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安排便饭款待这些日夜奋战在茫茫戈壁滩上的英雄。临别时,总理紧紧握
住屠守锷的手说:“祝你们成功。”
1971年9月10日,激动人心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屠守锷10年来辛勤的
劳动得到了收获和公正的评价:我国首次研制的洲际导弹飞行试验获得了成
功。
任重而道远
从洲际导弹研制成功到供给使用,还需要进一步的试验,还需要一系列
的工作。而这不光需要一个或几个专家的攻关,更需要的是大兵团的作战。
然而,10年的动乱,给人们带来的是生产纪律的松懈,产品质量的下降,正
常试验无法进行。此项工作白白地搁置9年之久。
“四人帮”的垮台,宣告了“文革”的结束。80年代第一个春天终于来
临了。明媚的春天,给屠守锷带来了无比的振奋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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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守锷与研究院院长一起,带领着成千上万名科技工作者和工人,直返
戈壁滩,进行最后的拼搏。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的艰苦,难不倒屠守锷。为
了抢时间,他一干就是20几个小时不合眼,偶尔在木板上打个盹,又要直奔
现场。
洲际导弹的实验成功,要求数十万个零件都必须全部处于良好状态,不
能有丝毫的问题,若有一处、一个接触点有毛病,就会导致整个试验的失败。
为了保证全程飞行的成功,他心中铭记着周总理亲自制定的:“严肃认
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标准。他带领大家上百次的
检查每一个细小的环节、每个细小的部位,排除一个个细小的可能引起失败
的隐患。
屠守锷带着大家,数百次的眼看手摸,仪器测试,X光检查,还是查出
了几条多余的铜丝。有的人说:“小铜丝经过烧蚀,不会起作用,不会影响
试验。”屠守锷坚持化验与排除,他说:“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
工作辛苦、劳累,肩上担子的压力,短短的几个月就使屠守锷人瘦了,
头发白了。洲际导弹终于在发射台上矗立起来了。屠守锷要在“可以发射”
的鉴定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屠守锷知道这4个字的分量,他一连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为了最后的检
查,他要登上10米高的塔身。这时,张院长上前阻拦:“老屠,你身体不好,
不能上,还是我上。”屠守锷拉住张院长的手说:“你有高血压,还是我上。”
话音刚落,就一鼓作气登上了10米高的发射塔,完成了最后的检查。
历史性的时刻来到了,随着一声巨响,导弹直上天空,准确命中目标。
屠守锷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笑了,他哭了。近20年的拼搏、奋斗终于成
功了。
1992年,屠守锷已退居二线。然而他的科研工作并没有停止。这一年,
我国发射澳星失败了,为了查明故障原因,中央又请年逾古稀的屠守锷参与
调查。
故障调查分析是复杂而艰难的,经过屠守锷等人艰苦而细致的工作,一
个月后,新华社发布消息:澳星发射故障原因已经查明,并特别提到:“这
枚火箭故障分析专家审查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宇航学院院
士、航空航天部高级技术顾问屠守锷任主任委员……。”
(齐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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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
——中国 “两弹元勋
(公元1924~1986)
邓稼先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自50年代开
始,孜孜不倦地奋斗了28年。继突破原子弹、氢弹的原理后,研制成功原子
弹、氢弹,并进一步达到武器化;随后又研制成功新型加强导弹。他为中国
大振国威,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是中国的“两弹元勋”。
憨厚的顽童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白麟坂的一座“铁砚山房”
里。这座山房因其祖宗邓石如擅长书法篆刻而得名。父亲邓以蛰受到书香世
家的熏陶,并以良好的愿望取朱熹“禾之秀实,而在野曰稼”之意,给儿子
起名“稼先”。
1925年春,邓稼先全家迁居北京。那时他父亲已经留学学成归国任清华
大学教授了。邓稼先四五岁时,常常站在父亲书房里比他高得多的大铁火炉
跟前,背诵《左传》、《论语》等古书。一次,父亲的挚友张奚若教授来访,
正碰上稼先穿着一件齐地长袍站在那里背书。张先生觉得奇怪,便顺口问道:
“叔存兄,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还让孩子背这些东西?”邓教授笑着说:
“嗨!我不过是要让小孩子知道一下我们中国文化里都有些什么东西,这有
好处。”
学贯中西的父亲不仅要邓稼先读中国的《四书》、《五经》,同时也要
他读外国的文学名著。在上小学时,邓稼先就读了莫泊桑、屠格涅夫、陀斯
妥也夫斯基等名家写的小说。即便如此,父亲还嫌不足,又让他和别人家的
孩子跟从一位王老先生学习国文。父亲对邓稼先的英文学习要求也很严格,
亲自当启蒙老师,指点正确的学习方法,给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童年时的邓稼先,长得有点瘦弱,但很英俊。他家的生活虽然优裕,但
母亲持家的节俭,无意中使孩子们贴近了贫苦市民的生活。他与邻居的孩子
们一起放风筝、抖空竹、弹球。天黑回家,一双小黑手,还得让妈妈用毛刷
才能帮他洗干净。谁知父母的开明教育竟使得小稼先越来越淘气了。
