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离开了这个世界。
往日重现
现在，我孤零零地坐在北房前宽敞的廊子上，又是初夏时分，又是花开花落的
季节。我的眼前跳动着一幕幕昔日的情景。我又见到瘦削而精神的父亲，孜孜不倦
地伏案写他最后一部巨作；我又见到母亲那矮小玲珑的身影匆匆来去于北屋与厨房
之间；我又见到幼小的妞妞满院子地欢笑奔跑。我当然更看到月光下的冠华，拉着
我的手，对我说：“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丢了官，眼睛又瞎了，你就这样牵着我去
要饭！”
悠悠白云从南屋的顶上轻轻飘过，还像那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前一样。然
而这四合院中昔日的主人却今又何在呢？我轻轻地叹息，大概我也应当离开这四合
院了！它带给我太多的回忆，太多的创伤，我的心已难以承受！
第四章
难解四合院情结
前两日，胡同里传来确切的消息：史家胡同西口南边大约二百米的房屋全都要
在一个月内拆除了。这块地卖给了一家外国公司，不知道要干什么。西口进来二百
米，恰恰是拆到我的对门。我原来还以为史家胡同这样一条具有文化历史价值的胡
同是不会拆的。但看来在这个越来越商品化的时代，文化历史和传统在金钱面前是
苍白无力的！
这史家胡同会变成什么样呢？我真的不知道。至少，我再也见不到四十年同在
一条街上的一些街坊邻居了。他们当年亲切地叫冠华“乔老爷”，叫我则是“妞她
妈”。我再也听不到三五成群的大娘们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聊，以及夏天夜晚，邻居
们在街灯下谈古论今，传播一点社会新闻、小道消息了。这一切都将随着这胡同的
消失而消失！这是极大的悲哀，但我却又隐隐地感觉这也许也是解脱。自从冠华离
开这院子之后，它再也不是一个家了。有时候，我在有着皎洁月色的夜晚也曾想在
院中散步。但我再也找不回那逝去的感觉。在这空空洞洞，只剩下我一个人的四合
院里，我像幽灵一般，多少个夜晚，在一盏孤灯下写着那过去在这院子里曾经发生
过的一切。四合院是美好的，是铭刻着永远无法忘却的情怀的。但也许如同它四面
围拢的形式那样，十多年来，它把我紧紧地围困在这四方的天地中，我的思想、我
的心灵从来没有跳出过这块四方的天地。那么，这胡同的逐步消失也许倒会最终使
我自己得到解脱吧！回想起来，自从1949年来到北京，将近半个世纪，我都没有离
开过四合院。从东四八条到史家胡同，我一直生活在四面围困的院子里。近来，北
京的外国人对我的院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来了好几批参观。带着倾羡的心情来到
这四合院里的人可谓不少，他们赞叹一番之后都回到他们各自的现实生活中去。唯
独我却深深地扎根在这院子里，有时候，我真的感到压抑和沉重，我觉得我像是这
院子里的一个出土文物，永远属于这里，大红门外的生活与我无缘。不论我在外面
做些什么，最终还是回到这已经只剩下我一个人的院子里。
有一段时间，我有意多往外跑，去外国，去热闹的现代化的城市。我想寻找一
个使我心灵摆脱四合院的缺口。但是日子一长，我又想念我的院子，如倦鸟归林般
急匆匆赶回来。一进我那熟悉的庭院，我又如释重负，享受着那份只属于我的孤独。
生活就这样延伸下去，我总是徘徊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我很想突围出这四合院，
我却又如此深情地依恋这四合院，因为它的每一块砖都铭刻了我的欢乐与悲哀。守
着它使我心碎，离开它使我失落，而从远方回到它的怀抱里又令我心醉。我想这种
四合院的情结大概我此生都难以解开了。
从上海到北京
每与朋友们谈起自己与父母的种种亲情和情感的交汇，我都有种说不出的惆怅。
由于我们民族的特殊历史和父亲为理想的求索走的特殊道路，从童年到少年，他在
我的心灵中都不过是一个朦胧的印象。直到他已年过六旬，我也已经从小学升入初
中，他才走入我的生活。
那是由于他在我刚刚学步时就只身离开上海辗转去了大后方重庆。1937年7 月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父亲离开北平迁居上海。但翌年三月，南京的“维新”伪政权
又宣告成立。父亲的一位老友梁鸿志沦为汉奸。梁极力诱发父亲加入汪伪政府，父
亲严词拒绝。此后，日伪当局对父亲进行威胁，父亲遂秘密从上海出走，避难香港。
随着太平洋战局的进一步发展，他不得不于1939年2 月由香港赴重庆，一直到1945
年日本投降之后回到上海。父亲离家一去八年。
在这抗战八年中，我一直同母亲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上海。在我模糊的
童年记忆中似乎有几次，母亲紧张而神秘地同来我家的客人低声交谈。来人告诉她
父亲的近况。如果我在屋里，母亲总要关照我出去不要乱说。记得1943年临近春节
时，家里又来了这样一位神秘客。
第五章
为爸爸照像
他走后，母亲很兴奋，马上带我去霞飞路（现淮海中路）买衣料做了一件白底
彩花织绵缎的旗袍。做好后又让我穿上这新衣带我去照相馆照了各种姿势的像片。
直到这时，母亲才偷偷告诉我这照片是父亲托人到家里来要的。来人很快要回重庆。
母亲说父亲带来口信要我好好读书，因此她要我照像时手里一定要拿本书。我至今
还保存有其中的一张。那是父亲抗战胜利后又带回上海的。照片上的我看上去实在
呆得可笑。那一身锦缎大花棉袍与我当时十岁左右的年龄极不相称。头上还顶了一
个同一料子扎的傻气十足的大蝴蝶结，手里却捧着一本不知什么内容的翻开的书，
