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才去世。
没有参加演出罗曼剧
不仅长寿，也没有被〃休弃〃。邓颖超在党内的地位一直不低，刚结婚就是革命中心广东的中共区委妇女部长，一九二六年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国共两党要员中享有相当的知名度。其后又任过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中央直属机关支部书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秘书长、中央机要科科长，一九三八年夏天，又与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一道，被选为中共方面出席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成为该会十名女参政员之一。加上周恩来的身份，如果发生婚变，势必产生甚大的负面影响。即使以顾全大局、谨慎处世著称的周恩来有什么〃非份之想〃，他也不会不知难而退。
延安时期，上演了一幕幕罗曼剧，许多中共领导人成为剧中的男主角。最为人侧目，而且对历史影响最巨的，当属毛泽东与江青（蓝萍）的爱情故事。中央红军初抵陕北时，长征剩下的女同志仅三十人。加上当地的女性，连地主家没来得及逃跑的姨太太和小姐都算进来，男人与女人的比例是三十比一（另一种说法是八十比一，似更准确）。女作家丁玲，曾记述毛泽东跟她在延安窑洞的一次谈话，毛扳着指头数，怎么也凑不齐〃七十二才人〃来。抗战爆发后，大批青年学子涌入延安，使革命队伍成份大变，男女比例的失调也有所缓和，但女人仍〃供不应求〃。那些年轻、有姿色、有一定学历的女子，更成了一部份高级领导人物色的对象。奋斗这么多年大夥儿活到今天不容易，都是死人堆了爬出来的，如今距革命胜利还遥远得很，生存条件也艰苦非常，但总算有了个安身落脚的底盘，可以重新打理破碎的、或是不协调的家庭生活。随着个人领导地位的上升，在革命事业中份量的增加，对〃妻〃这一角色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从人性的角度去看，这也无可厚非。像贺子珍那样动不动就拍桌子打椅、口口声声要亲手〃毙掉那两个骚货〃的女人，尽管刚勇可爱，的确也因过分粗俗而容易坏事。年仅二十五岁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就是她一顿撒泼，被迫离开延安的。同时被迫离延安的，还有担任其翻译的吴广惠小姐，她从此竟销声匿迹。
〃邓大姐〃的才学与风度
邓颖超在第一代共产党领袖的夫人中，属于文化程度较高的一位。她一九二零年毕业于直吏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相对于长沙福湘女中的杨开慧、永新福音堂小学毕业的贺子珍、大字不识直至一九三七年才进延安抗大当学员的康克清，她的学历是十分骄人的。甚至许多领袖人物，包括周恩来本人的学历也不如她。周恩来的正式文凭是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赴日本求学，却屡试不中，只好回天津进了新开办的南开中学大学部（后改为南开大学），没上几天课又赴法国勤工俭学，旅欧期间，他勤工而不俭学，除了读语言学校，没踏入正式大学校门读过一天书。当然，没进校门念书不等于不读书，更不等于不学无术。事实上，他广泛阅读社会科学的著作，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为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学识基础。但如果只论毕业证书，邓颖超比他要高。
邓颖超还是写文章的好手，从十五岁在周恩来主编的《觉悟》杂志上发表《为什么……？》起，一直撰稿不辍，对妇女运动的影响颇大。他喜欢写诗，爱好文学与阅读，喜好与文艺界人士交往。不过，从她留下来的文稿看，谈不上是写作的高手，慷慨激昂有余而鞭辟入里不足。文学的品位也不怎么样，大体只能算是一般业余水平。即使如此，这在早期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已属难得的人才。正因为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她在与周恩来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才能够配合默契，进退有据，拿捏得当，演好一个〃革命伴侣〃的角色，而不至于动摇其夫人的地位。
有一首据说是〃邓大姐最喜欢〃的诗，其中几句似乎很能说明她的性格和心境：〃春天过后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只要在秋光里结好你的果子，白发就永远上不了你的头！〃邓颖超是不必为年龄发愁的，她的婚姻牢不可破。一九三七年五月，她化名〃李知凡太太〃，住进北平西山平民疗养院治疗肺病，与一位清华大学的女学生胡杏芬同室。胡因年轻患病，恋人又参加抗日工作不幸牺牲，故情绪十分低落。她问邓颖超的家庭时，邓则禁不住〃脸上漾开甜蜜的笑容〃，柔声夸说自己的丈夫：〃他呀，浓眉毛，大眼睛，高个儿，宽肩膀，聪明能干，极有才华，更有气派，并且有强烈的爱国思想。〃（《邓颖超传》第220页）
第一位恋人〃并不重要〃
如此完美的夫婿，别说是百里挑一万里挑一，便是全中国也没有几个。邓颖超虽说对自己婚姻极为满意，但在一个年轻轻即遭遇不幸的女学生面前这样夸耀自己的丈夫，不免有失厚道。何况她是化名到国统区养病，身份应尽可能隐蔽，不宜到处招摇以引人注目。
周恩来的〃高个儿〃，也言过其实。周恩来身高只有一米六九公分，（韩素音书中讲他有一米七七公分，有误），按现时社会上的标准，还没跨过〃半残废〃的槛儿，只能算是〃残废〃。即以当时中国人的平均身高而论，也只是中等个儿，谈不上〃高个儿〃。相比之下，邓颖超的身高只有一米五五公分，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也没什么不可。邓颖超夸称丈夫是〃高个〃，以至于〃七七〃事变爆发后，身材高大的南汉辰匆匆赶到医院通知邓转移，同院的小病友陈溶还以为这就是她的先生〃李知凡〃。周恩来虽个不高，身材却十分匀称，加上举止潇洒，绝不显得矮。何况一个叱吒风云的政治人物，更不能以身高论英雄。
