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因果论的敬畏，中国人的表现也是相当可畏可怕的。
比如在过去，中国人一旦在原始积累时昧了良心，他肯定会想办法弥补的。我们经常提到的案例就是，一些江湖郎中，走村串巷，一旦看上一个民风淳朴的村子，他安下家，比如给井水里撒点药，让村里人得点病，他来医治，这样积累起家业；到了儿孙长大时，他要么做善事，要么劝儿孙搬家；为什么，因为他相信报应。
比如千家驹，浙江金华第一个共产党员，大经济学家，后来被批斗，他买一瓶二锅头到香山鬼见愁自杀未遂，说两句牢骚话，儿子都给他告密，他为此反省，认为是自己前半生狂热革命而泯灭人性的报应，他还说过吴晗。深入在民盟内中共秘密党员吴晗和盟内的左派批“章罗”之疯狂狠辣，使千家驹为之心冷。当他后来写到吴晗时，说道：“没想到文革中他被毛整得比章伯钧还惨，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难道不是因果报应吗？”
对这种因果论的敬畏，理解得最深的可能还是那些社会化程度较高的人，那些对社会的其他成员有更多支配资源的人。比如毛泽东，他曾经流泪，因为他想到中国人说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也经常引用俄国人的例子。当代俄国最著名的富豪之一，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他少年时代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物理学家，他在苏俄转型的年代发了横财，但他承认自己无能面对人性的阳光，“我不能说我是一个绝对正直的人，是所有人的榜样。”古辛斯基承认俄国人的黑暗、肮脏和丑恶，“任何一个从1985年之前的这个国家熬过来的人，或任何一个1985年之后建功立业的人都不能说是。我们都有对我们的孩子难以启齿的事。”这也是一个对因果有着敬畏的人所说的话。
说到因果论，你们可能还会想起北岛的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北岛的诗在当时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反响，也是因为他激活了中国人的历史感。
你们可能还会想起食指的诗，相信未来。但只是相信未来并不是因果论的内容，因果论不仅承认过去和未来，也承认现在。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存在主义，一种朴实而伟大的关于人的学说。宋美龄说的是，我们日复一日地写下我们自己的命运，因为我们的所为不留情面地决定我们的命运。这是最高的逻辑及人生的法则。我们可以举例，比如宋朝的范仲淹，因为正直，多数被皇帝贬官下放，但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倒霉的，他的言行获得了社会的回报，他自己认识到，仲淹三贬而光，多次被贬反而在民间有更大的声望。我们还可以举例，比如，现在不少经济学家，在大众心中只具有戏子的意义，有些朋友甚至直言劝经济学家不要帮闲帮凶，不要主动做替罪羊，不要活着时看到自己的葬礼。因为确实，社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埋葬了他们。
中国人的历史感有自己一整套文明机制。它是普适的而不是特殊的。它是关于个人的文明认同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因果论式的历史感跟知识论、宗教观的历史感不同。社会学家证实，一个家族的成就高低跟它的宅心有关，比如调查江南明清以来的一些家族，那些家族繁荣几代甚至十几代的，都有着善良、诚信、正直、谦让等等品德，反之，那些奸滑、自大、虚伪之人，虽然暴发，仍会破落。这种历史现象，如果用知识论式的历史感来表达，人们就会发展出一大套人类文化学、社会学的知识来，从中得出结论，人要诚信、正直等等；如果用宗教观式的历史感来表达，人们就会得出结论，这种历史现象在于那些宅心仁厚的人家是被上帝捡选的人。但用因果论式的历史感来表达，就是中国人都知道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直觉，使得中国人活着有一种相当踏实的认同，他活在这种历史里，他也在写自己的历史。
这种历史感在各个阶层里有不同的落实方式，我们简化一点说，它在老百姓那里是因果报应，它在儒生和士大夫阶层那里是因果律，它在统治者那里是天象天谴天命和人心向背。它也有知识背书机制，比如个人修史传统和朝廷修史传统，无论哪一种历史写作，都是要进行道德审判，在这种审判里，中国人完成了自己的价值和生命认同。它当然也有物质财的表现形式，比如宗祠、庙堂、各种民间组织，有仪式、节日、有祖先崇拜，但它更是一种现象学式的处理态度。现象学有一个词叫悬搁，直取本质，中国人也是，中国人把客观规律或上帝什么的都悬置起来，中国人的历史仪式实际上也是一种方便，是孔子说的，祭如在，是老百姓说的，信则有；为什么要祭，要信，还是要解决中国人的精神或心理问题。中国的历史感及其文明机制在于中国人求放心，在于救济中国人自己。
三．当代中国人的史观
通过观察中国人的历史感，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历史感正是一种非常坚实的信仰情怀，是一种做人做事的信念。对中国人来说，历史不仅属于过去，它也活在当下，活在我们心里，并成为我们的营养，成为我们教养自己和后人的财富。
我们可以说，这种历史感是一种坚定的入世宗教。我们的文明之所以早熟，之所以没有经过别人那种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就是因为因果论的历史感，它比经院哲学和修道院论证上帝存在更有社会关怀，更有个人关怀。它更世俗，西方人需要通过现代化来完成除魅的任务，中国人是通过因果论式的历史感来完成的。
