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陪我走向熟悉的厨房，推开通向后阳台的小门，弟弟指着一只小板凳，涕泗滂沱，絮絮叨叨，我恍然明白，这张小板凳是母亲在人间最后的立足点。天下之大，能容下的只有……一只铁手捏碎了我冻僵的心脏，一片片，一星星，像冰屑撒落，我踩上板凳，猛推开窗户，尖利的北风像死神张开黑色的斗篷，四只胳膊紧紧地抱住我，把我拖离那个家。
那个冰冷的家，破碎的家，悲恸的家。在此后的岁月里，我曾几度回沪，徘徊于卡德公寓402室对面的林阴道，眺望那熟悉的阳台和窗户，久久不忍离去，也不敢上楼，我没有勇气踏入那个套房，再推开那扇通向后阳台的门，去捡拾撒落一地的红红的心脏的碎片。我自觉愧对母亲，只能带着一颗破碎的心苟活下去。第二天，父亲带着我们同去长征医院的太平间，我机械地挪动脚步，身边还有个小姑娘搀扶着我，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是谁，黑黝黝的太平间冰冷，抑不住的惨淡，像尘封的蛛网布满了空间。一个抽屉缓缓拉出，像一团迷雾渐渐靠近，我拨不开眼前的朦胧，父亲的声音浑浊嘶哑：“侬晓得啥人来看侬，阿波囡从北京回来了……”
一道闪电击中我的头颅，我倒在铁抽屉上，看见了我母亲干枯昏晦的面庞，那半合的眼角处有一粒泪珠的晶莹，那微启的双唇间，依然闪出几颗洁白的贝齿。茫茫的虚空里，浮现出黑人牙膏的古老广告，那戴着高筒礼帽的黑人，露出晶亮的牙齿，在微笑，苦笑，狞笑……母亲，你是一支被挤扁挤干的黑人牙膏！
我弯下去，脸对脸地贴着母亲，冰冷；我摸摸母亲的纤手，冰冷。冷啊，怎么可以这么冰冷？我木木地解开棉袄的衣扣，笨笨地褪去一只袖子，我希冀以我的体温温暖我的母亲，我希望和我的母亲合为一体！母亲，我要你回来！请你回来一次，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弥补作为一个女儿的责任！我爱你，我们都需要你，我要……
父亲和弟弟见我举止失常，便寸步不离。弟弟也迷迷糊糊，张口闭口都是母亲生前的琐事，我睁眼闭眼全是母亲生前的模样……
母亲说过：“阿波囡，我将来不是自杀就是发疯！”母亲走了第一条路，年方四十九岁。
为什么？为什么？母亲错以为“文化大革命”会像历次运动一样，支持自己唱革命戏做革命人，自认为解放以后一直是紧跟正确路线，在逆境中坚守，在苦难中抗争，忍受带血的皮带，忍受长夜无归的检查，忍受冰天雪地里倾倒粪桶，差一点滑进粪坑的折磨……这么柔弱的病歪歪的母亲却从不低头，拒不承认反党。
1月16日，母亲将在宝兴路火葬场化为一缕轻烟，送行的只有父亲、弟弟和我。剧团掌权者发来一纸通知：自杀叛党！想给母亲换一套衣服，不允；想戴一朵白花，不允；想挑一只精致的骨灰盒，不允！
不允！不允！不允！小车推出来，我抚摸着冰冷的车沿，寒意即刻浸透全身，钳住了泪，锁住了口，颤抖了双腿，只剩下精疲力竭的躯壳，只剩下反反复复的一句誓言：我从此不再软弱，不再怯懦，无论为朋友为亲属……当天风海雨再一次奔突时，我的行为被视为东方夜谭，几近付出生命的代价。
车要走了，弟弟抽出一条蓝色的羊毛围巾，抢前几步，把围巾垫在母亲的脑后，推车人干涉，弟弟恳求：“求求侬，让她带去！”推车人看了一眼，口气稍稍平缓：“这么新的围巾，烧了太可惜了。”父亲拍打着灵车，老泪纵横，嘶声呼唤着我母亲的小名：“金妹，金妹，侬为啥这样做？为啥这样做？”
