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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总长原内定章炳麟，亦以章氏不孚众望而改荐蔡元培。然中山为笼络（现时名词叫做统战）这位曾公开反孙的‘国学大师’老同志，乃特设一‘枢密院顾问’之高位，以安置之。但是倔傲的‘章疯子’，却不屑俯就。章炳麟虽曾为同盟会员，他也是光复会的发起人。这两个革命团体就始终未尝统一过。这时两派且争权甚烈。光复会的另一巨头陶成章竟被当时上海都督陈其美派盟弟蒋志清于一月十四日刺杀于上海。此后两派竟斗争无已时。光复会‘老同志’且逐渐与老立宪派结盟以抵制同盟会。凡此皆可看出中山当时的妥协性。孙中山是位个性倔强、胆大泼皮的革命者，不是个轻意妥协的人物。他这次之所以如此妥协者，实在是他知已知彼也。你只有这么大的实力，得大位已逾分，不妥协又如何呢？
外长一职，众意应属伍廷芳。伍氏粤籍，然出生于新加坡，依法曾为英属海外公民（ British Subject ）。伍氏娴双语。受法学教育于伦敦，并领有英国律师执照。嗣在香港开业，为英籍华民之第一位律师。后又被选任为‘立法局议员’，亦为香港华裔之第一人。然伍氏在一全白的殖民体系中，作一低声下气的二等官僚，显然心有不甘，乃转回祖国之大清政府任职，竟累迁至头品大员，外务部右侍郎（今之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后又外放为钦差大臣，驻美公使，可谓官高位显，一帆风顺。然伍君深入‘酱缸’（且用一个柏杨术语），目睹清廷官僚之不可救药，武昌炮声一响，乃立即附义，并出任军政府对内外交涉之总代表。此一要职，当时革命阵营中，伍老之外初无第二人也。迨中山出任总统，乃改任伍氏为司法总长，而以外长一职畀之刚从耶鲁卒业之毛头小子王宠惠，而王自知两人经历不能相比，不敢接任也。其实中山暗中有意自主外交，而欲王氏挂其名，佐理之而已。王遂接篆为当时最年轻之总长。
总长取名，次长取实
中山这个新政府，虽难免是个革命与立宪各派的大拼盘，毕竟还是以同盟会的成员更有朝气、更有组织，也更有群众，因此在黄兴积极筹划之下，他们乃舍名取实，把总长以下的位置，由同盟会员一举包办。吾人试看上列次长级名单，便知次长级人选，除汤芗铭一人之外，全部都是年在三十上下的同盟会的青年骨干。这一总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干法，后来也被毛泽东学去了。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国时，也是如法炮制的。到时当细论之。
其实汤芗铭亦若辈中人，一九○四年留学巴黎时，曾‘入盟’于中山之革命组织，继而后悔，与同伙偷割孙公皮包，窃回文件，颇为同学同志所非议，因与革命党绝缘。然汤亦才士，冲幼‘进学’为秀才，十七岁‘中举’。嗣又入北洋海军学堂习海军（一说为福州船政，似不可信）。旋由鄂督端方资送法国留学。割破中山皮包之后，遂潜往英国续修海军。回国后乃在海军提督萨镇冰之下任职。武昌起义时，萨镇冰奉命率海军舰艇，溯江援鄂，芗铭亦随往。此时其长兄汤化龙（一八七四…一九一八，一九○三年进士，曾任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武昌起义后，在军政府任民政总长，乃致书芗铭，嘱其策动萨镇冰率海军附义。萨虽未接受，然终于弃军而去，所余舰艇数艘，遂指定由资望较深的海筹舰长黄钟瑛与汤芗铭统率，加入革命阵营，沿江助战有功，至是乃由黄兴荐黄钟瑛为海军总长，汤为次长。黄初提名时，同盟会员对汤留有异议者，卒因中山不念旧恶，乃得列名内阁。
其他次长也都是同盟会中的杰出才俊，如蒋作宾、居正、马君武、于右任等，在后来的国民党政权中，多据决策高位，历史家对他们还有得说的呢。在他们锋芒初露之时，就犯不着多加交代了。不幸革命党人内在的分化，这时亦已逐渐明显。孙公这个新内阁，虽然少长咸集，而革命首义地区的武汉，以‘三武’驰名的先锋人物，除一位‘历史反革命’（再借用一个现时老词）的黎元洪之外，几乎全部见遗于圈外，难免替民国以后的历史，写下了一句矛盾的伏笔，此是后话。
在这个‘临时’政府中的所谓‘国务员’，尤其是次长级的激进分子，他们都是和孙大总统同进退的，在袁世凯咄咄逼人的形势之下，从中山开始，全部阁员，自始即深具五日京兆之心。早在中山返国途中，盱衡国事，计较各派实力，便深知将来总统一职非袁莫属。及抵国门，听取诸家议论，所说尽同，因此孙公后来虽当选总统，并正式就职，仍立电袁公，告以备位以待。发了数通中文电报不算，孙公还以英文投书‘字林西报’，公告国际，以昭信守，以促袁反正，用心纯正，溢于言表，至为感人。记得‘史记’上有段故事说，刘邦与项羽本有‘先入关者为王’之约。后来刘邦先入关了，但计算实力，却不敢‘为王’。在鸿门宴之前，他拜托项伯，捎信给项羽，解释说：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见‘史记。项羽本纪’）吾读民元孙公致袁世凯诸电文，真如幼年所背诵之‘项羽本纪’也。刘邦、项羽、孙文、袁世凯都是我国史上不世出的大英雄也。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岂不信然？只是刘项之争，纯系个人权位，而孙之让袁，治史者诛心以论之，实旨在为国为民，未可与刘、项、袁三人等量齐观也。
总统制乎？内阁制乎？