而眼睛却又望着镜头。这大概是母亲与摄影师共同导演的作品。照片背后写着：
“父亲大人：女含之叩上民国三十二年。”这虽是一件小事，我却一直记得很清楚。
那时我童年的心灵是多么希望像其他孩子一样，家里有个“爸爸”，所以，当母亲
带我去照像并告诉我是父亲要的时候，我是十分兴奋的，因为从中体会到也有个父
亲在关怀我。
不久，父亲从重庆回到上海。我们家搬到了现在的延安中路达巷7 号。同时这
里也成了父亲的律师事务所。父亲是上海著名的大律师，案子很多，经常要会客，
接谈案子，出庭辩护……很少有空闲。对于十一二岁的我来说，本来就因为父亲八
年在重庆，对他完全陌生，如今回到上海，却每天只有在晚饭前后见到他，还常常
是宾客满座。当时，我觉得父亲是那样不可接近，那样令我望而生畏，我尽可能躲
开他；而他似乎也不大注意我的存在，极少同我讲话。
寂寞的少女
大人们都忙于他们的社交生活，少年时代的我在家里十分寂寞。1946年，我考
入震旦女中。家里为我请了一位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大学生任家庭教师。她每天下
午来我家一小时帮我复习功课。老师走后，我常常独自一人躲在三楼平台上看小说。
冬天，平台上太冷，我就跑到如今瑞金大戏院附近的“作家书屋”不花钱地坐在取
书的小梯子上看书架上的书。巴金的《家》、《春》、《秋》，无名氏的《塔里的
女人》等等都是我那时坐在“作家书屋”的小梯子上看的。那个时期我幻想过将来
当个文学家，也写小说。我还酷爱话剧，曹禺的《雷雨》、《日出》只要公演，我
一定去看。我还喜欢当时上海的一个广播剧团。他们把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
》改编成话剧《水仙花》，连续播演，我每次必听，因此我也很想将来能当个话剧
演员。
有一次，是个父亲偶然得闲的片刻，他突然问我将来想干什么，我脱口而出说
想演话剧。没想到父亲大为不悦，教训我说：“你要好好读书，将来上大学。读好
书我送你出去留学。章家门里不出戏子！你要去做戏子就不要进章家门！”我当时
委屈极了，不知道演戏有什么不好。本来，我和父亲之间交往就很少，这次短短的
谈话之后，我对他更加敬而远之。那次父亲的训话我又伤心又不服气，以至那次谈
话的氛围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解放后，我还是喜欢戏剧，一直到我进了外国语
学院，我才终于如愿以偿成了英语系舞台上的一名业余演员，我们先后演出了全本
萧伯纳的《AugustusDoesHisBit》、王尔德的《认真的重要性》以及莎士比亚的《
奥赛罗》，我扮演黛丝得蒙娜。每当朋友们看过戏说我颇有点演戏的才华时，我都
会叹口气说：“可惜我的戏剧才华还未降生到摇篮里就被我父亲扼杀在胚胎里了！”
第六章
失败的“投资”
不过，父亲那时也有需要我的时候。那是他要写字，叫我从另一端替他拉纸。
父亲是位大书法家，向他求字的人多极了。父亲稍一得空，就写几张“还债”。说
是“还债”，但一写上字，我可以感到那是父亲最好的休息。他很喜欢写字，一写
起来全神贯注，忘却了他要处理的千头万绪的事务。每当这时，他就会想到我，把
我叫去先替他研墨，然后在另一头替他拉纸。
我很讨厌这项工作，因为父亲一写上瘾就是一两个小时，替他拉纸简直是种惩
罚，既不能快又不能慢。快了，父亲还未欣赏完自己所写的那一个或那一行字；慢
了，他又等得不耐烦。不过每当他写字有求于我时，他总是很和蔼。高兴起来，还
有奖金。
我把父亲奖励的辛苦钱同春节时给长辈拜年所得的红包压岁钱存放在一起，舍
不得用。母亲说钞票贬值，不能存在钱包里。于是，她替我去囤积了几箱子洗衣服
的肥皂，说是涨价后卖掉就赚钱了。后来内战局势紧张，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
货物奇缺，母亲把那几箱子肥皂全用掉了，始终连本钱也未还给我。这是我一生惟
一一次失败的经商经验！
惜别上海1948年开始，局势日趋紧张。对于当时仅只十二三岁的我来说，只是
朦胧地感到世界正在动荡变化，我并不知道内战是怎么回事。一直到父亲1949年4
月作为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式和谈代表之一赴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谈判时，我才意识到
这场战争波及到了我们家。父亲动身之前，母亲非常紧张，生怕父亲此去凶多吉少，
有去无回。记得父亲安慰她说不要怕，会有人照料我们一家的。他开导母亲说和谈
是国家大事，他希望出把力，把战争停下来。
1949年5 月27日上海解放时，父亲远在香港，这年11月，我们接到父亲的通知，
要我们立即北上，迁居北京。他在香港住了一小段时间后，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开会
前，云集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由香港地下党组织的干部带队分批乘苏
联船只取道青岛、大连，转来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并参加了1949年10月1 日的开国
大典。
凑巧的是，我和冠华结婚后，有次谈起父亲，冠华说他当时是香港新华社社长，
地下党香港负责人之一，和父亲一起回北京的那批民主人士正是由他带队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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