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现势，源于黎段
以上诸节所述，笔者在拙著‘袁氏当国’前卷，曾作过更详细之缕述。本篇只是温故知新，将前篇通史简化而本末之而已。盖通史卷帙浩繁，读者一气呵成，从头读起者，实为数极少。其他半途插队，抽卷而阅览之，盖是现代化忙碌社会之一般习惯。试问当今史学界的博士教授院士者流，有几位有此耐性，能把司马温公的名著，从头细读一过哉？不能从头读起，而各取所需，半途抽阅之，如此则通史作者于关键章节，编其本末，而酌量重叙之，庶免中途插队的读者对书中所述故事未知底蕴而有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之感也。
话说从头，袁氏断气之夕，北洋派文武大员，曾一致叫嚣，企图对段祺瑞黄袍加身，作集体之推戴。而段氏则坚决谢绝，并力举黎元洪继承大统。关于段氏此时之谦逊，一般民国史大家，类多以讥刺语调出之。认为段之拥黎，是迫于环境之不得已，而非其私心之所欲为，才有后来的黎段之斗、府院之争，贻祸无穷。而黎之背叛革命，投袁自肥，偷鸡不着蚀把米，也是咎由自龋只是他二人府院互斗，祸延国族，至今未已。治史者如寻根究柢，则黎段之争，才是今日两岸对立的始作俑者。不信，试看他二人继袁未及数月，便势成水火。在所谓‘府院之争’中，各拥党羽，互不相让。斗得你死我活，终于惹起溥仪复辟，民国中断。最后酿成孙中山开府广州，护法反段，弄出一国两府，国家从此分裂，再未复合。骨牌效应，直至于今日，仍然两岸对峙，各不表述。他二人所作之孽，贻祸至今未已也。
上述这项研究军阀史的传统结论，谁曰不然。这结论原未可厚非嘛。可是吾人以社会科学治史，如果把侧重人事纠纷的微观史学，看成历史的本体，就有违于社会科学的法则了。因为历史还有其宏观的一面。古语说：‘形势比人强。’局于某种历史形势，虽齐天大圣，也跳不出佛祖的手掌心也。把人事纠纷，误为历史的全部，那就是‘军阀史话’、‘三国演义’的史学了。
我们在历史三峡之中，看他梢公舵手，使尽他们底浑身解数之后，还得攀登巫山之巅，俯首观察江流大势，看看他们的王浚楼船，是怎样通过三峡，驶出益州的？读者如不惮烦，当于下篇谬作导游，与同游诸士女再细论之。�
二○○一年五月二日于北美洲
皖系政权的发展与‘参战’的纠纷（上）
上篇我们曾提到，在袁世凯死后，他的两位接班人黎元洪、段祺瑞很快的就势成水火，两不相让。二人斗得你死我活之后，终于把个统一的中国，弄得一分为二。骨牌效应，直到今天（二○○一年），还无法复合。话说到底，他二人为什么非斗个你死我活不可呢？为什么他二人斗争后遗症的骨牌效应，又拖得如此深远呢？一般史家都见怪不怪，认为这只是两个军阀的争权夺利，在那无法无天的军阀时代，不管是哪一派军阀，争权夺利都是免不了的，有啥稀奇呢？至于他们斗争的骨牌效应，大家多半也就忽略了，不以为意了。
问题是：军阀时代固然如此，根据我们读史的经验，不特他们底帝制时代的前辈早已如此，他们底国共两党的后辈，在后军阀时代也还是如此埃试看‘甲午战争’（一八九五）前后的翁李两派，对中日和战的辩论与斗争，和‘戊戌变法’（一八九八）时的帝后两党，他们之间的斗争误国，比黎段二人严重得多呢！
再看后军阀时代，国民党之内的汪蒋之争，蒋李冯阎之争，甚至CC与黄埔之争，相形之下，黎段之争，都是小巫见大巫呢。
再看自称最为光荣伟大正确的共产党，早期的所谓路线斗争，毋烦细说。其后他们当权者之间的毛刘之争、毛林之争，不露骨的毛周之争，乖乖，那还了得，老段老黎这两个‘老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和他们这些‘小党阀’相比，岂不是小儿科哉？
效验明时方论定，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二十世纪中国，史有明文，国共两党的党史家，如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我想这该是绝对否认不了的、绝对的事实吧！哪能专怪‘军阀’呢？我们这群‘丑陋的中国人’（引一句柏杨名言），尤其是政客、党棍，何以下流至此，这就发人深思了。
不过，朋友们，我们也不能专门迷信柏杨先生，只顾丑化自己同胞。其实所谓先进国家那些不可一世的洋人，也照样丑陋呢。有名的英国绅士，该是民主运动历史上最标准的模式吧！你知道他们唱‘虚君实相’这出样板戏，唱了多少年，才唱出点名堂来？从一六八八年‘光荣革命’开始，人家搞虚君实相，搞了好几百年，才搞出一套两造相安的制度来呢！其间闹革命、闹复辟、诛议员、杀大臣，不但丑态百出，更是人头滚滚呢。看人家挑担不重，我们只看人家美丽的结果，不看人家丑陋的开始，就以为我们包办了丑陋了。这是个制度转型必有的现象嘛。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成绩，尤其是黎段之间的府院之争，还不算太见不得人呢！
因此，要知道转型期中国的政治问题，我们还得搜搜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近现代中国的两大根本问题
