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在一起工作多年，彼此也有过不同意见和分歧，但他们却始终团结合作得很好。你刚来不久，就把陈毅同志挤走，实在不应该！”
黄克诚最后这一句话，十分尖锐地指向了华中局代理书记饶漱石。
饶漱石是于1941 年4 月受派遣，来到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的。在刘少奇返回延安后，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并兼任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饶漱石曾留过学，在法国办过报纸，理论水平比较高。但是，此人惯用理论压人，而且城府很深，性情孤僻，心胸狭窄。无论在工作还是日常生活中总是不苟言笑，威严之相，令人生畏。据传，在新四军里有句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饶主任找谈话。饶漱石态度之严厉，可见一斑。
饶漱石来到新四军、华中局后，一直对陈毅心存芥蒂。所以，当中央电示新四军整风时，饶漱石竟然利用军部整风之机，编造了陈毅十大罪状，蓄意打击陈毅。
尤其令黄克诚愤慨的是，陈毅前脚刚走，饶漱石后脚即召开华中局扩大会议，宣布陈毅十大罪状，并告知大家陈毅调离军部回延安。
这次会议，使黄克诚对饶漱石的为人和工作作风极为不满。在抗战进入最为艰苦的时刻，像陈毅这样有雄才大略的人离开新四军，仅仅因为与他饶漱石意见相左，实在是不顾全大局！尤其是为了挤走陈毅，饶漱石竟精心罗织出了什么十大罪状！黄克诚闷了一肚子气，终于在这次会议上释放出来。
他仗义执言，当面指责了饶漱石。
然而，奇怪的是，饶漱石只是用两只大而凸的眼睛，瞪着黄克诚，居然没有反驳一句。
或许，饶漱石对于这个天不怕、地不怕，敢于直言犯上的黄克诚有所顾忌吧，所以，他心里虽很不舒服，终于没有表现出来。
一股恶风袭向浴血奋战的新四军、华中局。
中央情报部兼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一手主持的“抢救”运动也波及苏北。
新四军第三师驻地。寂静的夜空，群星闪烁。
美丽的夜晚并没有给黄克诚带来一点轻松。
华中局和军部专门召开会议，布置如何开展“抢救”运动。黄克诚当即在会上提出建议：不要搞“抢救”运动，应该接受中央苏区打“AB 团”的历史教训，避免发生逼供信，伤害无辜，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但是，中央已经布置下来，华中局、军部不能不予执行，因而黄克诚的建议自然被否决，代之以“华中各区和各部队都要开展‘抢救’运动”的命令。
回到三师驻地，黄克诚心潮澎湃，一幕幕往事从脑海中闪过。他想起党内每次搞肃反，总是出现扩大化的偏差，以至留下多少沉痛的教训。中央苏区打“AB 团”，有多少同志被冠以“AB 团”分子的罪名而错杀？特别是由于滥捕错杀，搞得一些地方群龙无首、人心惶惶，严重损害了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回想自己那次在寻乌调查打“AB 团”，群众基础本来很好的老根据地，竟然对他唯恐避之不及，惊慌逃避！记得自己回到军团部，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再搞自相残杀的事情了，要不然，我们会变成孤家寡人！
眼下，新四军在苏北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日寇不断“扫荡”、“蚕食”，伪军认敌为友，助纣为虐，鱼肉百姓，国民党顽军趁火打劫，制造“磨擦”，苏北根据地军民生活发生了困难，甚至出现没盐吃的情况，要知道苏北地处海边产盐区呀，但是日本鬼子企图置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于死地，因此控制产盐区，严禁把盐运往根据地。在这种大敌当前，广大军民浴血奋战，齐心协力反“扫荡”、反“蚕食”，准备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关键时刻，开展什么“抢救”运动，搞不好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因而，黄克诚一直觉得，“抢救”运动不应该搞。但是，上级已经布置下来，碍于组织原则，又不能不执行。
这一夜，黄克诚想了许多事情，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几天过后，三师及苏北区的“抢救”运动开始了。
一批干部被抽调出来，在师部办起了训练班。然后，三师在第七旅进行实地考察，及时掌握动向。好几天过去了，黄克诚觉得有些不对头。
那几个被“抢救者”，在软逼之下就有点表现不正常了，后来再被抓捕审讯，更是有失常态，乱供一气，简直不着边际。黄克诚一看这种情况，急忙下令：第七旅停止“抢救”，将被“抢救”的人统统释放，并且搞好善后工作！
在第七旅搞“抢救”试点，是黄克诚苦思良久作出的决定，目的在于谨慎稳妥，先小范围试行，观其成效，再作打算，以免收拾不了局面。
如今一见这种情况，黄克诚就明白，在思想教育中，大搞肃反这类事，就会出现扩大化偏差，这种老毛病一下子是改变不了的。于是，他认定：搞“抢救”运动这种做法根本行不通。心里有了底，黄克诚果断作出抉择，立即通知第三师各部队以及苏北地区各地委，一律不开展“抢救”运动！黄克诚特别重申，如果发现可疑情况，可按照正常工作程序，交给主管部门解决处理。在整风过程中，各部队及各地委只搞正面教育，和风细雨，不准进行逼供、诱供。这样，黄克诚为革命事业着想，顶住压力，在苏北整风过程中，没有搞“抢救”运动。