车走了，弟弟在后面追：“姆妈没枕头，没枕头！”……
从火葬场回家，不，回华亭路丁宅。母亲乘风而去了，顾宅也不复存在。我暂栖父亲的家。此时的丁宅也仅剩下一间卧室。父亲把床让给我和弟弟，自己睡地铺，说我是远道而来，睡地铺会受凉。
天很冷，被很厚，只是再厚的被褥也焐不暖我的心，泪水冻在胸中，结成冰坨，麻木了我的神经，僵硬了我的四肢。父亲望着我失魂落魄痴痴呆呆的模样，急得搓手跺脚团团转。他东寻西找，搜遍了箱笼衣橱的角角落落，翻出一件黄色的海虎绒小大衣，夹在腋下，脚步散乱地走出了门。
第二天中午，饭桌上多了一锅热腾腾黄澄澄的鸡汤，香气扑鼻。父亲给我们分盛在碗里，唠叨着说：“这只老母鸡真肥，吃了好有点热气。”
弟弟好奇：“啥地方有铜钿好买老母鸡？”
父亲侧脸指指坐在他身边的小姑娘，刚吐出“她的……”两字，声音就潮乎乎地湿透了，被折断了。
十几岁的小姑娘几乎把鼻子埋进了鸡汤碗，那副馋涎欲滴的样子令人心酸。这是物质的需求、生存的简单需求。但在1970年，上海城里的一只老母鸡可也是有钱没处买的稀罕物资。她专心致志地喝着鸡汤，似乎周围的事都与她无关，此时她只活在一碗鸡汤里。民以食为天，小妹妹你饿了多久了？
这姑娘夜夜在二楼的楼梯拐角打地铺，日日亲亲热热地喊我“阿姐”，可是我沉浸于悲恸中，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解惠芳，正读初中。动乱乍起，两老被赶入牛棚，丁阿姨领养的侄子潘小海投奔江苏南通生身父母处，解惠芳无处可去。我父亲获准每月回家三小时！付清房租煤气等，买好油盐酱醋米，只能挤出三元钱给她作一个月的菜金。每月三元，每天只一角。她每天只能花七分钱买一根腌萝卜，花三分钱买辣腐乳……
父亲弹去眼角的隐泪，挤出几丝苦笑，自嘲地说：“一件小囡大衣，抄家没抄掉，卖掉了，卖掉了！”
仿佛在说一件无关痛痒的轶事。我听着眼泪刷地下来了，胸中堵着的那坨冰仿佛遇上了火渐渐融化，我望望身边的小妹妹，苦难让我们的心走得更近。一件小大衣成为此时此刻丁宅的最值钱的一笔财富，父亲用它为我换来了一只老母鸡。困境中的深爱，提起了我泪库的闸门，泪水汹涌奔突，父亲抚摸着我的后背，说：“哭吧，哭吧，哭出来就好啦。”
我伏在父亲的肩膀上大恸，不知哭了多久，无意间触及父亲的右腿，仿佛撞击了一棵大树。我滑下身躯撩起他的裤脚边不由大惊失色，他的腿又肿又硬，像一只粗糙的大象的腿。父亲摇头叹息：“老毛病啦。……我现在只想早点死，没有心思去看病……”
临别之时，我把携带的所有的钱全都塞进了父亲的口袋。我的父亲没有推辞，涨红了脸喃喃地说：“我要加倍还给侬……”
生命如蚍蜉，别说撼大树，就连自己也撼不动，死难，生更难。在那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中，一代名旦石筱英最终受不了生的痛苦，吞服二十粒安眠药和一瓶敌敌畏；汪秀英咽下十二颗图钉，两人侥幸被救活；邵滨孙之妻筱爱琴、筱文滨之徒袁滨忠先后自杀身亡。沪剧生、旦中百折不断的要算是我的丁阿姨，曲己恶受，吐出一句名言：“我是砧板上的一块肉，挺斩吧！”决不自我了断。也正是有了丁阿姨，才使我父亲挺过那艰难困苦的岁月。
磨难使两颗分离太久的心走到了一处。
第五部分第19章 人自伤心水自流（1）
复出后的丁是娥阿姨成了一只金凤凰，伫立于人生的峰顶。纷至沓来的鲜花和荣誉堆放在她的脚下。丁阿姨是强者，是社会的成功人士。