我们要知道，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从宏观史学的角度来看，它有两个重大事项，有待解决：第一，是现代式的‘转型问题’，转个什么型呢？曰，从帝王独裁专制的制度（Monarchical Totalitarianism），‘转’向议会政治的共和制度（Parliamentarian Republicanism）。我们原不要转型，而终于发生了这个转型运动，实在是西风东渐，受了强大的以夷变夏的外在原因影响的结果，但是要完成这项转型，根据世界历史的纪录，和中国秦汉变法之第一次转型的经验，我们认为至少需时两百年以上才能圆满完成。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时代，还停滞在转型的‘初期’。这时能维持古老中国安定的专制式的老制度已被彻底破坏，能够维持共和中国安定的、制衡式的新制度还没有实验出来。在此新旧交替，青黄不接之时，国家没个维持安定的制度，社会就无法安定下来了。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转型的问题，也是我们所常说的所谓‘历史三峡’的问题。航行在这个历史三峡之中，我们的船队，到今天的老江时代，还免不了在回水中打转，何况当年？想透了根本原因，再把它概念化一下，则民初北京政府中，政治死结之形成就很清楚明白了。
第二，民国初年，也算是时机巧合，正碰上了一个传统式的‘改朝换代’的问题也正待解决。因此新旧问题搅在一起，政治社会的病情就更为复杂，更难对症下药了。改朝换代的老问题是什么回事呢？最简单明了、最通俗的历史哲学便是‘三国演义’上所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问题了。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制度’，我们这个打破世界政治史纪录的‘秦制度’，其兴衰是有其‘周期性’的。它通常是只能维持两百年就要来个‘改朝换代’了。清末民初，不幸正碰上这个‘改朝换代’的周期。此时老朝廷腐烂到底，气数已荆纵使没个现代的革命党要打倒它，它也要自动的改朝换代了。
洋人研究中国历史，像已故费正清先生的‘剑桥学派’，就把这个现象叫做‘朝代循环’（Dynastic Cycles），咱们自己则叫做‘改朝换代’。改朝换代的程序，便是罗贯中所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了。在罗贯中有兴趣的‘三国时代’（二二○─二八○），这一分合程序，长至六十一年，下一个由分到合的‘南北朝时代’，则由于外族入侵、五胡乱华，发生了比较复杂的‘以华变夷’的同化过程，这一分合程序竟延长了两百七十余年（三一七─五八九）之久，到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可能是由于内外在情势都比较单纯，所以只‘分’了五十七年（九○七─九六○），就恢复统一了。
至于这最近的一次，读者诸公婆，您和我所及身而见的‘分合’过程，若从袁世凯死亡之年（一九一六）算起，到‘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之年（一九四九）为止，这段中国历史上，最近的分合过程，虽然是文化转型和朝代更迭，两病齐发，患者更觉痛苦，但是为时也只有三十四年，算是比较短的一次了。当然，海峡两岸，时至今日，也还在‘分’裂状态之下。若谈真正的‘合’而为一，恐怕还有一段时间要等下去呢。
土郎中乱用西药
综上所述，我们就不难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合久必分，是从治世退化到乱世，而分久必合则是拨乱反正；再从乱世恢复到治世。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或洋观察家所说的‘朝代循环’，它是从一个崩溃了的帝王专制。经过一番换汤不换药的‘分合程序’，再回转到另外一个相同的帝王专制，依样画葫芦，照本宣科，从头来过。新朝的一切设施，都有‘前朝’的蓝本可循，新旧两朝之间的循环程序像三国前后，从西汉换成东晋。南北朝前后，由东晋换成隋唐。在五代十国前后，从唐朝换到宋朝。各朝惩前毖后，稍加改进，依样画葫芦，这葫芦，就容易画了。因此一些流氓、无赖，利用农民起义，打平天下做起开国之君来，也可以做得相模相样，不离大谱，照样可以造福生民。
可是，发生在近现代中国的‘转型运动’，就不是单纯的改朝换代或朝代循环了。它是立国基本制度的转型，是一个‘改朝换制’的运动。我们要从一个东方式的、帝王专制的传统‘转’到一个现代化和西方式的民主议会政治上来。这个一转百转的、现代化、改朝换制的转型运动就千头万绪了。
因此，按照中国改朝换代的老规矩来说，毛泽东当国时代（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应该和两汉、唐宋明清的开国盛世不相上下才是正理，而老毛这个‘开国之君’却把他的新朝代的开国盛世，搞成狗屎之不如的、无法无天的烂时代者，何也？其主要的原因便是传统的开国之君，医国医民，只要按老药方，医一种玻而老毛之所要医者，则在传统的改朝换代的老毛病之外，还要加医一个一时并发的现代爱滋病，他这个训练不足的传统庸医，和乱用西药的农村赤脚医生，不中用的土郎中，便强不知以为知的，药石乱投了。我们中华民族这个痨病鬼，没有被毛郎中毒死，也真是命大啊！
恢复‘民元约法’的政治经纬
现在言归正传，再看看黎段二人在吵些啥子？袁死之后，北京政府由他二位来接班。他二人，一个是总统（黎）；一个是总理（段），二人的工作关系如何界定，就只有依靠所谓‘民元约法’之中的几十个字了。读者如不惮烦，为明了他二人之间的所谓府院纠纷，我们还得把袁世凯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宪法问题稍事温习一下，才能说得清楚。
原来在武昌起义之后，革命派试行组织共和政府时。他们本来决定以美国政府为蓝本，采行‘总统制’。等到后来中山决定让总统大位于袁时，为防止袁氏独裁专制，党人乃又决定放弃美国的总统制，改采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因此以宋教仁为首的法制委员会，乃由宋氏执笔，于一夜之间草拟了一部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