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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叶赛宁骨子里面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不懈的探索使他不断地反省，他发觉形象一旦脱离了思想，语汇一旦失去了内容，诗歌就变得云遮雾绕，连自个儿都摸不着头脑了。1921年，他在诗道上毅然迷途知返，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了诗剧《普加乔夫》，塑造了俄罗斯18世纪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的远大抱负和崇高品德，这是叶赛宁创作史上的第一座丰碑。
然而，全国解放的新气象并没有舒展叶赛宁的身心，他内心的矛盾日益突出。他讨厌城市，把城市叫做”机器王国”，把火车叫做”铁蹄钢马”，他害怕”钢铁客人”步步紧逼，侵占他可爱的乡村。1920年8月，他在高加索看见一匹小马驹徒劳无力地拼命想超过一列火车，禁不住怅然良久，他”为离去的可爱的熟悉的小动物的优良品质而感到悲哀”。
这段插曲在别人看来可能无关紧要，但于我却意义十分重大。钢铁的马征服了活的马。对于我来说，这匹小马驹是乡村和马赫诺面貌生动的、可爱的、正
在消逝的形象……我现在很凄凉，因为我看到历史经过了一个杀戮生灵的痛苦的时代。
可是，叶赛宁并不想躲在乡村那样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没有火柴、钉子、煤油、针线、印花棉布，遑论发表诗歌和成名的机会。他把城市当作敌人，而他自己又必须与它长相厮守，内心的抑郁难以言表，他称自己是被城市无情铁蹄毁灭的最后一个乡村诗人！
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简朴的木桥写进了我的歌声我伫立做告别的弥撒用白桦树叶来焚香拜灵……
在蓝色田野的小径上很快会出现钢铁的客人朝霞浸染的燕麦只剩下一些干瘪的籽粒……
风将要吮吸尽马匹的嘶鸣像举办一场追悼舞会啊，快了，快了，木制的挂钟使我的午夜发出嘶哑的声音1917年，叶赛宁结识了《人民事业报》的打字秘书吉娜伊达。拉伊赫，三个月后，他便与这位具有古典美的姑娘结婚了。拉伊赫为诗人生了一子一女，她还在怀着儿子康斯坦丁的时候，叶赛宁就卷起铺盖走人了，据说是他更迷恋于那个意象派的小圈子。不久，拉伊赫改嫁给被公认为”戏剧界十月革命的领袖”的梅耶尔荷德，日子过得非常快乐，这一刺激彻底击溃了叶赛宁的爱情堤坝。此后，从叶赛宁的私人情感库里泛滥出来的，多是欲望的洪水和油滑的泥浆。在他的眼里，只有女人，没有爱人。
诗歌是第一位的，它成了叶赛宁的命根子，全部身心所系。
叶赛宁与加琳娜。阿尔图罗夫娜。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交往现在成了一段传奇。贝尼斯拉芙斯卡娅是《贫农报》的秘书，她衣饰简朴，举止大方，为人正派，有很高的文学素养、独到的艺术见解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奉献精神。她是叶赛宁诗歌朗诵会的狂热听众，她和她最要好的女友总是买同一排同一座位的票——第四排，16—17座。她与叶赛宁相识后，立即成为叶赛宁艺术构思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大量史料证明，叶赛宁经常听取和采纳她的精辟见解与建议。
贝尼斯拉芙斯卡娅深爱着叶赛宁，但爱情对她真是不公平。叶赛宁先是属于拉伊赫的，后来又投进了邓肯的怀抱，她那里对叶赛宁似乎只有两个用处，一是写诗的好地方，二是与拉伊赫和邓肯吵了架，她的爱抚能消解诗人的闷气。她一直是以叶赛宁”朋友”的身份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她默默地忍受着叶赛宁的多次”移情”，用善良、宽厚和聪颖
滋润着叶赛宁的才思。
1926年12月3日，叶赛宁自杀的周年祭日，贝尼斯拉芙斯卡娅来到了叶赛宁的坟头，对着自己开响了重新奔向爱情的发令枪。
也许，她永远只能看见爱情的背影。
第十一章婚姻11921年11月7日，苏联隆重举行十月革命四周年庆典。
卢那察尔斯基征求邓肯的意见，是否愿意在那天晚上表演舞蹈。依莎多拉。邓肯兴奋地说，她引以为荣。
她精心挑选着节目，最后决定跳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和《斯拉夫进行曲》，还特意临时编排了《国际歌》的舞蹈。