1929年邓稼先5岁时开始上学,先在武定侯小学,4年级时改上四存小
学。学校不算很好,但都为的是离家近,免得妈妈不放心。邓稼先淘气,但
绝不耍滑,和同学们在一起有一种傻乎乎的诚恳态度。他憨厚而又守规矩,
有时代人受过也满不在乎。他以善良的心地,结交了许许多多的好朋友。
压不住的怒火
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学念了一年书,到初二又转到崇德中学。崇德是
一所教会学校,注重英文。邓稼先的英文童年时就得益于父亲的教导,入了
崇德之后可以说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数学、物理方面,又得到比他高两
班的同学杨振宁的帮助。这就引起了他对理科的兴趣,尤其是喜欢数学。父
亲为此专请了师大附中的李老师到家里来给他补课,给他一个在数学上起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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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看看能不能拔尖。一个时期,邓稼先对数学着了迷,每天晚上做题
做到深夜。第二天早晨,他的数学习题草稿纸横七竖八地飞满了一地,总是
由细心的母亲一张一张地替他捡起来,整理好。
中学时代的邓稼先照样喜欢玩耍,但已经不是一个顽童。对下棋、弹球
之类的娱乐性活动的狂迷,很快就让位于渴求新知识的兴趣。兴趣的转移如
此迅速,不过是玩耍中就存有的那种喜好钻研的个性,在新知识的海洋面前
展开罢了。
就在邓稼先的人生观刚刚萌芽,对人生和社会开始有自己的认识时,碰
上了1937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日寇的入侵打乱了他平静的读书生
活,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刺伤了他少年纯洁的心灵。一个人在年轻时所受的强
烈刺激,总是会留下终生难以除去的烙印。这以后,除读书之外,他开始和
一些同学聚会,谈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在 1937年以后日军统治下的北平,中国百姓受尽了屈辱。日本军部规
定,凡是中国老百姓从日军哨兵面前走过,都要向其鞠躬行礼。如果这样做,
中国人的民族尊严不就一扫而光了吗?血气方刚的邓稼先,对此怒火满腔。
他宁肯绕道走很多冤枉路,也不去干这种事情。他有自己的人格,而人的尊
严绝不能让别人任意玷污。
从此以后,年轻的邓稼先在两条道路上迅跑,一方面仇恨日寇,热爱中
华,关心社会;另一方面认真读书,刻苦用功,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总之,
他已由一个不懂事的顽童,变成一个有抱负的青年人了。他读的书越多,思
想就越活跃,常常和一群思想激进的同学一起议论天下大事。
稼先的父母为孩子有这样的思想和骨气感到欣慰。然而,他们担心的事
终于发生了。有一次日军又占领了我国的一座城市,逼着市民和学生开会游
行,庆祝他们的胜利,不少人敢怒而不敢言。可是邓稼先胸中的一腔仇恨,
怒火般升腾,他把会场发的小纸旗扯碎,狠狠地踩在脚下。狗腿子发现有人
扔小旗子,盯着学生们,一直追查到学校。校长敷衍了一阵,抽空到邓稼先
家告知,让他赶快逃走。家里只好让大姐邓仲先带着稼先南下上海,然后从
海上经越南的海防到河内,走通往老街的那条路,再进入中国国境,终于到
了大后方的昆明。
1941年秋,邓稼先上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原来的北
京、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在1937年南迁后合并办起来的一所学校。由于名教
授聚集,因而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校舍简陋,分散在昆明市的好几个地方。
在西南联大读书,有名师授课,自己又十分用功,邓稼先的功课越来越
好。他不仅基础课学得很扎实,对其他方面的知识也都有兴趣。他一方面刻
苦学习,充实自己的大脑,另一方面更加爱国上进。就在日本政府宣告投降
的1945年,他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了,并经好友杨德新介绍,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
从1946年夏,邓稼先受聘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1947年通过了赴美
研究生的考试。1948年秋,他与杨振宁的弟弟杨振平结伴乘船赴美留学,并
于1950年8月20日顺利通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
放一个“大炮仗”
1950年8月29日,26岁的邓稼先,在拿到博士学位的第9天,就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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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机会登上了归国的航船。金秋时节,他乘坐的“威尔逊总统号”驶抵香
港,然后众人分乘小木船划到中国境内上岸,最后去广州聚集。一群满腔热
情的海外学子,第一次踏上了新中国的土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时隔不久,邓稼先从广州乘火车北上,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
究所,从事了8年的原子能研究工作。
1958年8月新中国诞生快9年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从国家利益
以及外交斗争的特殊视角,看透了中国自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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