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香港负责人之一，和父亲一起回北京的那批民主人士正是由他带队的。父亲
对冠华的才华评价很高，冠华也很尊重父亲。解放后他们见面不多；但自70年代初
父亲身体开始衰弱、经常住院后，冠华只要到病房探视朋友，听说父亲住院，他是
必定要去看望的。
父亲参加开国大典之后，决定定居北京。我们全家就按父亲意见立即打点行装
北上。1949年11月下旬，我们乘火车离开上海。同行的除母亲和我，还有大哥章可。
对于我来说，离开我生长的上海是极伤心的事。记得送我们上火车站的汽车拐
入当时的同孚路前，我对我最喜爱的那个“作家书屋”留下了临别的最后一瞥，又
无限留恋地看着那家我常常光顾的门面不大的糖果点心店从窗外消逝。此时我忍不
住哭了起来。我舍不得上海繁华的街道，夜间五光十色的灯光以及那轻轻拍岸的黄
浦江水。但一个14岁女孩子的命运只能由家中父亲安排，不可能独自留在上海。我
贪婪地看着我心爱的城市的每一条街道，不知何日才能重返上海。
到达北京时，已经完全是冬日景象。1949年的北京比我想象的还要萧瑟。街上
看不见店铺，所有的门不是紧闭就是挂着厚实的棉帘子。后来我才知道那挂棉帘子
的全是商店。那时，北京既没有上海那样的五彩缤纷的玻璃橱窗，更没有入夜时光
彩夺目的霓虹灯。古老的城墙，灰蒙蒙的风沙，妇女的穿着在我看来完全是上个世
纪人们穿的那种高领子长到脚面的宽大皮袍子，脸上整个地蒙一块大纱巾，看不出
是老是少，是美是丑。我坐在回家的汽车里又禁不住哭起来，想上海想得要命！
第七章
与老父冰释前嫌
那时，父亲在北京没有自己的寓所。他一辈子为人清廉，尽管过他手的钱财数
量极为可观，但正像他自己晚年时对我说的：“我这一生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
我一生从不富有，但也从不缺钱。”
初到北京时，国家初建，一下子照顾不到那么多民主人士的生活。父亲没有要
求分配住房，自己应老友朱启黔（桂莘）老先生之邀，搬进了朱桂老的后院与他合
住。我们来到北京也就以这后院为家，一住就是十年。说是后院，但还不是整个后
院，而是一半，即北房和东房。北房有一间大约20多平米的起居室，用隔扇隔开的
里面一小间约10平方米就是父亲和母亲的卧室了。我就只好安顿在连接北屋和东屋
拐角上的一间过道，因为光线不够，屋顶开了天窗。整个院子没有暖气设备，每个
屋子都生炉子，我那间水泥地的过道最冷。这开头一年北京的生活对我来说从心理
上到身体上都极不适应。加之，我中途辍学来北京，进不了学校，心情真是坏极了。
我们全家迁居北京之后，我与父亲就天天朝夕相处了。父亲的生活与解放前大
不一样。他除去每周开几次会之外，就是会会朋友，也去听听京剧。过去那许多繁
忙的应酬少多了。他此时似乎很想重建我们父女之间失之荒疏的感情，但我却依然
对他冷漠、疏远。父亲见我总是避开与他谈话，于是向我建议每天教我一篇古文或
一首诗词。可惜，那时的我就是不愿意和父亲单独相处，心里埋怨他把我弄到北京
来，因此学了没有几天，就不愿继续下去了。父亲很伤心，又要我同大哥一起到一
个白俄老太太那里去学习俄语。他自己已70高龄，还天天晚饭后跟着“广播俄语”
从头开始一个字一句话地学习。父亲要我们从老太太那里学回来和他一起复习。可
是，我去了几次后也不肯去了。父亲很生气，问我为什么不肯去？我说这个白俄老
太太一上来就教《渔夫与金鱼的故事》，我听不懂。父亲说：“你小小年纪为什么
那么不好学，什么都不愿学，整天看小说？”我理直气壮地强辩说我不喜欢北京。
只要在北京，我什么也不想学。父亲气得摇头说，“没想到你这样不求上进！”我
可觉得十二万分委屈，整天躲在我那冰冷的小屋里看小说，望着窗外寒风凛冽的严
冬景象，对父亲的怨气更大了。
近年来，听人说，从心理学说，女孩子在15－20岁左右这个阶段有一种逆反心
理。家长要她干什么，她偏不干。只是我那时的“逆反心理”给我一生所带来的遗
憾太深了。在我步入中年之后，每当我想到这失去的大好机会总是追悔莫及。父亲
是个大学问家，我却把他要传授给我的中国文化瑰宝拒之千里之外，致使我至今患
有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贫血症。记得1972年我为周恩来总理做翻译，总理用了
“越俎代疱”这句成语，我傻眼了，翻不出来。总理温和地摇头说，“章行老的女
儿怎么都不懂‘越俎代疱’呢？你要好好跟行老学啊！”我无限羞惭又悔之晚矣，
父亲那时已90岁高龄，虽然我们父女之间终于达到一种冰释和理解，但他体弱耳聋，
已不可能教授我这个当年不肯学的不肖女儿了。
报考北外
1953年，我中学毕业。原来是要报考清华水利和建筑系的，但是在填写报考志
愿前，学校领导找我去说，朝鲜战争告诉我们帝国主义还要制造战争，因此我们要
时刻准备。战争需要外语干部，所以组织上希望我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这个学校
虽然没有北大、清华的名声，也不叫“大学”，但它是从延安老区迁来的，是一所
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从这一年开始列入北京高等学校招生。
尽管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学外语，但党的需要就是命令！我毫不犹豫地把第一志
