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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学期间的身体锻炼和毅力锻炼，并没有白费功夫。我这次横穿南极，开头一个月几乎是跑着前进的。可以想象，在那以恶劣的生活环境里，如果没有我年轻时练就的长跑功夫，没有毅力，没有坚强的意志，恐怕是很难坚持到底。
我进校的第三个秋天，“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最疯狂的高潮。学生不上课，老师被打倒，当时流行口号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我们系六六届毕业生在分配工作时，不少同学一气之下将大学五年的课本和所读过的书籍，全部扔进了垃圾堆。
看到他们把那么多好书扔进垃圾堆，我觉得十分可惜，不顾别人奇怪的眼光，从垃圾堆里把那些书捡回来。没想到，这些书在十年以后我报考研究生时，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派上了用场。
1969年，我被分配到甘肃平凉农村劳动，同系上教经济地理的王焕龄老师住在一起。王先生没有给我带过课，对我不太了解，光知道我是学生。那时候“学生”就是造反派的同义词，所以随时防着我。开始，我们师生之间从不谈任何事情，说话极少。白天下地劳动，晚上王先生就着煤油灯，学唱样板戏。我晚上没事，心里着急，就拿出一本《政治经济学》教课书看，但心里很不踏实，生怕王先生向别人透露。几天后，王先生没有什么反应。
这本书是讲价值规律的，我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最后实在憋得没办法，就壮着胆子向王先生请教。谁知，王先生来了劲儿。他睁大圆眼，认真地说：“这样吧，你有什么问题，只需告诉我第几章、第几节、第几行就可以了。”我心想：“这么神？先试试您。”于是告诉他个某一页的页码。他略一思索，说，那一定是第几章第几节了。于是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解开了，分析的精辟，态度的严肃，简直犹如在讲坛。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在王先生的精心辅异下，读完了这本书。王先生对我的一句鼓励话是：“好好学吧，你现在是我见到的系上唯一的一个还在读书的学生。”
我的妻子
周钦珂和在中学是同级同学。我当学生会主席时，她是文体部长。我们因工作关系，比较熟悉和了解。她很聪明，学习非常好。
高中毕业我考入兰大，她考入兰州医学院。
大学毕业时，钦珂因病住院了，因此缓分了三个月。我当时分到了省农村宣传队和政县分队，那里的生活环境比较艰苦。她出院后，学校告诉她，将她分配到兰州市永登县的农宣队。谁知道。钦珂面对这么好的条件，一点也不动心，直接找到了省农宣队办公室，要求去和政县分队。办公室的一位同志说：把你分到永登县完全是为了照顾你有病的身体，我一笔就可以将你勾到和政去，但你再回兰州就不容易了。但钦珂执意要同我在一起。
我们结婚后，我才知道这件事。她平静地说：“我知道和政艰苦，我也知道我的身体不好，但要苦，我们俩人应该苦在一起，两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嘛！”我当时听了她的话，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钦珂现在是甘肃省人民医院的主治大夫。她一直支持我的事业。近10年，我经常在野外工作，在家里只过了一个夏天。钦珂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和对孩子的教育。儿子小时总是问钦珂：“爸爸长的什么样子？”对妻子和孩子，我总有一种内疚感。
我的志愿
那还是在大学一年级时，我在系资料室里翻阅期刊杂志，偶然在1964年的《地理学报》上发现了施雅风和谢自楚写的《中国现代冰川的基本特征》这篇文章。我在中学时就知道了施雅风这个名字，他考察希夏邦玛峰的事迹刊登在报纸上。我把那篇论文仔细地读了一遍，虽然是生吞活剥，似懂非懂，但使我非常感兴趣，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
我自从读了那篇文章，冰川学就深深地扎根于我心田了，它时常萦回在我的脑海里。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它始终像个幽灵一样游荡在我的周围。
在和政县教书期间，我一边教课，一边注意着冰川学研究方面的进展。
1974年放暑假，我住在兰州的姐姐家。拜访施雅风、谢自楚的想法又向我袭来了，过去几次都因为找不到引荐的人，放弃了，这一次，不管有没有人引荐，我一定要见见他们。我大着胆子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所的传达室。因为我谁也不认识，进门就说：
“我想找一下施雅风和谢自楚。”
传达室里的看门人说：“施雅风出差了，谢自楚在，可是今天是星期天，你明天来吧。”
“我到他家去找。他家住在哪里？”我不甘心地问。传达室的看门老同志见我很是急迫，就告诉了我具体的楼号和门牌号。
我找到谢自楚的家，敲开门，见一位五十来岁的人正在和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讲话。小姑娘因有病发烧正在他爸爸怀里撒娇。他堵在门口问：
“你找谁？”
“找谢自楚。”我说。
“我就是，你有啥事？”他问。
