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开会通知。
彭德怀访问东欧回国后没几天，就接到了通知。此前，彭德怀在上海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心中不快。大跃迸开始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但是，当他深入地方考察了几个月后，他的看法就改变了。
彭德怀回国后的第二天，不顾疲劳，一早就来到国防部大楼的办公室，同黄克诚谈了一个上午。
黄克诚从一开始就对大跃进持保留态度，有所怀疑。彭德怀向黄克诚讲了在东欧的观感，黄克诚向他汇报了国内经济状况和军队思想状况。
当时，有些地区缺粮食，春荒的灾情严重，特别是甘肃尤其困难。甘肃是彭德怀考察过的省份，仅仅在半年以前，人们告诉他的还是全省每人平均占有粮食1500 斤，如今竟然成为严重缺粮的省份，实在使他大为吃惊，感慨万端。
彭德怀非常仔细地看了内部参考，把自己认为严重的情况都圈了起来，送给毛泽东主席。
没有回音。
拿着开会通知，彭德怀在屋里来回走着。去不去呢？彭德怀心里十分烦闷。
忽然，彭德怀快步来到办公桌旁，拿起了电话。
“喂，是克诚吗？我是彭德怀。”
“是彭总！”
“克诚，中央要在庐山开会，我不想去了，你替我去吧，我在北京留守。”
黄克诚一听，没有说话。稍停了一下，他说：
“彭总，中央通知你去，没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黄克诚拿着电话，委婉地劝说彭德怀，“彭总，你是不是受了批评，心里不舒服？”
“也不是不舒服，就是感情上觉着别扭。那好，我就去庐山。”彭德怀闷闷不乐。庐山。
7 月3 日，全体与会人员按六大行政区编成小组讨论。白天，开会、读书、看文件，彼此交谈，各抒己见。晚上，看戏、跳舞。清晨、傍晚，还有人登上山观日出，游览名胜古迹，有人作诗填词。
会议气氛轻松活泼，有人戏称会议是“神仙会”。庐山开会的时候，全国城乡经济情况已开始有所好转，但还没有根本好转。
从1958 年冬到1959 年7 月，毛泽东和党中央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多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制定了一些方针政策，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获得了某些成效。
毛泽东对此相当满意。
7 月10 日，毛泽东在小组会上讲话，情绪乐观，态度轻松，对于城乡仍然存在的严重情况，很少提及。
在小组讨论中，真正客观地研究经验教训的空气不很浓厚。有的同志护短，不愿多谈缺点和教训，不能虚心倾听对大跃进的比较符合实际的意见。
彭德怀为此非常苦恼。
正在这时，又传来会议到15 日就要结束的消息，彭德怀焦虑的心情愈加严重。
7 月12 日上午。庐山毛泽东住处。
彭德怀迈着军人特有的步伐，来找毛泽东，准备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向他谈谈。
“彭总，主席刚刚睡觉。”门前，警卫员拦住了彭德怀。无奈，彭德怀只好转去会场，仍然参加讨论。
在开完会回住处的路上，彭德怀倒背着手，似乎在思考着什么。一会儿，彭德怀对随行参谋说道：
“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管一般性意见，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也不会引起大家注意。去年大跃进的经验很丰富，发生的问题也不少，本应认真研究一下，可在这次会议上到现在还没有人讲这个问题。我有些问题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请主席在会议上讲一下才有用。他讲一遍，比我讲一百遍都有用。”
7 月13 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
7 月14 日，彭德怀派参谋把信送给毛泽东的秘书。
彭德怀写信之前，还和人说过，他有些意见，想向主席谈谈。
彭德怀说道：“目前少奇、恩来同志不便于讲话，只有我便于去谈。说错了，如果主席生气，也元关大局，最多撤销国防部长，黄克诚同志也能当。”
事实上，彭德怀这番话不过是“极而言之”，他完全没有想到后来的严重后果。彭德怀把信送给毛泽东后，对于这封信会得到怎样处理，凭着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作了以下三种估计：一是主席找他谈；二是在党委会议上议论一下或者传阅：三是发给参加会议人参考。
彭德怀的信，在毛泽东的案头放了两天。
毛泽东左思右想，考虑着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不久，毛泽东作出决定：调不在庐山的政治局委员马上上山，参加会议。
毛泽东在彭德怀信上加了个题目：《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加了一句批语“印发各同志参考。”
7 月16 日，彭德怀的信发给了与会人员。
北京。庐山会议开了半个月，黄克诚还在中央军委守摊子。陈云、邓小平、彭真和林彪也都未去庐山，似乎这只是一次正常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黄克诚没有在意。
他在北京准备了两个有关工业工作的文件，打算送给中央考虑。
一个文件是关于钢铁工业的，主要是讲我国现已有一千多万吨钢的产量，目前应着重质量，不要只追求数量。苏日两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钢的年产量都不甚高，但在战争中都显示了很大的威力。
另一个文件则是关于无线电工业的，军委开会时，陈毅、聂荣臻、贺龙等几位元帅都主张不能削弱对军事工业的领导，于是黄克诚起草了一个加强对无线电工业领导的文件。此时，国内情况开始出现混乱。河北、山东发生饥荒，青海也在闹饥荒，云南逃亡缅甸的人相当多。
看了内部参考，黄克诚感到问题严重，非常不安。“报告总长，中央急电。”一位参谋递过来一封电报。黄克诚一看，是中央通知他立即到庐山参加会议。黄克诚拿着电报，陷入了沉思。
