,安徽庐江人,1880年冬率领淮军六营由浦口移驻登州,督办山东海防,极受李鸿章的信任。其父吴廷襄是庐江地主团练武装的头子,咸丰年间太平军包围庐江,吴廷襄派吴长庆到宿州,向袁甲三求救。袁甲三举棋不定,征求子侄意见。袁保庆以“绅士力薄,孤城垂危”,主张援救;袁保恒则认为“地当强敌,兵不能分”,两人争持不下,拖延多日,以致庐江被太平军攻占,吴廷襄被杀。此后,吴长庆与袁保恒绝交,而与袁保庆“订兄弟之好”。⑧袁保庆在南京时,吴长庆带兵驻扎浦口,两人过从甚密。袁保庆死时,吴长庆渡江视敛,“扶棺痛哭”,帮助料理丧事。⑨因此,当袁世凯来到登州时,吴长庆不仅“肫然相信”,⑩乐意收留,备加照抚,而且随后又加以提拔重用。

  武夫出身的吴长庆“好以文雅缘饰”,'1'以敬礼士大夫而扬名海内。他的幕僚张謇、朱铭盘、'2'周家禄等,'3'都是一时名士。他对张謇尤其倚重。张謇(1853—1926),字季直,江苏南通人,文学颇有根底,素有“才子”之称,1876年入吴幕后,得参与机密,军中重要函牍,多出其手笔。吴长庆命其子吴保初随张受业。袁世凯到营后,也拜张为师,学习诗文。据张回忆:“謇曾命题,课以八股,则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謇既无从删改,而世凯亦颇以为苦。”但“偶令其办理寻常事务,井井有条,似颇干练。”'4'

  袁世凯善于奔走钻营,在吴长庆及其幕僚面前,总是“谦抑自下”,极表恭顺。又时常伪装忧国忧时,“作激昂慷慨之谈”。'5'很快取得吴长庆等人的好感,被称为“有造之士”。'6'不久就被提拔为庆军营务处帮办,踏上了仕途的第一步。

  1882年6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廷派吴长庆率兵赴朝镇压,袁世凯随军前往。从此开始了在朝鲜的政治生涯。

  注释:

  ①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页12。

  ②袁甲三:《端敏公集》卷首下,页27。

  ③袁保龄:《阁学公集》卷首,页22。

  ④同③,页16。

  ⑤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1913年版,卷1,页2。

  ⑥《袁氏家书》,卷5,页11。

  ⑦同⑤,卷1,页4。

  ⑧张謇:《啬翁自订年谱》,1925年版,卷上,页21。

  ⑨同⑥。

  ⑩张謇:《张季子九录·文录》,卷11。

  '1'张佩纶:《涧于集》,1918年版,卷3,页45。

  '2'朱铭盘,字,号曼君,江苏泰兴人,光绪八年中举,以善骈俪名于时,著有《桂之华轩诗文集》。

  '3'周家禄(1846—1910),字彦升,江苏海门人,自号奥老人,袁世凯为直隶总督时曾入袁幕,著有《恺寿堂集》三十卷。

  '4'刘厚生:《张謇传》,1958年版,页6—7。

  '5'同⑩。

  '6'同⑩。 


扑灭“壬午兵变”崭露头角

  19世纪最后三十年,日本等资本主义列强相继侵入朝鲜,加深了朝鲜社会的危机。粮食匮乏,物价上涨,广大人民进一步贫困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日益高涨。统治阶级内部也展开了激烈的政争。

  1864年,朝鲜国王李死后,十二岁的李熙以支系入承大统,其父大院君李应摄政。②大院君对外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对内极力提高王权,企图挽救没落的君主制度。至1873年,李熙亲政,大院君去位,政府大权遂转入王妃闵氏及其亲信手中。但大院君不甘寂寞,仍思揽权,闵妃集团废止大院君所创的“亲军营”,另聘日本教官练“别技军”,试图借助日本的力量,摧毁政敌的实力。由于改革军制,很多被裁士兵无以为生。留在军营的士兵,也因久不发放粮饷而怨声载道。这种情况到1882年更加严重。这一年的7月,政府迫不得已下令发放一个月的粮饷,但粮米里掺进砂石糠,不堪食用。愤怒的士兵群集仓库,杀死营私舞弊的库吏。宣惠厅堂上闵谦镐下令镇压。③士兵怒火燃胸,聚众起义,攻破武器库。枉寻里、利泰院等处的贫民纷纷响应。起义者焚毁权贵宅第,包围王宫,杀死闵谦镐。闵妃扮成宫女逃出王宫。起义群众又袭击日本使馆,处决了日本教官堀本礼造等。已经失势的大院君集团,乘机煽动,利用人民对闵妃集团的不满和痛恨日本侵略者的情绪,重握政权。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急于向外扩张,推行“大陆政策”,妄图征服朝鲜,进攻中国,称霸东亚。从1876年逼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起,大肆伸张在朝鲜的政治经济势力。日本政府得到朝鲜兵变的消息,立即决定派兵侵朝,以武力为后盾,勒索更多的权益。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探知日本出兵的消息,即电告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此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因母丧回安徽原籍守制)。朝鲜官员金允植和鱼允中正在天津,也向清政府呼吁派兵,镇压兵变。张树声即奏请清廷派丁汝昌率领北洋海军三舰,吴长庆率领清军六营赴朝鲜。

