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讨论”。②在文章的最后，张东荪指出樊弘所说的集体劳动在中国也行不通。
张东荪的文章刊出后，樊弘立即又发表了《我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看法———最后答复梁漱溟先生和张东荪先生的指教》一文。
樊弘认为，任何有益于大众的物质幸福的政治主张，其所以不能实行，多半不是由于这种理想缺乏哲学的根据，而是由于他与特权阶级取得的收益方式相违背。他认为梁漱溟系统的政治理论是由少数高明深睿的哲学家来制出一个救国大计，而用这个救国大计，只可由少数人讨论，不能付之多数表决。在樊弘看来，近代的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家，都必须首先对于特殊阶级表示态度，他说：“假如说一个人的关于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的言论，是极力主张或拥护被压迫的各阶级联合起来，以流血或不流血的手段，推翻压迫阶级的，那么我便觉得这种主义大有实现的余地，我所谓的被压迫的阶级是指那些在取得收益的方式上与特权的或压迫的阶级立于对立地位的一切的阶级。假如说，一个主张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人不去主张或拥护被压迫的阶层，或不是主张这些在取得收益的方式上与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站在同一战线上的各阶层，必须一起联合起来，推翻被压迫的阶级的，那么，我便敢说，他的政治主张，无论说的如何好听，但因他不能推翻特权的阶级统治地位，其结果一定是不能实现的。”①
作为经济学家的樊弘，在思考中国的政治问题时，很显然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主张以阶级的观点来分析问题的，这或许也正是他与梁漱溟张东荪分歧的根本所在。
第一节 关于“中国出路”问题（3）
对于樊弘的答辩，张东荪很快又发表《关于中国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张东荪主张，在苏联和英国两种类型之外，还有一种类型即战后东欧几个国家实行的所谓新民主主义。他认为中国可以吸纳在这个广泛的类型中，并说捷克是最合乎理想的标准。接着张东荪比较了东欧民主和苏联的不同，他说：“第一在政治上是不仅有一个党（如苏联），而是多党并存，只是因联合而执行一个统一的政纲。第二在经济上是容纳混合的方式。有些是私人资本，有些是国家资本，有些是合作经营。至于土地则实行合理的再分配。我以为如果把这几类当作原则，这都是中国今后所当取法的，尤其我所赞成的是学术自由纯采西洋文化的传统的自由空气。”
张东荪在文章的最后声明他不愿争论下去，他认为一个书生来谈政治，最好还是态度要斩钉截铁的光明，固然不要顾忌，却亦不要投机。他希望大家能求同存异。
张东荪的文章之后，《观察》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正面交锋似乎已经平息，但并没有结束。后又发表了当时远在美国的郭叔壬的《宪政和中国文化》一文。这篇文章虽然不是以论战的方式参与论争，但所发的议论是由论战本身引起的。这篇文章在论战中似乎有点总结的味道，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观察》编者的某一倾响。
郭叔壬认为，宪政政治是一种生活情态，生活情态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体，所以宪政初行之际，不宜陈义过高，只要我们能有这个制度，则总胜过我们没有这个制度。如果大家能够脚踏实地，就问题的本身想解决问题的方法，则假以时日，这个制度终有一天会为大多数国民所接受的。而且宪政的推行，我们不能期望成功于旦夕，更不能因为有人把持，便根本怀疑这个制度的本身，而放弃推行这个制度的努力。认真讲，我们必须把这个制度的理想，贯注于我们人民的实际生活，濡染浸淫，使这个制度能够变成我们文化的一部分，纵有错误，我们可以不断地修改，时间一长，自然有水乳交融的一天。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从长远文化建设着眼的理想主义者的回答，作为一种文化预设，这种思路是富有远见和实事求是的，时间越长，越能见出这种思想的可贵之处。
《观察》关于中国出路的争论最后以1948年4月10日樊弘在第4卷第7期上的一篇名为《只有两条路》的文章而结束。
樊弘认为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人道上、哲学上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反动的路，一条是革命的路。“反动的路，是把政权放在剥削者阶级手内，但以剥削者阶级自动的放弃他们的政权，或自动的限制他们自己的剥削，可以增进人民的福利。耶稣、孔子和今日的教授者们倡导的第三条路便是这一条路。”
樊弘说：“革命的路，是把社会上被剥削的阶层联合起来，向剥削者阶层以和平的或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根绝或限制剥削者剥削的权利，以保障被剥削者的生命、健康与自由。”由此樊弘认为中国只有两条路，没有第三条路。樊弘在这场争论中给人的印象是他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出现，而缺少纯粹知识分子从长远考虑文化建设的目光，所以他的多数观点都是着眼于眼前的现实，他甚至主张不惜以“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这就与知识分子的功能相去甚远了。
自樊弘文章之后，《观察》没有再继续争论这个问题，但关于这场争论的余波还在持续。1948年7月张东荪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作为“观察丛书”之一出版。在本书中他明确而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在往日《观察》文章中多有表述，给人印象深的还是他一贯主张的“以增产而求平均”反对“以再分配而求平均”的主张，另外，他反对暴力革命，认为“历史上的革命几乎无一不是牺牲太大而代价不足偿其十分之一”。
张东荪在中国社会将要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时刻所贡献出的理性思考，在近半个多世纪以后，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关于这场讨论，当时的《世纪评论》、《时与文》及新创刊的《新路》等刊物都有文章发表。
第二节 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1）