正因为‘临时政府’的过渡性太重，在袁氏‘赞成共和’逐渐具体化，继任总统已呼之欲出之时，孙公临时政府的主要任务，便是怎样确立个制度，以约束这位飞扬跋扈的下届大总统了。按法制常规和宪政学理，只有宪法才能加以约束。但是民国体制原是模仿美国‘总统制’建立的，总统权力甚大。当初建制之时，宋教仁曾力主采用法国的‘内阁制’，而中山以为不可。盖内阁制原为架空皇帝或独裁元首，以首相当国（如英、法和日本）的虚君制。宋教仁，这个三十岁的小家伙，那时雄心勃勃就想做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所以力主内阁制，但是中山认为建立民国，既然是要驱除鞑虏，推翻王室，则中国政府就没有再设虚君的必要。所以中山就坚持采取美国的总统制。如今眼看孙公就要让位于袁，袁可不是个省油灯，要袁氏削减权力，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恐怕是与虎谋皮，革命党人认为要在袁氏就职之前，就应立法加以约束，好让袁老四去做个‘虚君’。因此乃在约法上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了。谁知这一改，就改出纰漏来了：袁世凯抵死不作‘虚君’，宋教仁却又拚命想做‘首相’。政治矛盾要用枪杆子解决，民国就逐渐变成军阀的天下了。悲夫。
‘民元约法’之诞生
前节已言之，中山出任总统的法律依据是，各省都督代表会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日，所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因此在临时政府的行政部门的组织，逐渐就绪之时，则立法部门亦在循序奠定。总统就职未几，各省都督代表会即议决组织‘临时参议院’为最高立法机关，并通知各省，每省旬参议员’三人至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在独立诸省参议员，有半数以上抵达南京之后，参议院乃于一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先后到直、奉、豫、江、浙、闽、院、赣、山、陕、湘、鄂、粤、桂、川、黔、滇等十七省参议员三十八人。公举福建参议员林森为议长。集会逾月，制定各项法律规章数十种。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当然便是由原‘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所改订的暂代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了。
这项后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了极大作用的所谓‘民元约法’，内容共有七章五十六条。它除掉现代民主共和国所应有的主权、人权、政权、治权、疆土、法院，以及模仿美国制上下两院的国会等一般条文之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临时政府的模式，由原有的美国式的‘总统制’，改成法国式的‘内阁制’了。约法规定，内阁总理直接向国会负责。大总统一职就变成虚位元首了。此一约法几经研讨，终由孙文大总统于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
这一着是明显的针对着袁世凯而设计的。将来中山如让位与袁，袁大总统的职权和孙大总统的职权，就不可同日而语了。问良心，这是同盟会所掌握的参议院，对未来的大总统所投的‘不信任票’，也是大相国寺菜园里的一群张三李四，想对新到的和尚鲁智深，来个‘下马威’，乘他立足末稳，便把他摔到粪窖里去的一厢情愿的安排。谁知力有不敌，反而助长了和尚在菜园里的权威，实非当初动议人始料所及也。
不过，在孙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为时不足三月，建国架构便颇具规模。不论总统制也好，内阁制也好，三权分立，像模像样，上至宪法人权，改历易服，下及放脚剪辫，钜细靡遗，法制灿然，虽百世可知也。立国创制，虽是群贤合力，究竟是一人领导，功不可没。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且看，毛泽东打平天下以后，一人当国二十五年，全国仅有法律两部。宪法之外，仅有其心可诛的一部‘婚姻法’，其他六法皆无，而统治十亿人口之大国，全凭毛氏一人的金口御言，成何体统？迨邓氏拨乱反正，重立法统，竟然还是以七十年前的孙氏之法为基础也。虽则孙、毛皆是文化转型、历史三峡之中的悲剧人物，然个体之间的贤与不肖，就毋待细比了。
袁世凯的养敌逼宫和摊牌
袁世凯不用说了，更是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期中，第一号悲剧人物。两千年帝王专制的政治传统，决然不能转变于旦夕之间。因此，他纵想做个真正的民主大总统，不但他本人无此智慧条件，他所处的国家也没有实行民治的社会基矗他如要回头搞帝王专制，甚或搞君主立宪，这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也已一去不返了。过犹不及，客观历史早已注定他这个边缘政客（ Marginal Politician ）不论前进或后退，都是个必然失败的悲剧人物。然这一形势，百年之后的历史家虽洞若观火，百年前之当事人，则身在庐山中，当局者迷，不自知也。因此，当中山于民国元年，正在不懈地为将来的民主政治，搞其百日创制之时，袁某却正在为他自己的政治前途造势。袁世凯和比他晚了四十年的毛泽东一样，他的政治智慧多半离不开司马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