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作者章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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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通义作者章学诚- 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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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故戒人以凿空言理,其说深探本原,不
可易矣。顾以训诂名义,偶有出於朱子所不及者,因而丑贬朱子,至斥以悖谬,
诋以妄作,且云:“自戴氏出,而朱子儌幸为世所宗,已五百年,其运亦当渐
替。”此则谬妄甚矣!戴君笔於书者,其於朱子有所异同,措辞与顾氏宁人、阎
氏百诗相似,未敢有所讥刺,固承朱学之家法也。其异於顾、阎诸君,则於朱子
间有微辞,亦未敢公然显非之也。而口谈之谬,乃至此极,害义伤教,岂浅鲜哉!
或谓言出於口而无踪,其身既殁,书又无大牴牾,何为必欲摘之以伤厚道?不知
诵戴遗书而兴起者尚未有人,听戴口说而加厉者,滔滔未已。至今徽歙之间,自
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而诽圣排贤,毫无顾忌,流风大可
惧也。向在维扬,曾进其说於沈既堂先生曰:“戴君立身行己,何如朱子,至於
学问文章,互争不释,姑缓定焉可乎?”此言似粗而实精,似浅而实深也。
戴东原云:“凡人口谈倾倒一席,身后书传,或反不如期期不能自达之人。”
此说虽不尽然,要亦情理所必有者。然戴氏既知此理,而生平口舌求胜,或致愤
争伤雅,则知及而仁不能守之为累欤?大约戴氏生平口谈,约有三种:与中朝显
官负重望者,则多依违其说,间出己意,必度其人所可解者,略见锋颖,不肯竟
其辞也。与及门之士,则授业解惑,实有资益;与钦风慕名,而未能遽受教者,
则多为慌惚无据,玄之又玄,使人无可捉摸,而疑天疑命,终莫能定。故其身后,
缙绅达者咸曰:“戴君与我同道,我尝定其某书某文字矣。”或曰:“戴君某事
质成於我,我赞而彼允遵者也。”而不知戴君当日特以依违其言,而其所以自立,
不在此也。及门之士,其英绝者,往往或过乎戴。戴君於其逼近己也,转不甚许
可之,然戴君固深知其人者也。后学向慕,而闻其恍惚玄渺之言,则疑不敢决,
至今未能定戴为何如人,而信之过者,遂有超汉、唐、宋儒为孟子后一人之说,
则皆不为知戴者也。
○文德
凡言义理,有前人疏而后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思也。古人论文,惟论文辞
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苏辙氏出,本韩愈氏说而昌论文气;
可谓愈推而愈精矣。未见有论文德者,学者所宜於深省也。夫子尝言“有德必有
言”,又言“修辞立其诚”,孟子尝论“知言”“养气”,本乎集义,韩子亦言,
“仁义之途”,“《诗》、《书》之源”,皆言德也。今云未见论文德者,以古
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内外,犹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尝就文辞之中言其有才,
有学,有识,又有文之德也。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
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
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嗟乎!知德者鲜,知临文之不可无敬
恕,则知文德矣。
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吴、蜀,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矣。
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朱子《纲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不应陈氏误於先,而司马再误於其后,而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於优也。而古
今之讥《国志》与《通鉴》者,殆於肆口而骂詈,则不知起古人於九原,肯吾心
服否邪?陈氏生於西晋,司马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於何地?而
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此说前人已言。)诸
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
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
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
乎?圣门之论恕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道大矣。今则第为文人,论古
必先设身,以是为文德之恕而已尔。
韩氏论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气於水,言为浮物。柳氏之论文也,
“不敢轻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气作之”,“昏气出之”。夫诸贤论心
论气,未即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杀,语变而各有
当。要其大旨则临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则心平,而气有所摄,自能变化
从容以合度也。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於
稼穑也。夫识生於心也,才出於气也。学也者,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者也。
心虚难恃,气浮易弛。主敬者,随时检摄於心气之间,而谨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
也。夫缉熙敬止,圣人所以成始而成终也,其为义也广矣。今为临文,检其心气,
以是为文德之敬而已尔。
○文理
偶於良宇案间,见《史记》录本,取观之,乃用五色圈点,各为段落,反覆
审之,不解所谓。询之良宇,哑然失笑,以谓己亦厌观之矣。其书云出前明归震
川氏,五色标识,各为义例,不相混乱。若者为全篇结构,若者为逐段精彩,若
者为意度波澜,若者为精神气魄,以例分类,便於拳服揣摩,号为古文秘传。前
辈言古文者,所为珍重授受,而不轻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传灯,灵素
受箓,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纵有非常著作,释子所讥为野狐禅也。
余幼学於是,及游京师,闻见稍广,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
二之得,故不遽弃,非珍之也。”
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尚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遗,