如果我们也俗一把，说一些别人有的我们古已有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自由主义的精神中国早有了，中国人的自由意识是通过历史感的意识来表现的。19世纪的俄国赫尔岑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境界可以说今天的知识分子也少有达到：自然并无计划，历史亦无剧本；原则上，并无任何单一锁钥、任何公式能解决个人或社会问题；普遍的解决并非解决，普遍目的亦绝非真实目的，每一时代各自有其质地，各自有其问题；捷径与概括不能代替经验……但他的这种思想在中国人因果论式的历史感里有着非常好的答案，也有非常好的解决之道。中国人相信生命存在，既非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也非从上帝的选民等角度来相信，中国人从来不说，我种下了龙种获得了跳蚤，中国人习惯说的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We Chinese have a saying： “If a man plants melons； he will reap melons； if he sows beans； he will reap beans。” And this is true of every man‘s life： good begets good； and evil leads to evil。
这种历史感在传统文明里，借助于儒生、士大夫阶层和史书写作而得到了加强。但到了近代，这种历史感开始出现问题了，林则徐晚年感慨，青史凭谁定是非？中国人一旦对历史产生怀疑，它能否沉淀出真实，能否对人物和事件达到公认的道德定论，传统的道德秩序就根本动摇了。
我们可以说，现代转型上百年就是为了解决这种历史危机的。只是上百年的历史进程都没解决得很好。这主要表现在中国人的史观出现了问题，历史正义反而被意识形态教条和政党学说取代了。
按照一些朋友的说法，我们作为后发民族的现代化历史，其特点是观念先行，协同进化的历史。但观念，必然比不上现实更生动更不确定，甚至也比不上传统文明模式那种大成包容的一面。所以新儒家们认为中国文明的现代化是坎陷的历史，中国文明是一种智慧，一种佛家所说的般若，一种直觉，但在现代转型的历史里，智不得不把自己坎陷为识，一种死的知识。这种知识甚至是妄自尊大式的，它不接受其他文明的智慧，它宣称自己是宇宙的法则，是历史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型的东西。
在这样一种现代观念面前，不仅传统文明、而且人本身都显得不足道了。一切都服务于这种历史主义，历史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对历史的解释不再是由人心人性来完成，而是由观念、阶层、政党、国家来完成。历史文本的说法出现了，人只是历史文本借以书写的工具。
实际上，这种历史危机自宋明以后就开始了，以至于王阳明不再诉诸历史审判而直接诉诸人的良知良能，他的努力当然不足以挽救传统文明的危机。传统文明确实需要其他文明的撞击才能新生。
但这样出现的史观就跟传统史观不同，它是一种历史决定论式的史观。这种史观首先是由党派和阶层来表达，它们的拳头粗，力量大一些，这种意识形态史观支配中国人一百多年，比如有人说国民政府的史观延续了传统史观，又有所变化，孙中山承继文武周公等人的道统；又有人说中共的史观早期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式的，把传统历史看作人的史前史状态，把中国历史看作一片黑暗，只有自己能把中国人带入新天新地；后期史观则是黑格尔式的，把执政当作现实存在，现实的是合理的，它的执政是中国特色的绝对精神。
这些史观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当然有很多漏洞和不足，所以，个人史观仍在党派史观的极权笼罩下发挥了自己微薄的作用。这些史观我们可以数得出来的不多，比如民国的时候有李宗吾的厚黑史观、梁启超的大历史观、陈独秀鲁迅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史观、雷海宗等人的史观。
最近二十年来，在个人史观方面有所阐述的仍是非常少的。我们数得出来的，柏杨的“酱缸”文化说，大家是很熟悉的，他认为中国人的文化和历史是一个大酱缸，不能流通，不重视活的生命。
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说，他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未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封建专制的历史那么长，就是因为中国社会有一种超稳定结构。孙隆基的深层结构说，则是偏重于文化层面来揭示中国人的丑陋。
还有一种苏晓康的大陆文明说，即说中国文化属于大陆型文化，今天要开放就得引进海洋文化，就得习惯海洋文化。
这些说法大同小异，都是要指出中国人、中国历史或中国文化的不足，以求得更大进步的努力。他们都属于历史主义史观的范畴。
属于这一范畴的还有唐德刚和黄仁宇。唐德刚在宏观上提出了中国国体“转型论”之说，这一“转型论”在90年代差不多成了海内外社会科学领域最流行的一种理论。“转型论”将我国自西周以来的社会历史划分出两个转型期，第一个转型期发生在秦以前的战略阶段，由公元前4世纪中叶“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公元前86年前后），才大致安定下来。前后“转”了二三百年之久。“转型”的标志可以概括为12个字：“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转型之后的中国，照唐德刚的说法儿，是千年不变。第二个转型期发生在“鸦片战争”时期（1839－1840），秦汉模式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逐渐维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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