人们说起他们的婚姻，几乎都用〃恩爱〃、〃甜蜜〃、甚至〃伟大〃来形容。实际情况如何呢？
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是在一九一九年夏天，邓颖超十五岁，时逢二十一岁的周恩来从日本落第回到天津，准备进南开大学。〃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积极参加和组织天津的青年运动，成为学生领袖。他曾应邀到直吏第一女师帮助排演话剧《花木兰》和《安重根》，邓颖超在这两个话剧中都演主角。邓又在周主编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还一道领导学生示威，名副其实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战友。但是，周恩来的第一个恋人不是邓颖超，而是另一位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张若茗。
很多年以后，有西方记者向邓颖超问起周恩来这位初恋情人，她很轻松地笑着反问：〃是的，但并不重要，不是吗？〃
才貌双全的张若茗终不敌〃小超〃
对于邓颖超也许〃并不重要〃，对于研究青年周恩来，这位张若茗当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有一个简单的事实，邓颖超和张若茗同为直隶第一女师的学生领袖，都与周恩来有着频繁和密切的交往，都建立了战斗情谊，周首先被吸引和看中的是张，而不是邓。
一九二零年一月二十九日，天津学生聚众五千人前往直隶公署请愿，周恩来为总指挥。周与另外三位学生代表郭隆真、于兰锗、张若名直闯省公署，全部遭到毒打、扣押。这次运动，五十多个学生重伤，二十四人被捕入狱。这是周恩来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坐牢，前后将近半年。四月五日，邓颖超等二十四名学生卷着铺盖到警察厅，要求入狱，以交换周恩来等二十四人。
张若茗与周恩来一同坐牢，邓颖超领人要求代替他们坐牢，就〃斗争情谊〃而言，二人几乎相当。如果仔细分析，张若茗似乎更胜一筹。事实上，张若茗年龄比邓颖超稍长，在学生运动中的影响力更大，更引人注目。天津学界当时有两大组织，一是天津学联，一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由于传统习惯，男女学生只能分在不同的团体内各自活动，就像男女学学生不可同台演出新剧一样。正是张若茗的提议，将两个团体合并，以便统一行动，壮大联合的力量。此议得到周恩来的赞同，并由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组成了〃觉悟社〃，张若茗在冲破那女的界限，整合学生运动方面起到的作用，显然不是邓颖超说的〃不重要〃。
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七日，经过法庭审理，入狱学生代表全数获释，周恩来等人被当成〃英雄〃，胸佩〃为国牺牲〃的纪念章和大红花，受到锣鼓鞭炮的凯旋欢迎，出尽风头。〃英雄〃中当然也有张若茗。十一月七日，周恩来在上海乘法国油轮Bordeaux号赴法国勤工俭学，同行学生一百九十七人，张若茗亦是其中之一。邓颖超未能同往，留在天津继续她的学业和学生团体〃觉悟社〃的工作，只送了一件手织的毛衣给临行的周恩来，内侧绣了一行字〃给你温暖，小超〃。
周恩来的小布尔乔亚情调
然而自那以后，张若茗的名字即从有关周恩来的诸多史料中〃淡出〃了。一种说法是，家庭富裕、性格开朗的张若茗在赴法国途中与另一位同行者〃打得火热〃。另一种说法是，在旅欧初期，同情革命而且非常美丽的张若茗〃热烈的追求他〃，周却没有选择她。后来他说〃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 周恩来的这句话应该不假。只是太虚了一点，无法向历史交代，没有说明为什么她〃不适合〃，而认定邓颖超非常适合做革命的终身伴侣。一些传记作家认为，张若茗到法国以后，一改先前激进、好抛头露面的做派，安下心老老实实地读起书来了。毕竟，他们是去勤工俭学的，完成学业才是主要目的。周恩来则〃决心献身革命〃，道合志不同，终至于分道扬镳。
周恩来给朋友写信，常忍不住向他们夸耀欧洲的美色，〃某某女人真漂亮〃，或是〃巴黎真是美极了〃。刚到法国的时候，他还把自己的照片印在明信片上，寄给国内和日本的朋友：〃朋友多，名胜多，你想来吗？〃这即使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也仍不失为一种时髦的玩法。他喜欢跳舞，常去公共舞厅，从不愁没有舞伴。别的中国学生就不一定像他那样受欢迎，或许是没有他的才俊与风度，生活压力也比他大。周恩来家境贫寒，在日本求学时一度生活无着寄人篱下，心情也总是烦闷。但赴欧前他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一方面得到南开校董严修和著名律师刘崇佑的资助，另一方面与天津《益世报》商定，作为该报的旅欧通讯员，以稿费贴补生活费用。这样，他就无须像绝大多数同行的中国学生那样，为解决基本的生计到工厂打那种报酬极低的工，去过那种遭受〃剥削和压榨〃的暗无天日的工人阶级生活，较能以〃小布尔乔亚〃的情调去大量、领略和欣赏生活的美，包括对异性美的欣赏。
很难想象，风华正茂的周恩来会沉湎其中不可自拔。他胸有大志，没忘记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他身边那个脾气火暴的朋友蔡和森也及时发出警告：〃你不该沉湎于美，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双眼应该一直盯在受压迫、被剥削的工人身上。〃蔡和森是湖南人，曾与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最早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 的宏旨，主张暴力革命，思想和行动极为左倾和激进。他对周恩来声严色厉地呵斥，冲淡了外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