粗存规矩。至嘉靖、隆庆之间,晦蒙否塞,而文几绝矣。归震川氏生於是时,力
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凤洲以为庸妄。谓其创为秦、汉伪体,至
并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称,使人不辨作何许语,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
然归氏之文,气体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则亦不可强索。故余尝书识其后,以
为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从字顺,不汩没於流俗;而於古人所谓闳中肆外,
言以声其心之所得,则未之闻尔。然亦不得不称为彼时之豪杰矣。但归氏之於制
艺,则犹汉之子长,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时文家之言古文者,
多宗归氏。唐、宋八家之选,人几等於《五经》四子所由来矣。惟归、唐之集,
其论说文字皆以《史记》为宗;而其所以得力於《史记》者,乃颇怪其不类。盖
《史记》体本苍质,而司马才大,故运之以轻灵。今归、唐之所谓疏宕顿挫,其
中无物,遂不免於浮滑,而开后人以描摩浅陋之习。故疑归、唐诸子,得力於
《史记》者,特其皮毛,而於古人深际,未之有见。今观诸君所传五色订本,然
后知归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
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为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
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富贵公子,虽醉梦中,不能作寒酸求乞
语;疾痛患难之人,虽置之丝竹华宴之场,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欢笑。此声之所以
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
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妇,亦学其悲号;屈子自沈汨罗,
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傎乎?至於文字,古人未尝不欲其
工。孟子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学问为立言之主,犹之志也;文章为明道
之具,犹之气也。求自得於学问,固为文之根本;求无病於文章,亦为学之发挥。
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辞,伊川先生谓工文则害道,明道先生谓记诵为玩物丧志,
虽为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则持其志者,不必无暴其气。而出
辞气之远於鄙倍,辞之欲求其达,孔、曾皆为不闻道矣。但文字之佳胜,正贵读
者之自得;如饮食甘旨,衣服轻暖,衣且食者之领受,各自知之,而难以告人。
如欲告人衣食之道,当指脍炙而令其自尝,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
轻暖,则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尝而哺人以授之甘,搂人之身而置怀以授之暖,
则无是理也。
韩退之曰:“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其所谓钩玄提要之书,
不特后世不可得而闻,虽当世籍、湜之徒,亦未闻其有所见,果何物哉?盖亦不
过寻章摘句,以为撰文之资助耳。此等识记,古人当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赋
《三都》,门庭藩溷,皆著纸笔,得即书之。今观其赋,并无奇思妙想,动心
駴魄,当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谓得即书者,亦必标书志义,先掇古人菁
英,而后足以供驱遣尔。然观书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故古人论文,多
言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则其道矣。至
於论及文辞工拙,则举隅反三,称情比类,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
锺嵘《诗品》,或偶举精字善句,或品评全篇得失,令观之者得意文中,会心言
外,其於文辞思过半矣。至於不得已而摘记为书,标识为类,是乃一时心之所会,
未必出於其书之本然。比如怀人见月而思,月岂必主远怀?久客听雨而悲,雨岂
必有愁况?然而月下之怀,雨中之感,岂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怀,藏为秘
密,或欲嘉惠后学,以谓凡对明月与听霖雨,必须用此悲感,方可领略,则适当
良友乍逢,及新昏宴尔之人,必不信矣。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
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至於纂类摘比之书,标识评点之册,本为文之末务,不可
揭以告人,只可用以自志。父不得而与子,师不得以传弟。盖恐以古人无穷之书,
而拘於一时有限之心手也。
律诗当知平仄,古诗宜知音节。顾平仄显而易知,音节隐而难察;能熟於古
诗,当自得之。执古诗而定人之音节,则音节变化,殊非一成之诗所能限也。赵
伸符氏取古人诗为《声调谱》,通人讥之,余不能为赵氏解矣。然为不知音节之
人言,未尝不可生其启悟;特不当举为天下之式法尔。时文当知法度,古文亦当
知有法渡。时文法度显而易言,古文法度隐而难喻,能熟於古文,当自得之。执
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则文章变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归震川氏取《史记》之
文,五色标识,以示义法;今之通人,如闻其事必窃笑之,余不能为归氏解也,
然为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尝不可资其领会;特不足据为传授之秘尔。据为传授之
秘,则是郢人宝燕石矣。夫书之难以一端尽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诗之音节,
文之法度,君子以谓可不学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纵,歌哭之有抑扬;必欲揭以示
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见,不事穿凿过求,而偶然浏
览,有会於心,笔而志之,以自省识,未尝不可资修辞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见,
而谓天下之人,皆当范我之心手焉,后人或我从矣,起古人而问之,乃曰:“余
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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