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
灾难开始了
灾难的前夜1975年刚刚结束，巨大的不幸降临了。元旦过后的一周，这年的1
月8 日，周总理逝世！总理逝世之后，外交部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在中央各部委
中，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外交部大概是发难最早的。如今，周总理已不在人
世，冠华一生中足以信赖支持的力量失去了，我们在急风骤雨中飘荡、挣扎，试图
渡过又一次的政治危机。身为一部之长，冠华还想竭力保护老干部不至于再次受冲
击。但是，冠华和我都缺乏参与当时那种复杂的政治斗争和角逐所需的深谋远虑，
更不懂得尔虞我诈的手段。我们又极容易感情激动，为情绪所支配做错事情。因而
当一场巨大的政治阴谋和陷阱铺设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身不由己地陷了进去，这也
许是冠华所说的“性格就是命运”吧！这一段往事虽已成历史，但它永远沉甸甸地
压在我的心头。
第五十章
搞垮冠华的前奏
1976年5 月下旬开始，一个矛头针对冠华的计谋就一步紧似一步地展开了。当
时“四人帮”正是嚣张一时，大权在握。5 月下旬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张
春桥等人指责冠华在外交部不认真“批邓”，应当对部内“不团结”负责并做检查。
我们对这突然的袭击迷惑不解，因为在此之前，毛主席曾多次支持过冠华和我，说
外交部的问题是造反派要整一批老干部。
从这时开始，冠华的压力与日俱增。6 月1 日的“成都之行”成为对他发起总
攻的一个信号。这年的6 月2 日，尼泊尔国王访问成都、西藏。我们政府方面的主
要负责人以及外交部的冠华和韩念龙副部长都去成都同国王会谈。这时，周总理已
去世，邓小平同志蒙难去职，政府有了一位新的领导。出发之前，我们感到不解的
第一件事是一反过去周总理、小平同志的习惯，新的领导人不愿意与外交部领导同
机赴成都。6 月1 日凌晨，礼宾司接到通知要外交部人员早上先赴成都。而当我们
清晨出发飞抵成都，刚刚到达住所时，省里有关部门来电话通知说领导人的专机也
即将到达，相差仅两三个小时。我们外交部一行路途劳顿刚刚到达金牛坝宾馆，还
未来得及喝上一口水，吃上一口饭，四川省的领导与冠华、韩念龙等同志商量后决
定刚刚到达的外交部领导就不必立即再折回机场迎接领导人了。本来这是情理之中
的安排，而且也并非冠华一人所决定，没想到几天之后，有人利用此事掀起轩然大
波，成为冠华对抗“中央”的第一个罪状。偏偏又因为午饭后，外交部的许多同志
第一次到成都，想去看看杜甫草堂。冠华计算了一下时间，按我们上午的经验，领
导人大约要到下午五点左右到达宾馆，因此他关照说四点半之前必须赶回，在宾馆
迎候北京来的领导人。又谁能料到领导人到达后汽车走的是一条战备公路，比我们
穿过充满游行队伍的市区要快了一个多小时。因此他在我们回宾馆前半小时已到达。
于是，冠华的另一大罪状是“蔑视中央领导”，不仅不去机场迎接，也不在宾馆迎
候，而是“带了身边人”去逛杜甫草堂。
6 月5 日，当我们回到北京时，这些消息显然已先行传到部里。外交部院内贴
满了大字报，指责冠华在成都的这些“严重错误”。在这些恶意的歪曲中伤之中还
捏造了一条“花边新闻”，说冠华去杜甫草堂后在那里由“中国第一摄影师”（指
杜修贤同志）为他和“身边人”照“黄色照片”。一时部内哗然，纷纷好奇地猜测
冠华和我在杜甫圣像前照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照片。而实际上，只是我们面对面地坐
在一张一米多直径的石桌两旁说笑休息。当然全无“黄色”可言。有一点是明确的，
我们知道这都是搞垮冠华的前奏。
批判公开化了
从成都回京的第三天，6 月7 日晚，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有关外交部问题
会议，会上江青、张春桥、毛远新等人严厉地批评冠华不抓外交部的“批邓”运动，
而是“打内战”，责令他回去开会，做检查。回家后冠华百思不得其解，给当时任
毛主席联络员的毛远新打了个电话，问他为什么一切都变了。毛远新用十分冷淡而
犀利的口气对他说：“你自己想想，现在中央要集中批邓，你在外交部干什么了？
你从来没有联系外交实际批右，批邓，你自己跟着邓小平有没有错误？为什么不揭
发，不作检讨？你组织外交部转移‘批邓’方向，打内战。还想利用中央来帮你打
内战。”尽管我至今仍不明白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出戏，谁是这出戏的真正导演，但
戏要以乔冠华的悲剧性垮台为结局这一点是明确的。
第五十一章
批乔浪潮升级
正在批乔浪潮一步步升级时，紧接着来的一场暴风雨是8 月初在通知外国驻华
使馆地震期间安排留守人员，其他人员、家属由中国方面提供方便暂时离开北京的
问题上，当时的“中央”终于把冠华放到了被打倒的位置上。这年的7 月28日，唐
山发生大地震，波及北京。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两天，北京的居民只得露宿街头。外国驻华使馆也
不例外，因为我们无法向他们提供足够的帐篷。冠华此时正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但对外他仍是外交部长，代表中国政府。地震发生后部内的几位副部长迁入了四十
二号宾馆在大草坪上搭起的红丝绒帐篷居住。冠华却坚持住在家里。司机老杨劝他