  朝鲜与中国山水相连,自古唇齿相依,朝鲜局势的变化,对中国有直接的影响。清政府和朝鲜政府又有封建“宗藩关系”。④日本的侵略野心,自然引起清政府的不安。但是清政府腐败无能,派兵赴朝,不是为支持朝鲜人民与侵略者进行斗争,而是为了帮助朝鲜统治者镇压起义,“掩执逆首”,⑤以阻日本“借事居功问罪,得肆要挟之谋”。⑥这个反动方针,是清政府在国内实行的对内镇压对外妥协投降政策的翻版。

  吴长庆仓猝出发,军务非常繁忙,一切筹划都靠张謇,而张的得力助手则是年轻的袁世凯。袁认为这是他出人头地的大好时机,极力表现自己。他的职务是“前敌营务处”,主要负责军需供应和勘定行军的路线,但当他从登州出发时,就对朝鲜官员金允植大放厥辞,说他只带数百人就直捣汉城,捕捉大院君。⑦清军抵达朝鲜马山浦后,吴长庆指令某营为先锋队,立即登陆。某营官表示士兵不习航海,多数晕船,请求稍缓。吴大怒,下令将该营官撤职,派袁代理。袁奉命后,马上部署登陆,两小时内完全就绪。吴当众大加夸奖。

  当时,清军有“散入村家作弊”者,袁世凯认为“上国天兵”,在“属邦”掳掠,“玷辱国体”,⑧即自告奋勇担当整顿军纪的任务。吴长庆授他全权,并给令箭。据张謇回忆:当他和吴进驻行馆后,袁来报告说:“现在有事须禀明大帅”。吴说:“好好,你说吧。”袁说:所带军队之中有抢掠朝鲜村庄鱼肉鸡鸭蔬菜之事。袁尚未说完,吴即厉声说:“你为什么不严办?”袁忙答:“我当时已请出令箭正法七人,现有七个首级在此呈验。”吴连声说:“好孩子,好孩子,你真不愧为将门之子。”当时军中有人对袁杀人媚上不满,作诗讽刺他说:“本是中州假秀才,中书借得不须猜,今朝大展经纶手,杀得人头七个来”。⑨

  在马山浦,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等开会商议,决定接受金允植的建议,诱捕大院君,“使国王复其政权”。⑩8月25日清军进驻汉城南门外南檀一带。翌日,吴、马、丁拜访大院君,“以好言诱之”。'1'大院君果然中计,答允回拜。吴返营后,即令袁世凯等作应急的准备。次日,大院君到清军驻地答拜,吴、马先诱其入帐笔谈,袁则以计阻止大院君的护从卫队,让吴、马从容指挥,强迫大院君入舆,由丁率队星夜护送到马山浦,押送军舰,解往天津(以后又软禁在保定)。

  随后,吴长庆应朝鲜国王请求,指挥清军各营围攻利泰院和枉寻里两村的贫民和士兵。袁世凯率领清军,“乱放洋枪”,'2'杀死数十人。起义者英勇抵抗,但寡不敌众,终归失败。

  9月12日,朝鲜国王迎接闵妃回宫,袁世凯抢先前往道贺。闵妃集团重掌政权,对清政府出兵“平敌”,大为感激,与驻朝清军的关系也极密切。

  袁世凯原本默默无闻,在镇压兵变中却大显身手,不但深受吴长庆的信任,也为朝鲜国王所看重。国王于9月中旬设宴招待吴长庆和张謇,袁也在被邀之列,而且备受礼遇。'3'9月底,国王又单独接见袁,由鱼允中陪同。'4'他们谈话的内容虽不得而知,但可想见袁在当时的地位。10月中,清政府奖赏镇压兵变“有功”人员。袁以“治军严肃,剿抚应机”,得“以同知分发省分,前先补用,并赏戴花翎”。

  注释:

  ①1882年按干支是壬午年,所以称“壬午兵变”。

  ②朝鲜国王凡是以旁支入继王位的,其生父即被称为大院君,起初这只是死后的谥号,后来渐渐成为在世的称谓。

  ③宣惠厅掌管仓米出纳等事。朝鲜官阶凡正三品以上者称堂上,从三品以下则称堂下。

  ④清代,朝鲜统治者向中国皇帝“称臣纳贡”,奉正朔,受册封。中国皇帝视朝鲜为“藩属”,有维持受册封的王统地位的义务,形成所谓“宗藩关系”。这种关系是宗法封建制度在中国与朝鲜间相互关系的反映。

  ⑤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卷6,页4。

  ⑥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卷6,页9—10。

  ⑦鱼允中:《阴睛史》下,页189—190。

  ⑧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1913年版,卷1,页5。

  ⑨刘厚生:《张謇传》,上海龙门联合书店1958年版,页9。

  ⑩《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3,页45。

  '1'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版,页37—38。

  '2'周家禄:《恺寿堂集》,朝鲜乐府卷13,军府篇。

  '3'张謇:《啬翁自订年谱》,1925年版,卷上,页23。

  '4'鱼允中:《从政年表》。 


编练“新建亲军营”

  镇压“兵变”以后,朝鲜国王鉴于“禁兵之不可用”,①试图改练新军,以巩固其统治。1882年10月派陈奏使赵宁夏来到中国,向清政府致谢,并商量善后事宜,其中有要求清政府派人练兵一事。这时,清政府的官僚也多主张采取积极政策,维护两国之间的“宗藩关系”。翰林院侍读张佩纶于9月间奏陈“朝鲜善后六策”,其中“预兵权”一条,主张“选派教习,代购洋枪,为之简练诸军”。②李鸿章对这些意见大体表示赞同,并命令吴长庆筹划。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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