1982年剧团扩大为院的建制，她被任命为上海沪剧院院长，成了正正式式的行政干部。 1985年退居二线，流泽继任她的职务，两年后也退位了，接下来由陈剑云挑起大梁。按理丁阿姨可以闲下来了，但她依然操心团内事务，陈剑云曾说“我当院长，凡事要通过老丁”，这才有沪剧院的平静。丁阿姨就是这样一个“要”事儿的主，什么都不放心，也不放手。自1973年她被“解放”以后，丁阿姨依然努力，依然不让任何一个机会从自己的脚下溜走。其时，香港与内地的“三通”，把音信隔绝了三十年的七妹“通”来了。老姐妹久别重逢，情深意长。七妹先是邀请丁、解去香港旅游，后是凭借自己在香港的影响，上下斡旋，准备迎接由丁阿姨率队的上海沪剧院第一次赴港演出，并为丁阿姨筹集了资金，资助她在沪举办个人演唱会。
正当丁阿姨雄心勃勃地准备去香港演出和筹备个人演唱会的时候，查出了晚期肾癌。
一直以来，丁阿姨仗着自己身体壮实，连每年的体检都不参加，自言：我身上除了两块石头（肾、胆结石），没有别的病。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正当丁阿姨想摘除石头，轻松赴港时，于1988年1月26日住进了医院，谁知进去了就没能再出来。3月23日清晨，我家的电话铃声尖厉地响起，弟妹们告诉我一个无可更改的事实：丁阿姨癌细胞已经扩散。家人谁也不敢告诉两位老人，一位已经作了喉癌手术，另一位又接踵而至，怎么办？我当夜飞抵上海。
这时的丁阿姨全不知情，还以为只要除掉石头，就会很快康复。当时的丁阿姨还有一件放不下的心事：沪剧中年演员声屏大奖赛决赛将于27日举行，她是赛事评委会主任。评委石筱英患卵巢癌定于26日手术，父亲作为评委中寥若晨星的流派创始人也忙得不亦乐乎，一个癌症患者颠前忙后的，似乎希望能把躺在病床上的丁阿姨所担的那一份工作也承担下来。
我决心姑且隐瞒，待决赛后再挑明真相。
3月26日，七妹等三位香港太太抵沪，径直奔医院探病。急如星火的举止泄露了秘密；引起了父亲的警惕。第二天一早，七妹造访丁宅，更让父亲生疑。那天决赛演出幕间休息时，有人对父亲说“可惜啦，老丁的病发现得太迟了”等等，这些听起来莫名其妙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刺进了父亲的心脏，他从周围人的神态中判断丁阿姨的病决不是一两块石头的问题。
午夜从剧院归来，父亲步履蹒跚，脸上面无血色，镜片后耷拉的眼皮几乎遮盖了眸子。我和他同室而卧，只听他辗转反侧；久久难眠，频频叹气。其实；这时的事实真相只剩下一层薄薄的云翳。
28日清晨，七妹再度光临，固执地追问治疗方案。我四顾无人，就低声如实相告。突然，依稀觉得背后黏上了一份沉重，猛回首，父亲立于前后房相通的门框上，本已消瘦的身躯贴着门框不由自主地往下溜，挣扎中迸发出断断续续的脆裂声，我赶紧去扶，隔着衣衫觉得父亲的身子在颤抖，犹如风中的一片枯叶。
谁忍心再给父亲雪上添霜，于是双方都极力地回避什么。七妹与父亲交谈时都显得心不在焉，辞不达意。中午席尽人散，我扶父亲回房休息，希望他能好好休整一下，以应付晚间担当评委的忙碌。时钟滴滴答答地逝去了一个小时，当我蹑手蹑足地走近父亲的床边，发现他大睁着眼睛空洞地望着天花板，额头渗出星星点点的细汗。我替他轻轻地擦拭，他掀被而起，满脸的辛酸就像暴风雨前的乌云。我害怕漏出真相，抽身想走，但衣袖被拉住了，父亲厉声问我：“阿姨到底啥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