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久许久，母亲嘱我去看看大阿婆。母亲给了我二十五元钱和两张糕点票，二十元钱给大阿婆，五元钱买酥软的点心。当我提着点心盒走进昏暗的吱嘎作响的木楼梯，舅公家大房窗下空空荡荡，小床不知去向，仅有那只画有白雪公主的饼干筒锈迹斑斑，孤零零地躺在窗台上。舅婆告诉我，大阿婆比小阿婆早走，是父亲安排后事的，一直瞒着不告诉母亲。我望望那只饼干筒，胸腔内丝丝缕缕地在迸碎，在搅痛。我像是闪避死神铁青色的尖喙，踉踉跄跄地逃离那间熟悉又荒凉的房子。
直到父亲去世后，我才知道，老姐妹先后乘槎仙去，丧葬全赖父亲一人，没有惊扰亲朋好友，入殓于万国殡仪馆，坟墓在那场“文化大革命”中被铲平，早已无迹可寻。
我回到家，母亲获知大阿婆噩耗，泪如泉涌。几日后，我问父亲，小阿婆的那尊观音大士像呢？答复是随小阿婆同去了。父亲取出一只海蓝色的丝绒小盒，那是珍藏着小阿婆全部“家当”的小盒，打开来，里面放着黄澄澄的金项链和一个金鸡心锁片，双面雕，分别是一匹马和一对鸳鸯。小阿婆说她一生没有积蓄，只有四枚佛珠戒指给阿波囡。马是我的属相，希望一马当先；鸳鸯是吉祥鸟，希望我终身有靠，白头偕老。
我脱口问：“小阿婆一向喜欢弟弟，为啥不留给弟弟？”
父亲沉甸甸地说：“小阿婆讲侬是解家门里中状元的小囡。”
十二岁的弟弟在旁边插话：“啥人讲小阿婆不喜欢侬？姆妈从来不管家事，为了侬，每个季度发肉票问小阿婆讨一半肉票。小阿婆晓得姆妈拿肉票是要买罐头，另外一半肉票还要托豆芽阿毛去换成下一个季度的，等到侬冬天回来，给侬烧八宝辣酱丁。阿拉常常是半个月闻不到肉味道，吃点咸水煮黄豆、咸菜萝卜干……”
轰隆隆，天塌地陷，五内俱焚。小阿婆，千呼万唤再也唤不回我的小阿婆。在你生前，为什么我没能给你一些温暖和照拂，为什么我那么粗心大意，不把你的病痛去告诉父母呢？……
当一切都已成为历史，我再来追忆我的小阿婆大阿婆，我的离异的父母，心河底里升起的是那么温暖苦涩的亲情。苦难，在那个年代并不仅仅属于我们一家，没有肉吃闻不到鱼腥，那么一丁点儿肉：二两！如今还不够一只汉堡的量，要维持整整一个月的相思。苦，是苦。而现在似乎什么都有了，可是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少了些挨得紧紧的血浓于水的亲情、友情和真情……
第五部分第17章 乱云笼日黯神州（1）
事出神奇。
1964年初，大街上龙的传人们开始采办年货了。年节虽然未至，空气中却已闻得到浓浓的年味了。我在学生食堂吃过午饭刚踏进宿舍楼，就听见楼道里电话铃响，拿起来一听，传出的竟然是父亲的声音。我做梦都想不到是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来北京演出他们自编的新戏《芦荡火种》。
我拉着男友小程匆匆赶往大前门的旅店，里面热闹和喜庆的气氛比大街上还厉害，喊嗓声，丝竹声，欢歌笑语像已经过年似的。走进父亲住的房间，父亲首先看到的是我穿了三年的大衣仍然在身，连连说人长高了，大衣短了，许诺等我放假回上海时给买新的。这时又见小程穿一件旧旧的黑棉大衣，车转身就把衣架上挂着的厚呢大衣取下来就要给小程。小程低声推辞：“学生穿这么好的呢大衣不太好意思。”
父亲爽朗地笑着说：“好，那就一起回上海吧。”
言下之意大上海什么都有，回去买。父亲的情绪十二分地好，我诧异是什么让他这么高兴呢？他仿佛又变回我童年时的父亲去了。