愿改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后来知道，当时的外国语学院是属“保密”招生范围。早
在高考之前，它就派出人事干部到全国几个大城市的一些中学去挑选学生了。所以
我们后来参加入学考试其实不过是走一个形式。内部名单早已定了。当时，从我所
在的女十二中（其前身为美国教会办的贝满女中）大概一共挑选了五个学生。
第八章
“蹩脚”的校园
报到那天，学校派车子从东华门把北京录取的学生接到学校，我和其他新生被
直接送到宿舍。那天下午的一切似乎还历历在目。我想我们所有人都被这所被称之
为“高等院校”的简陋惊呆了。
那里没有北京大学湖光塔影、曲径通幽的校园，也没有清华大学各个系配套齐
全的教室楼。北京外国语学院设在袁世凯当年的兵营里。那灰色陈旧的二层砖瓦楼
里，没有像样的房间，看起来更像个大仓库。我们被带到我们的宿舍，那是一间足
有一百平米大的空间，粗糙的水泥地，粗糙的墙，里面放了许多双层的十分粗糙的
木制大架子，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就是我们的床铺！它粉碎了我对“上大学”这样一
个向往已久的梦想，我难以想象，二十多个大学生怎么能睡在这大仓库里？盥洗室
就在一进楼门的走廊的左边。在那长长的屋里，有好几排水泥抹的水槽，一大排水
龙头。这一层楼面的学生不分男女都使用同一个盥洗室。最令人止步的是那两间厕
所，就设在盥洗室里间，一间男一间女，要非常小心才不会开错那简易门。
我记得当我们被告知，那大仓库是我们的宿舍，那木头大架子是我们的床铺时，
有的上海来的女学生当时就哭起来，哽咽地说上当了，她是来上大学的，怎么会跑
到这种“蹩脚”地方来。
学校可能预见到我们会有思想波动，所以采取了打篮球“人盯人”的办法，派
了许多老同学来做我们的思想工作。讲学校的革命传统。“木已成舟”，我们再不
情愿也只好在那木架子里安身了。可是到开晚餐时又出了新的问题。我们等待着老
同学带我们去学校的饭厅用餐。但结果是，我们被带到伙房外面的一块空地，每个
人发给一套碗筷和一个粗麻绳穿的小马扎。老同学说，学校没有大饭厅，取了饭就
在这露天的空地上坐在自己的小马扎上吃饭。众人哗然，说这哪里是个大学，简直
是劳改所。
大学也罢，劳改所也罢，这就是我们的大学。不论它开始时让我们多么失望，
但后来它却使我们魂绕梦萦，难以忘怀，因为我们毕竟把自己的青春年华都贡献给
了这个校园。
开学不久，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以其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使我们这批新来的学生为
之信服。生活上的艰苦已经习惯，也就不是重要因素了。当时外国语学院的英语系
云集了一批全国第一流的教师，教授中有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李秉汉……
怀念大学时代
我不知道现在大学生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时候，我们一个班的同学真是充满
了团结、友爱、奋进的朝气蓬勃的良好气氛。我始终觉得那是个无比光辉的年代，
因而都具有那种无私的献身精神。那时候的年轻一代人似乎心灵都很纯洁，没有那
么多“私心杂念”，也不太计较个人得失。
同班女同学中，陈佩冬是我的好友，我们睡上下铺，我在上面。我们二年级时，
李秉汉教授给我们上精读课。其实我和陈佩冬并不相像，我的个子也比她高很多。
但不知为何，李公总是把我们两人弄混。他点我名问问题时，总是叫我陈佩冬，而
叫陈佩冬回答问题时又叫她章含之。开始，我们还纠正他，后来发现李公认定了我
叫陈佩冬，而她叫章含之，我们也就将错就错，反正期终考试，考卷上有名字，弄
不错就行了。所以我们全班十五个学生都习惯了在上李公的课时，每当他叫陈佩冬
时，我站起来，而叫我时，陈佩冬站起来。我们两人都不计较李公对我们课堂表现
的评价。有趣的是，那个学期结束时上最后一堂李公的课，当他叫到陈佩冬，我站
起来时，李公突然仔细地看着我。然后说：“Oh，IamSorry，youare章含之！”我
们全体同学友好地都笑起来，李公问：“HaveIalwaysbeenwrong？”（我一直弄错
了吗？）我们笑得更厉害了！这件事在相隔四十三年之后，我们老同学聚会时还常
常记起。
第九章
避不开政治的困扰
当然，生活在一个强调阶级与政治的制度下，即使是一群欢乐的年轻大学生，
也避不开政治的干扰。记得我们大约在一年级下学期时，学校在新生中开展了一个
“忠诚老实”运动。我们当时完全不懂得这个运动的严重性，因为我们才十八岁，
我们十八年的历史除了幼儿园、小学、中学，什么都没有，因此又有什么可以向党
组织“老实交代”的呢？后来，我们意识到，这个运动主要是查我们的家庭、社会
关系。即使这样，我们也都坦然处之。其实我们入学前，学校人事干部早就看过我
们的档案，这个运动无非是考验我们自己的忠诚程度。
我们每个人都要写一份详细的交代材料，要交代家庭中的每一个直系和旁系亲
属的政治面目和解放前的活动。我当时并未觉得有什么严重问题，父亲是知名的党
外民主人士，他的历史其实共产党比我更了解。所以当党支部书记老何看了我写的
材料后多次退回来叫我再好好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