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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舰易买，一将难求的情况下，李鸿章对刘步蟾亦万般倚重，密奏他才可大用，隐然是将来的提督人选。但鸿章对他也稍有保留，则是因为他们南方子弟，略嫌轻浮。其实这是满清老官僚的成见。须知清末的海军正如民国初年的空军，是一种最时髦、最洋化的兵种。当时的威海卫和旅顺口的海军俱乐部内，酒吧间、弹子房、跳舞厅……，应有尽有，斯时国内闻所未闻也。过这种时髦生活的青年军官，在满清老官僚的眼光中就略嫌轻浮了。
刘步蟾事实上只是他们「马尾一期」同学中一个最突出的例子。与他同时出任「镇远」管带的林泰曾；出任「致远」管带的邓世昌；「来远」管带的邱宝仁；「济远」管带的方伯谦；「威远」管带的林颖启等，都是大同小异的青年军官。总之，他们都是当时中国，受过十年以上，最严格的最现代化训练的海军专才。驾驶这种庞大而复杂的大洋轮，外行是不能领导内行的。而这种内行在当时的大清帝国之内找不出三十人。这三十人却又是一个师父（马尾一期）下山的。李中堂不办新式海军则罢。要办，则所有主要舰长职位就由他们包办了——顺理成章的事嘛！
再者，他们既有此相同的背景和友谊，很自然的也就形成了一个帮。对帮之外的外行领导丁汝昌，不用说阳奉阴违；对老李重金礼聘来的外国专家，也就不放在眼里了。在这一种心理状态下，一八九O年就发生了上述的「升旗事件」了。原来丁汝昌于是年率舰访香港。一时因公离舰，旗舰管带刘步蟾乃是降下提督旗，改升总兵旗（他自己是总兵），以示他才是一舰之主呢！这时还在船上的琅威理不服，因他自认是大清海军的副提督。有他在船，自应升提督旗。步蟾没理他，官司便打到李鸿章那儿去了。李鸿章来他个是刘非琅。琅威理大怒拂袖而去。英国那时想掌握中国海军，琅氏一去便削弱了英国的影响力。英国再一怒，就不许中国学生进入皇家海校就读了。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二期
二、慈禧太后和她的颐和园
在前篇拙文里，笔者提到，在近百余年的中国里，李鸿章实在是最早的，乃至唯一的当国者，曾经领导我国参加过世界军备竞争（World Arm Race）。
我们应当了解，自哥伦布发现美洲（1492年），到二次大战结束（1945年），在白色帝国主义的五霸七雄（后来又加上个日本帝国主义）的操纵下，我们这个地球，实在是个「土匪世界」。那儿只有强权，没有公理。强权从何而来呢？曰：武装也；军备也。在李鸿章那个时代，人类还没有发明飞机和原子弹。列强要横行世界，就只能靠强大的海军了。
在十九世纪，英国的海军是世界上首屈一指了。大英帝国要维持「日不落」的权势，在海军实力上还要确保它的「两强标准」（two…power standard）呢！换言之，大英帝国的海军实力，要超出其它任何两个列强合并起来的战斗力量。
同治九年（1870年）以后，出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深谙此道。他一再讲，洋人的神气，神气在有「铁甲」。你跟洋人打交道而自己无铁甲，你得闭起乌鸦嘴。
李鸿章是近百余年来，我国仅有的两大外交家之一——另一人是周恩来。笔者曾替顾维钧先生写了几百万字的回忆录。但是翻烂顾氏的公私文件，我总认为威灵顿顾只是个「技术官僚」、「博士帮首」和「黄面皮的洋员」。他一直只是在替老板干活而已；自己没有真正在外交上作主的政治力量——李鸿章和周恩来就不同了。
李鸿章也是近代中国搞以夷制夷的祖师爷——搞以夷制夷，连周恩来都未搞好。李鸿章当然也成绩欠佳。李氏未搞好的道理，是他的「铁甲」被日本打沉了。搞以夷制夷而无「铁甲」为后盾，那就变成买空卖空了。「夷」也不是傻瓜嘛！专搞买空卖空，哪里行得通呢？！所以甲午之前，李鸿章立志要参加世界军备竞赛。
老实说，在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期（1870－1895年）的大清帝国，要参加世界军备竞赛，是绰有余裕的。大清帝国毕竟是个大帝国嘛！它和今日中国大陆上的人民共和国一样，虽然也是一穷二白，但潜力是无限的。甲午之前慢说像上述的日本「吉野」号那样的巡洋舰，就是再买它三五条「定远」、「镇远」那一级的主力舰，也是轻而易举的。
君不见一项《马关条约》（1895年）我们就赔了两万万六千万两。六年之后的《辛丑条约》（1901年），我们不又赔了四万万两？合计，七年之内一下便赔掉六万万六千万两！——我们有这么多钱去付「赔款」，没钱买船？！
当然四万万两是分期付的。付多了蒙债主们退款，还要让我的老师胡适之，我的朋友杨振宁……去放洋留学呢！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们老太后当年赔的款，一小部分被退回，我们到现在还没用完呢！——甲午战前我们没钱买船？！我们再买五条、十条，也游刃有余呢！
有钱为什么不买船，要等到打了败仗，再去「赔款」呢？！
朋友，这便是上篇拙文所说的：专搞「四化」，不搞「五化」，则「四化」往往是徒劳——此地着重「往往」二字。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搞社会科学的人，不应该把话说得太「绝」。