《观察》在1947～1948年所开展的关于“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的讨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讨论虽然是在《观察》没有任何号召，没有组织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在断断续续发表的有关“自由主义”在中国命运的文章，确也造成了一定声势。这次讨论，是在国共冲突日趋激烈的时刻，一群以国家和民众利益为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客观公正的良知发出的最后呼吁。这次和几乎同时发生的关于“中国的出路问题”及关于“内战”的讨论，都充分显示了40年代末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深远的历史眼光。
由于这几次讨论在以往中国现代史研究中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或者即使偶有提及，多数也对这些讨论做了否定性的评价。①
关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有的人称为“自由思想分子”，“自由主义分子”和“自由分子”等等。《观察》对此一直比较留意。在创刊不久的第7期上，就发表过萧公权的论文《说民主》。萧公权阐释民主概念时，对自由主义的历史进行了考察。②随后不久发表的邹文海的《民主政治与自由》一文，也对自由主义的含义和真谛进行了分析，并回答了一些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当时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各有各的侧重。③
如果仔细追溯在《观察》上展开这场讨论的源头，可以找到储安平在1947年第2卷第2期上发表的《中国的政局》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储安平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地位，承担的责任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文章发表后，当时远在美国的陈衡哲给储安平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陈衡哲详细谈了他自己对于“自由思想分子”的理解和评价。
陈衡哲认为，中国自由思想分子的传统精神，是道义的而非利害的，对于当时许多人希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联合组党来参予国家事务的呼声，陈衡哲很不以为然。她认为，问题在于政党既然必须借重权力方能发挥力量，那么自由知识分子组党，则也必须借重权力，用利害来维系它，而这种做法与中国自由思想分子的传统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她觉得，政党这条路是不易走通的，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因此自由思想分子的力量也不能以组织政党来发挥。
那么自由思想分子究竟该如何生长呢？陈衡哲以西方的文化尺度来衡量自由思想分子，她得出结论：“（一）略等于英国的反对党，而缺少组织。（二）略等于英国及美国的新英伦区域的知识分子，立于文化道德及思想的领导地位。（三）略等于欧美的教士，立于道德的领袖地位，但缺少维持生活的薪资。”
通过以上的比较，陈衡哲认为自由思想分子在中国的目标，不妨是看向英国的政党，但这又“远水不救近火”，所以自由思想分子在目前的使命还在于思想道德方面，以精神上的领袖为限。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陈衡哲希望国内的自由思想分子，纠正好人不管闲事的恶俗，培养“雅量”与“大我”的人生观，并造成稳重清洁的舆论环境，使主持公道的人，可以得到社会上道德力量的支持。①
《观察》在1947～1948年间集中刊发大量有关“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文章，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当时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值壮年。在抗战胜利以后，斗志正在旺盛时期，尤其是宪政和民主的思想深入大部分知识分子心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力量的不断壮大，已成为在国共政治势力之外的主要力量。
第二个原因是国际势力。特别是美国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未来的成长所给予的厚望，可能也在精神上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获得了鼓舞，特别是马歇尔在离华前发表的声明中曾预言：“此种问题之解决，自余视之，须使政府中及各小群之自由分子获得领导权，此种人物颇为优秀，惟无政治权力以运用其控制力量。”②
马歇尔在调停宣告失败以后，对当时自由主义分子的分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特别是他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中所应当占的地位寄于厚望，有相当的远见。但马歇尔毕竟是西方政治家，在国共调停时刻，他基本上是以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来推断双方的政治态度，这就注定了他的调停不可能成功。就在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不久，杨人楩在《观察》上发表了《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成为这次《观察》论争的主要文章，其后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争论，多数是围绕这篇文章展开的。
杨人楩首先从自由主义本身作为一种和政治生活有关的态度，分析了它在近代的演变过程。他肯定自由主义的目的在于要求自由，而“自由”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而是人类生活所必须的条件，人类对于自由的追求，依时地而不同。自由是促成人类进步的动力，进步需要创造，所以自由具有创造性。他认为自由主义是不满现状的，要改变现状以求进步，所以自由主义者常常是政治上的反对派。自由主义含有消灭暴力的道德使命。
杨人楩还认为，自由主义是世界性的，可以深入任何一个国家，当然也可以深入中国，显然是针对那种认为自由主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