话得从1958年说起。当年的团长陈荣兰和副团长陈剑云去南京军区寻觅创作素材，从该军区三十周年的征文里发现了崔佐夫所写的《血染的姓名——36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这些在阳澄湖养病的伤病员即是20军59师175团的。59师驻扎于杭州留下镇，正在搞团史展览。而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刘飞恰是36名伤病员之一，夫人米叶也曾在青浦从事地下工作。陈荣兰原来是20军的文工团员，看到这份素材备感亲切，同时也意识到可以创作为一部好的现代剧。之后，就介绍陈剑云和编剧文牧去59师体验生活，这才有了新四军伤病员转战芦苇荡，地下联络员阿庆叔侄二人周旋于敌伪之间的剧情内容。
大纲初现，陈荣兰对文牧说：“侬要写只和尚戏呀？”
文牧一时语塞。陈荣兰手蘸茶水在桌上写了一个“丁”字，用吴侬软语说：“侬为‘摘钩头’写只戏。”
一年后初稿《碧水红旗》出台。陈荣兰亲自推敲剧情，增补细节，使之既有戏剧性，又符合地下斗争的特点，剧名改为《芦荡火种》。
1960年1月首演，陈荣兰仍不满意，坚持边演边改边丰满，进一步完善阿庆嫂的核心地位。1963年岁尾，剧组抵京之前，已经完成大大小小十二次修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陈荣兰如此器重丁阿姨，丁阿姨岂能不舍命相随？群策群力，引爆了阿姨的艺术积累，塑造出一个极生动也极特殊的、表面上是老江湖实际上是共产党员的艺术形象。《芦》剧使丁阿姨的表演艺术登上了新的高峰。
这就是父亲他们剧团来京的原因。1964年1月9日，由中国剧协出面，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周巍峙亲自主持，为“人沪”的《芦荡火种》和《巧遇》组织专题座谈。周巍峙由衷地称赞：“沪剧团四次来京演出，一次比一次进步。”《人民日报》还发表戴不凡的剧评《喜看沪剧〈芦荡火种〉》。两天后，《芦》剧慰问驻京部队。到了23日，刘少奇、李先念、薄一波、张鼎丞、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剧，和全体演职员合影留念。况且这一次进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为从沪剧移植的京剧《芦荡火种》示范。
刘少奇肯定了沪剧的长处：“沪剧的阿庆嫂周旋于胡、刁之间，利用敌人矛盾这一点比京剧好。”
周扬对京剧团的薛恩厚说：“沪剧演出很成功，你们不要改了，就照它改。”
京剧本是国剧，而沪剧只是偏处江南一隅的地方戏啊。受到了这么多中央领导人的肯定，对一个地方剧种来说，不知是怎样的不易了。父亲情绪极好，带我们去全聚德吃烤鸭。我们问及献演情况，父亲眉峰微微耸动，浑厚的嗓音充满磁性，透出神秘和喜悦。丁是娥阿姨在剧中饰演主角阿庆嫂，父亲演配角县委书记陈天民。年过半百的人了，高兴得像个欢天喜地的稚童，他讲，国家主席刘少奇上台和大家一一握手，连连说：“好戏，好戏。”言罢父亲摊开右手给我们看，似乎手上尚留有领袖的掌痕。
与他当初错过了瞻仰毛主席的机会比，这一次他切切实实地与刘少奇主席的手掌有过亲密接触，虽说领袖的手也是手，但毕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不同寻常的手。平易亲切的刘主席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3年让我父亲的人生经历涂抹上一层亮色，他的解派唱腔被充分肯定，艺术上被肯定比让他演任何一个角色都重要，他主动让出了郭建光的主角位置。解放后与丁是娥在一起，丁是娥平步青云，而他却日渐后撤，最后差不多就隐身于丁是娥的太阳伞下了。演出没有他的主角位置，家里没有他的主人地位，一个大男人活到这份上，别提有多累了，他的儒家意识再浓，也只能维持一个窝窝囊囊的外壳。记得《芦》剧初演时，父亲饰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收音机里播出过他的大段演唱《月似银钩星似棋》，那真是黄钟大吕，令人回肠荡气，真是有呵气成云撒豆成兵的大气魄。从艺大半辈子，总算在艺术的理性梳理中肯定了他对沪剧的贡献。也许是因为兴致甚高，他喝了点酒，用筷子轻敲盘碟，低声吟哦：