我见人家不热情，怕发生误会，就急忙自报家门，说对冰川学很感兴趣，想学习学习。没想到，我的话刚一完，谢自楚态度马上变了，大开房门，十分热情地请我进到屋里。
谢自楚当时已经是个有名的科学家了，但住房却很差，只有一间屋子，连自行车都没地方摆，只能斜着摆在屋当中。我勉强找了个凳子坐下，和他交谈了起来，越谈越投机。最后，他很有感慨地说：现在根本没有人想搞冰川，都认为干这行太苦，你却自己找上门来，我真高兴啊！接着，他又询问我的学历和专业知识学习情况，并记下了我的工作单位和名字，临走还给了我一些冰川学方面的资料。
没想到，那次毛遂自荐竟成了我生活道路上的转折点。
那时候调动一个普通业务人员，尤其是从专县调进地处省府的科学院，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谢自楚先生骑辆破自行车到处反映情况，四处游说历时几年。1978年5月，我被调进了冰川所。当时，我考研究生的一试也已通过了。
两个月后，我通过了研究生二试，考取了兰州大学地理系李吉均教授的研究生。李教授考虑到我今后从事专业的需要，在冰川气候变迁方面教会我许多研究方法，这些知识，在我的南极科学考察中，起了很大作用。
1980年10月，我获得硕士学位，返回冰川所工作。
两下南极
南极是冰川学家的圣地。对一个冰川学者而言，南极是最理想的研究对象。
80年代初，中国因改革开放的政策而繁荣昌盛起来，我国老一辈冰川学家施雅风教授等科学家联名上书，提请政府把目光投向南极。他们认为，这是反映和衡量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雄厚国力的标志。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这一建议，成立了中国南极考察委员会。
1982年，谢自楚教授在南极考察时向国家南委会推荐可派秦大河到南极考察。1983年9月，我到达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国家南极局冰川室低温实验室做适应性研究。
1984年元月，我登上飞机，向目的地——南极洲飞去。
1985年2月，中国第一个南极基地长城站建成不久，我的第一次考察任务完成了，3月下旬我回到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冰川局进行总结性研究。这一次，我发现澳大利亚人对我的态度大变。实验室的负责人热情的态度溢于言表，当我去复印一些资料时，他把资料抢了过去，声称：“这种事，交给工作人员去干吧。秦，你是一个科学家，你应当坐下来完成你的研究。”随即指派两个助手协助我办理那些电脑资料输入、复印之类的事务，我很纳闷。后来听说，我在南极工作的那一段，他们收到我的许多电传资料，发现了我的科研潜力。
1986年夏季，我参加了中德联合考察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的一个冰川科学考察工作。当我登上这座举世闻名的冰川，在白雪皑皑的山顶，向南望去，眼前似乎又浮现出了南极的冰川。那年，我正在申请一个南极项目。
1988年4月，我获准第二次到南极考察。这次我将在中国的长城站越冬，任中国南极考察队副队长兼越冬站长。
抓住机会
5月的一天，我和北京通话时，意外地听到了一个消息。
那是1986年夏季的一个夜晚，在北极率队徒步探险的美国人维尔·斯蒂克和独自一人徒步到达北极点的法国人路易斯·艾蒂安不期而遇。这两位老牌探险家兴奋地在帐篷里谈天说地，彻夜未眠，诞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即组织一支国际横穿南极探险队，徒步征服南极。
他们的动作真快，北极晤面之后，就到处游说，集资1100万美元赞助，于1987年组织了美、法、英、日、苏5国参加的横穿南极国际考察队，并已在格陵兰大冰盖地区进行了2700公里的长途拉练。
我在电话中得知，路易斯·艾蒂安正在北京，他的任务是与中国南极考察委员会签订一个合同，邀请一名中国人参加国际探险队。
我被这消息所震撼，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经过仔细思考，感到我有竞争能力。当晚给北京发了电传，向北京报名，又来了个毛遂自荐。
1988年12月，突然接到北京一个神秘的电话：
让我量量身体各部位的尺寸。我预感到，将有什么事情发生。
第二天，翘首以待的好消息终于从北京传来。北京通知我将工作移交给课题组同志，立即回国参加国际横穿南极科学探险考察队的活动。
1989年5月，当我兴致勃勃回到兰州后，家中却出了不幸。妻子周钦珂在她工作的医院外遭车祸，肋骨骨折，被人抬到了病床上。而我只能在兰州待一周时间。看着妻子昏迷的面容，我心如刀割。这时，北京已得知我家中的不幸，他们打电话询问，要是不能去，我国只好放弃。
当周钦珂清醒过来以后，问我什么事，我只好如实“汇报”。她说：“这已不是我一个人，也不是我一家的事，而是中国的事情。要是你大河不去，六面国旗中就没有中国的国旗。”当我听到她说“你放心地去吧，不要为我担心”那句话时，眼泪直在眼圈里转。
在兰州只待了10天，我便行色匆匆，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
签生死文书
我到了美国一个名叫伊利的小镇，这里冰天雪地，和南极差不多。其他5名队员和狗早已达到这里，我将要在这里接受两个月的强化训练，学会驾驶狗拉雪橇和滑雪。
狗拉雪橇我很快就学会了，但滑雪直到训练结束也未学会。
一天，队长让我去看口腔医生，检查的结果是要我拔掉10颗牙齿，我大吃一惊。但他们说，要在极地活下去，必须摄取足够的营养，必须吃下干缩食品，牙齿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