苏北军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党中央证明，黄克诚没有开展“抢救”运动是经过实事求是考虑之后作出的正确决断。
华中局驻地。
各区党委和新四军各部队负责人前来汇报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的情况。
会议期间，黄克诚恰巧与曾希圣住在一起。
曾希圣与黄克诚是老相识了。当年，他们两人在衡阳读书时就是同学，后来又同入国民党广州政治讲习班。在中央苏区时，他们一个在红三军团，一个在中革军委工作，如今，曾希圣是新四军第七师政治委员，又和黄克诚共同战斗了。他们彼此熟识，一见面无话不谈。
这次，黄克诚发觉曾希圣有点不对头，情绪低落，闷闷不乐，也不太爱说话了。
黄克诚敏锐觉察出他一定有什么心事。
黄克诚待人宽厚体贴，何况曾希圣是同窗故旧、亲密战友，因而，黄克诚就向他询问出了什么事情。
曾希圣只是拼命抽烟，不肯说。
后来，在黄克诚刨根问底，再三追问之下，曾希圣才向老朋友说了实话。
原来，他爱人在“抢救”运动中，被指认为特务！“什么？！”黄克诚一听，几乎跳了起来，忍不住大声说道，“这不可能！决不可能。她们这批从上海卫校参军的女兵，都是些单纯的学生，怎么可能是特务？这不是胡闹吗？”“人证、供词都有，不相信又有什么办法？”曾希圣闷声道。“什么人供出来的？”黄克诚又问。
“二师政治部工作的一个女干部供出来的！”
黄克诚仔细一向，才知道那个女干部和曾希圣的爱人是同学，在“抢救”
运动中，那个女干部不仅供认自己是特务，还供出了曾希圣的爱人也是特务。
黄克诚听完曾希圣的陈述，觉得事出蹊跷，这事情不大靠得住。
他这个人，爱管闲事，古道心肠，遇见不平之事，更爱拔刀相助。
于是，黄克诚找到第二师政委谭震林，将二师政治部那个女干部找了过来，自己亲自同她谈话，了解实情。
黄克诚一见那个女干部，很年轻，像个单纯的女学生，内心更加坚信其中有问题。
黄克诚问那个女干部：“你是如何加入特务组织的？”那个女干部绘声绘色，滔滔不绝，大讲一通。
“你都搞了哪些特务活动？”黄克诚又问。
她又讲了一大堆，神乎其神的。
黄克诚听得直叫玄，这么小的年轻人，竟然讲出那么一大套让人眩晕的特务活动来，难以置信。
黄克诚最后问她：“你讲的这些是不是真话？”“千真万确。”她一口应承下来。
黄克诚不慌不忙，耐心做起了她的思想工作，以期打消她的顾虑。
最后，黄克诚见她心有所动，便说：“向党组织要讲实话，不能有半点虚假，否则，既对革命事业不利，又害了自己和别的同志。。”
看着黄克诚和蔼可亲的面孔，那个女干部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她向黄克诚说了实话：“刚才讲的那些话，全是编造的。”“为什么要讲那些假话呢？”黄克诚和蔼地问。“起初搞‘抢救’时，我讲的是真话，可是人家不相信，反而对我进行‘抢救’，开大会小会，进行斗争、逼供，我被整得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瞎说一气，问什么就说什么，说得有鼻子有眼。
这一来，我反而受了表扬、优待，还受到欢迎。。所以，我就索性乱编乱说起来。”那个女同志一边哭，一边说。黄克诚听完这一切，真是哭笑不得。
他赶紧将情况告诉了二师政委谭震林。他感慨地说：“这种‘抢救’法真是害死人呀！”
接着，他问谭震林：“你们二师搞出了多少特务？”“每个团都数以百计吧。”谭震林毫无保留地坦言道。
“哎呀！谭老板，你一个团里有那么多特务，部队又离敌人这么近，你又在审查他们，部队还不乱了套，全跑光了？”黄克诚又问。“谭老板”是大家对谭震林的亲切称呼。
谭震林老实回答：“没有啊，一个也没跑过去。”
黄克诚这才说：“老兄，你快回去给人家平反吧。你那么整人家，人家都不跑，哪里有这样的特务？”
一句话，点醒了谭震林。
黄克诚专门针对此事，与饶漱石进行了交谈，向饶漱石谈了自己对搞“抢救”运动的意见。
饶漱石也觉得这样“抢救”不对头，因而他同意黄克诚提出对被“抢救”
干部进行甄别平反的建议。
祸不单行。
黄克诚开完会后，刚返回驻地，华中局发来电报，指示三师立即将三师政治部保卫部长杨帆抓捕，押送华中局，并且特别说明，延安有人供认杨帆是特务，需要逮捕审查。
黄克诚又是一愣，觉得难以置信。
杨帆是北京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曾经受党的委派，在南京从事左翼文化的领导工作。后来，调往皖南新四军军部，担任叶挺军长的秘书。“皖南事变”发生后，杨帆历尽艰险，从皖南突围，来到苏北。杨帆这个人，意志坚强，才华出众，工作能力强，陈毅对他十分信任。当然，他也有点清高傲气，遇到不大顺眼的事，总爱出面抱打不平，不免得罪一些人，而且遇到不顺眼的人，杨帆也不隐藏自己的半点怒气，白眼视之。所以，大家送他一个绰号“怪才”。
但是，这样一个人，也不见得是什么特务呀！
黄克诚绝对不相信杨帆是特务。
情况未经证实，我决不能在三师逮捕任何一个毫无真凭实据的人！黄克诚下定决心。于是，他叫来杨帆，告诉他华中局让他去开会，并派了部队护送他前往。
杨帆来到华中局驻地，当即被逮捕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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