“不像不是戏，太像不是艺，悟通情与理，是艺也是戏。”
这是艺术的真谛，很普通，却很带一点哲学的意味。看着父亲从人生的低谷走出来，我由衷地为他高兴。看来人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要张扬生命的内力，只有精神世界坦荡了，灵魂的旗帜高扬了，人才会活得有气度，有锐气。那个时候对我父亲来说，演不演主角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他艺术生涯的肯定。毕生从事艺术的演员真是很难分得清艺术生命与自然生命孰重孰轻。当历史再度垂青旧名伶时，他以中年之身，为青年让台补台托台，其中就包括主动让出郭建光的角色。也正是这份成熟和大度，才使他赢得陈荣兰和全团上下对他的信任与敬重。
“人沪”的《芦荡火种》还去水木清华演出，演给莘莘学子看。北大和清华相连，我和小程也赶去了。春来茶馆的阿庆嫂，丁阿姨把她演得舌生莲花，八面玲珑，如一匹花色斑斓的丝绸，在闪烁变幻的灯光下渐次展露，撩逗出观众火炭般的热情。我也忘却了台上的表演者是谁，只是为这个活灵活现的阿庆嫂而兴奋与鼓掌。
曲终人散，当我和小程回到夜深人静的北大，天上几粒寒星冷冷，犹如离人泪，斜挂于空漠的天际。刹那间，我想起了母亲，记起了我那凄苦的母亲对丁阿姨的怨恨，我后悔为她鼓掌为她兴奋，猛然转身，朝着清华大礼堂的方向吐口水：呸、呸、呸……
然而艺术毕竟是艺术，不是几口唾沫可以淹没的，倒是唾沫很快被脚下的沙地 吞咽了，阿庆嫂鲜活的形象在我的脑际烙下了永久的印痕。几十年过去了，当我年老力衰时我才恍然悟出，人与人之间的较量，常常是生命张力和人生智慧的较量。母亲的羸弱和阿姨的健康硬朗，母亲性情的内敛与阿姨个性的张扬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差异。我的母亲实在是从一开始就已输给丁阿姨了。她充其量只是苦竹一根，而丁阿姨却可以借助森林一片。这样的天壤之别是可以比的么？丁阿姨的戏已是四度晋京，母亲呢，却依然在天底下的某个角落孜孜地一厢情愿地编织着理想的彩衣……
经过1957年的一番风雨，丁阿姨在现实中有许多长进，比如在荣誉和掌声面前举止得当，进退有度。她把荣誉归于陈荣兰团长，说是陈团长改造了一个旧戏班。当《人民日报》约她写写出演现代戏的体会时，她明确告诉代笔者：赵燕侠正在演阿庆嫂，我说东道西的不好，还是谈谈《罗汉钱》里的小飞娥和《鸡毛飞上天》里的林佩芬吧。无论是出席文联座谈会还是参加民盟的对台广播，她的发言都很有分寸。国务院为沪剧安排庆宴，她坐在主桌，相陪陆定一和林默涵，应对如风行水面，从容如云拂长空。
《芦》剧的胜出，增添了丁是娥与陈荣兰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事业友谊，稳固了丁阿姨作为沪剧界代表人物的地位，前程如帆挂云锦灿然一片。上海市人民沪剧团载誉返沪后，《芦荡火种》剧组于3月5日起在美琪大剧院向上海市民作汇报演出，连演连满达九个月之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第五部分第17章 乱云笼日黯神州（2）
一个戏，从表面上看仅仅是娱乐的一种载体，一种方式，可新中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