黄克诚已经得知，7 月14 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看来凶多吉少， 很可能要遭到批评。
他意识到会议分歧严重。
黄克诚想：我对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确有很多意见，和彭总的看法基本相同，趁此机会向中央提出也好。黄克诚接彭真电话，让黄克诚和他一起上山。
7 月17 日，黄克诚到达庐山。
上山后，黄克诚住进安排好的住房，碰巧正在彭德怀对面。一会儿，彭德怀便拿着他给毛泽东的信给黄克诚看。“克诚，我给主席写了一封信。”
耿直的彭德怀直截了当地说。
黄克诚接过彭德怀的信，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他沉默良久。
“彭总，这封信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为什么这样做？”
彭德怀看了黄克诚一眼，爽朗他说道：“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议上没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彭总，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你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黄克诚说。“他不见我啊！”彭德怀叹了一口气，说道。
建国后，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很少见面。彭德怀很有感触。第二天清晨。
庐山云雾缭绕。
庐山的雾，时聚时散，时疏时密，迷蒙变幻，景色万千。这给那以奇峰异石、青松碧水而著称于世的匡庐，增加了一层奇幻的色彩。
周小舟、周惠和李锐来到黄克诚住处看他。寒暄之后，他们又谈到国家形势。
二周和李锐意见一致，认为不改变“左”的方针不行。
“会议上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有人谈道。
黄克诚同情他们的观点。
“我在书记处会上谈过，现在讲话很难，我黄克诚还算一个敢发表意见的人，现在也不敢说话了。”
不过黄克诚刚来，不了解情况，就说：“不要急，先看一看。”
随后，黄克诚和李先念谈了话，李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
接着，黄克诚又找谭震林谈了谈。谭震林是激进派，意见就完全相反了，黄克诚和谭震林意见不一致。
谭震林对黄克诚说道：“你为什么不先来找我，却先去看李先念？你受先念影响了。”
“我和先念有些看法不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黄克诚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和谭震林争吵起来。
黄克诚和谭震林一向关系很好，知道谭震林性格直爽，态度鲜明，有话当面争吵，不会存在心里，所以丝毫没有顾虑，和他争论得非常激烈。
“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的，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要你支持我们。”谭震林发了火。
“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黄克诚针锋相对。毫不相让。
这“反兵”二字，黄克诚是针对谭震林说的“搬救兵”而言，说明他与谭震林的意见相反，不料，后来成为黄克诚“蓄意反党”的证据。
彭德怀的信发给与会人员后，像一块巨石投入了本来不很平静的湖水，激起了层层波澜，成为小组发言的中心议题。
会议气氛活跃起来，会议一开始就蕴含着的两种意见分歧，转向了公开争论。
多数人是基本同意，只是个别文字值得斟酌。对这封信完全赞成和基本反对的，都只有个别人。还有相当多的同志没有发言，他们的意见不得而知。
在赞成的发言中，最重要的要算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三人了，后来，他们因此被列入“反党集团”。
19 日，黄克诚在小组会上作了发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彭德怀的意见。
黄克诚首先表示“同意主席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认为对三句话现在争论的主要点可能是中间一句，两头是一致的。黄克诚把茶杯往旁边挪了挪，说道：
“《会议记录（草稿）》中所提的三条缺点，我同意。再补充以下几条：
第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第二，比例失调；第三，1959 年计划指标过大。”
“作风上的问题是，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讲好的高兴，讲坏的不愉快。
缺点造成的影响是：第一，紧张，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过的，基建原材料、市场副食品也紧张；第二，党与群众的联系受到影响；第三，党在国际上的威信受到影响。”黄克诚谈了自己对人民公社问题的看法。
“人民公社制度是优越的。但是，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更主动些。”
他在别的场合还向中央领导同志呼吁：再不要搞运动了，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改造也完成了，还要搞运动干什么？这个“台风”再也刮不得了。
黄克诚最担心的是粮食问题，几亿人缺粮吃可不得了。会议上把粮食产量调整为七千亿斤，说是六亿人口，人均产量过千斤，粮食过了关。
黄克诚说：“不对，这个数字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是谁说的？”有人质问黄克诚。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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