须知，四化者，科技现代化也。五化者，政治现代化也。「政治现代化」不一定要搞什么「民主墙」嘛！但你至少也该搞个干净而有效率的现代化政府——至少也得像当时德国和日本那样。像我们慈禧老太后治下的那摊烂狗屎，总归是不够资格参加世界军备竞赛的——帝国主义虽然都是「土匪」、「强盗」，但是盗亦有道也。
现在且看看我们李中堂，如何在这场世界军备竞赛中先败下阵来，后来才打败仗，才赔款。
海军衙门是个大「肥缺」
在北洋舰队成军之初，李鸿章便极力主张三洋一统、分建合操。中央政府应有个研讨战略、统一指挥，以及筹画预算、部署后勤的总机关。这本是顺理成章之事，任何现代国家，都是少不了的，只是名称不同罢了，例如英国的海军部（Admiralty），德国和日本的「大本营」和「参谋本部」；今日美国的「五角大厦」（Pentagon），乃至目前北京和台北的「军委会」，「国防部」一类的机构……在清末，就叫做「海军事务衙门」或「海军衙门」了。
李鸿章本是个好权而又有责任心的干才。在海军衙门的酝酿期间，他本来就当仁不让的。可是这次却由不得他了。在大清国海军成立之初，那些自视为统治阶级的满族亲贵，早已虎视眈眈。本来湘淮军之崛起，他们已感到切身威胁。海军再起，他们就不能再让汉人掌握了。不幸的是，两百多年的荣华富贵和游手好闲的生活，早把这个高踞统治阶层的少数民族，腐烂得无可救药了。上文所述，海军是多么技术化的现代兵种。这种腐烂的满族亲贵，如何能插手其间呢？
但是「海军衙门」可就不同了。它是个高高在上，设于皇城之内，外表上似乎只是个专门管人事、管钱包的大「衙门」！而这衙门所管的海防经费，动辄百万，在他们的眼光里，这衙门是比大清朝廷之内的六部九卿，朝廷之外的督抚司道，任何一个衙门都更要有银子的新衙门。总之，在大清官场中，海军衙门是一个最「肥」的大「肥缺」。亲贵们是绝不能放过的！
大清王朝发展至此，也可说是「气数己尽」吧！就在这紧要关头，那个比较贤良而识大体的慈安太后，忽于光绪七年（1881年）离奇病死。慈安是慈禧所最为敬畏的正宫娘娘。慈安一死，这个姨太太出身，个性又泼辣狠毒的慈禧皇太后，大权独揽，渐渐的便原形毕露了。
三年之后（1884年），她就把恭亲王奕欣赶出总理衙门。奕欣是总理衙门（中国第一个外交部）的创办人。20多年与洋人折冲樽俎，使他颇谙外情，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开明政治家，同治中兴的名臣之首——没有他，慈禧也做不了皇太后。所以他也一直是慈禧所敬畏而嫉妒（仅次于慈安）的第二号人物。恭王一去，慈禧在朝中便肆无忌惮了。
在这种政潮中，居心叵测而推波助澜的，还有个举足轻重的洋官僚赫德。赫德是英帝安插在中国官僚体系（Chinese bureaucracy）之中的一个公开的间谍。他掌握了中国的关税。中国政府向外国购买船炮，支票要由赫德签名。他不是袁世凯的古德纳；更不是蒋中正的端纳。他在中国官僚体制中，是有其一言九鼎之权威的。加以他在中国官场厮混数十年，早变成中国政治的老油条。吹牛拍马，纵横捭阖，无一不会，以一个白色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代理人，再加上熟谙中国官僚的那一套，这位洋大人也真是「双取骊龙颔下珠」，为中外少有的枭雄。
前文已略言之，在中国海军成立之初，他就设法排斥其它列强（美德法）在中国的影响力，而要把中国海军变成大英海军的附庸。他这项阴谋，慈禧和她的近支「懿亲」像醇亲王奕譞（慈禧的妹婿，光绪的生父）等人，哪里知道呢！可是李鸿章和恭亲王奕欣，就洞若观火了，不幸恭王早就是慈禧的「刘少奇」，迟早是要滚蛋的。他自身难保，也就顾不得什么海军了，而李鸿章却是慈禧的「周恩来」，是个少不了的人物。他一要效忠大清，二要自己抓权。他对赫德的阴谋就要加意防范了。朋友，我们如设想使周恩来和李鸿章，易地而处，他们二人的棋路是不会两样的。
李、赫交恶突出醇亲王
为防制赫德搞鬼，鸿章乃拿出他那套以夷制夷的看家本领，密遣原任马尾造船厂总教习的法裔洋员日意格（Prosper Giquel）和原任天津海关监督的德裔洋员德璀琳（Gustav Detring）暗中加以监视，要他们向他告密。日、德二人得令，那真是忠于职守。因此，来自柏林和巴黎的小报告，把赫德的诡计，一一揭了底。
不特此也。那时奉华府之命，前来中国协助开放朝鲜的美国海军司令舒斐特（modore Robert W。Shufeldt），日久也变成李鸿章的情报员。舒氏原是直接去朝鲜办交涉的，但朝鲜王口口声声自称他「本朝为大清之属国」，外交未便作主云云。舒氏只好到天津去找李鸿章。李鸿章对付洋人（和周恩来一样）是有其魅力的。加以美国人当时对中国十分同情。因此舒氏也变成鸿章防制赫德的顾问。
但是赫德又岂是省油灯？你搞以夷制夷，他也会搞以华制华，尤其是以满制汉。他知道太后要以满人掌海军：他也知道和「小六子」恭亲王争权的「七老爷」醇亲王奕譞，早就对「海军衙门」这个大「肥缺」垂涎欲滴；他更知道他自己的话对那无知、擅权和恐洋的慈禧，有一言九鼎之力。他如发动使醇亲王出掌海军，那么他的政敌李鸿章，也要举双手赞成。因此，他就公开建议以醇亲王出任「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此议一出，连哑子吃黄连的李鸿章，也得抢先保举。1884年（光绪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