也暂时住到宾馆草坪去，他却说：“此刻是中央随时要找我的时候。一百多个外国
使、领馆的安全尚无保障，我怎么能只顾自己安全搬到宾馆草坪上去？只要有一个
外国使馆人员伤亡，我如何向世界交代？”
7 月30日晚，一位中央领导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柬埔寨客人。当时，有两个高
级代表团正在北京访问。由于突发地震，中央决定立即派专机送他们提前去外地访
问。这天晚上，中央领导宴请英萨利为他送行，冠华参加。宴会中途，工作人员送
进一张纸条。中央领导看后神色紧张，随即递给冠华。纸条是中办主任传来的，内
容说根据震情预告，未来廿四小时内以通县大厂回族自治县为震中，可能发生七级
以上大地震。看了这个通报，在场中央领导匆匆结束宴会后叮嘱礼宾司次日一早一
定要送走钓鱼台的两批外宾。冠华回到家里把那份震情通报告诉我后，就立即在地
图上找到大厂回族自治县并测量了它和北京的距离。他十分焦急，他说北京可能在
第一冲击波上，如果真是有大地震，后果比唐山更严重，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各
国使领馆。于是，他通知值班室半小时后在四十二号宾馆草坪上召开紧急党组会议。
紧急处理防震事宜
我陪他去宾馆，党组在草坪上开会，我也已疲惫不堪，从家里搬了个躺椅在主
楼边的便道上休息等候。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就散了。回家路上，冠华说，党组决
定连夜通知各国使馆留下留守人员，其他人，尤其是妇女儿童，由中国民航提供专
机暂时撤往广州、上海，待震情稳定后再回北京。有愿意提前休假的，中国方面也
将协助解决机票。冠华说他打电话未找到当时的政府主要领导，只好告诉秘书了。
由于时间紧迫，因此党组决定一面通知使馆及民航，一面呈文给中央，一定要赶在
可能的大地震发生前尽可能撤出大部分外国使、领馆人员。他说震情通报不一定准
确，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切不可掉以轻心。要尽一切可能不使一个在华外国
人受伤。
办完这件事已是凌晨时分，冠华已精疲力竭。自从地震发生后，他白天奔走于
外交部几个宿舍区的临时地震棚看望部内人员，视察生活安排。晚上还要处理繁忙
的外交文件及防震事宜，一晚睡不上三四小时。由于他拒绝迁往宾馆草坪上舒适的
大帐篷，我只好像北京所有老百姓一样，想方设法弄来塑料布，用几根竹竿在院子
中央搭了一个地震棚，里面放入两张躺椅权且作为床铺。谁知一下雨，粘上的塑料
布都开胶了，雨水从棚外渗进来，根本无法休息。这天午夜天晴，我催他抓紧时间
休息，他倒在躺椅中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冠华又亲自督促外国人撤离的工作。
当时驻华使领馆的官员、家属都对中国方面如此为他们安危着想，在短短的几个小
时内协助上千人员撤离地震危险区十分感动。一切进行得井井有条，到中午时已大
部分完成。冠华终于松了口气，对我说：“这件大事办好了，我肩上的担子松了许
多。这几天真怕外国使馆出事啊！”我说：“外国人倒安全了。我们这个院子可很
危险。万一真有大地震，四面房子塌下来，尤其是那个高大的烟囱倒下来就全完了。”
冠华说：“想不了那么多了。谁叫我肩上责任重啊！”
第五十二章
蒙受不白之冤
本来，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外交部长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了全体在华外交
人员的安全，如此负责，如此果断，难道不是一个优秀领导干部的楷模吗？然而，
谁又能想到，当那个预报的大地震并未出现后，冠华的这一片心竟被利用，遭人指
责成了他的“严重错误”。
31日晚上八九点钟时，那个可怕的震情通报所预测的廿四小时已安然过去，北
京并未发生大地震。我们都感到无比的轻松。此时保密机响了，冠华接过电话后，
我发现他的神情越来越严肃，只听他说：“我确实没有想到……好吧，我们明天就
开会……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中央做检讨……”我紧张起来，问他出什么事了。
他带着困惑的神情说是国务院的主要领导来电话，批评他未经中央批准，擅自撤离
外国驻华使、领馆人员，这是“严重无组织、无纪律”，是“在地震面前惊慌失措
的表现”，是“有失国家尊严”。我感到同样困惑。震情通报是中央办公厅发的，
当然不能不信。那么面对北京廿四小时内可能发生七级以上大地震的预报，一个外
交部长难道应当不闻不问，或者坐等文件层层报批，丧失时机，这才是维护国家尊
严吗？而如果要采取措施，北京又有什么地方可庇护上千的外国人员和他们的妇幼
家属使其免受伤害呢？中央不是在此之前已决定把外国贵宾也立即转移去广州、上
海吗？再说，假如那个预报是准确的，那么使馆人员不撤，后果又该是多么可怕？！
从第二天开始，外交部党组天天开会批判冠华“在地震问题上的严重错误”。
党组个别人显然事先已知道内情，一上来就“上纲上线”批乔。但开始时党组大多
数同志认为把责任推给冠华一人是不公正的。大家说30日晚上的决定是党组全体的
决定，也电话报了中央领导的秘书，这么紧急的事不可能按常规一道道批示，不能
说无组织无纪律；既然是集体的决定，如果要写检讨，应当以党组名义写，也不应
由冠华一人承担。由于大多数成员持此观点，给中央的第一个“检讨”是以外交部
党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