莫斯科大剧院可以容纳3000人，但邓肯的号召力竟然使剧院史无前例地扩大了10倍的容量。免费入场的30000工人和红军，争相一睹现代舞后的风采。在这30000人中，有一位矮个子，前额凸出，平滑如镜，双目炯炯，神采飞扬，融正义、智慧和胆略于一身，尽展大国领袖的非凡气度。
他就是列宁。
金丝绒幕布徐徐拉开。邓肯在每跳一曲之前，都要简要说明舞蹈对乐曲的理解和表现，以便于文化程度不高的观众能够接受。
“《第六交响曲》，这是人类生命的交响曲。在人类存在的初期，那时人已开始了精神上的觉醒，他们惊讶地发现周围的世界，自然界的力量，水的闪光，天体的运转，这一切都震慑着他们。人一认识这个世界，就面临着永久的斗争。
“在交响曲的第一部分，反复演奏着一个悲怆的主题，好像预示着人类未来的苦难。第二部分，则是春天、爱情、人类精神的蓬勃生机。
在这一乐段中，听得见生命的呼唤、心灵的撞击。第三部分为谐谑曲，那是贯穿人类全部历史的斗争。结尾是死亡，不可避免的死亡。”
当邓肯最后表演《国际歌》时，全体起立，包括列宁在内，齐声高唱，响遏行云，气壮山河。
旋即，《消息报》评论：“大剧院很久没有上演这样的艺术节目了。
这是一次解放了的人们的和谐庆典。依莎多拉。邓肯是一位舞蹈家。但是，这不是一般技巧意义上的舞蹈，这是动作与音乐杰作配合的最优美的表演，而且是一次革命的表演。”
演出的成功使邓肯大为欣慰，同时也更让她看到舞蹈艺术对参与社会和振奋人心的巨大作用。她向卢那察尔斯基建议，大剧院应当至少每周开放一次，星期一晚上，免费入场；每晚均以政治讲演开始，然后是艺术讲演，再演出；演出要以最优秀的交响乐作品为基础，用革命的方式来表现其中的力量、光明和英雄主义。
邓肯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党派和政府懂得，可以通过音乐和舞蹈，用自己思想、信念的威力鼓舞广大群众，布尔什维克最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共产党人的孩子仍然在接受本质上是陈旧的资产阶级教育，当代俄国的芭蕾舞堕落、色情、格调低下，其男演员对于女演员来说，不过是没有丝毫男子气的把杆而已。
依莎多拉。邓肯激动地说：“如果你想要未来的一代理解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本质，务必今天就把孩子们从资产阶级的教育和偏见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我期待着立
刻回答，国家能不能为大剧院星期一免费向公众演出提供手段？我离开了艺术和商业紧密联系的欧洲，如果我将再次不得不为资产阶级观众作收费表演，那与我的全部信念和愿望相违背。”
邓肯的慷慨陈词虽然得到了一片欢呼，评论家贝斯金就称赞它的”预言的、稚气的、悲剧的智慧”，依莎多拉以她”伟大的胸怀”和”对皇家剧院'文化'的反感，提醒每一个人，大剧院也是无产阶级的剧院”，然而，政府却没有太大的反应，国计民生的问题已使当时的领导人焦头烂额，对不起，舞蹈、音乐之类只好先靠边站吧。
1921年12月3日，”依莎多拉。邓肯公立学校”在普列契斯登卡街20号正式挂牌开学。
冬天，漫长而寒冷。列宁著名的新经济政策尚没有出台，房子又大又空，缺乏足够的燃料供暖。令人奇怪的是，申请木柴的报告从一个机关转到另一个机关，从一个领导批到另一个领导，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开始，邓肯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些杂事上，教与学都难以为济。
卢那察尔斯基后来不得不承认：“我们给予她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
她个人生活全靠自己的美元……在那些日子里，依莎多拉。邓肯向我们贡献出她的全部精力、她的整个生命，她努力把成千的工人子弟聚集起来，教他们自由、优雅的动作，表现崇高的人类感情。那时我们只能从精神上感谢她，给她以微薄的协助作为报答，最后，满面愁容地耸耸肩膀告诉她，我们的日子太严峻了，达不到她那些理想的目标。”
卢那察尔斯基同情地劝解邓肯举行售票演出，来暂时维持学校的开支。于是，邓肯在济明剧院首次营业，她用这些演出赚到的钱为学生买木柴，买食物，还买了一株漂亮的冷杉树摆在大厅庆贺圣诞节。她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就是因为圣诞节的一场讲演被逐出了校门。
2马连果夫说”人人都喜欢叶赛宁”，这句话的含义是双向的。叶赛宁的诗人气质让女人着迷，而他女性化的温存与浪漫也使男士都渴望亲近他。这种潜在的两性特征既是叶赛宁如鱼得水的保证，又是诗人内心剧烈矛盾的根源。
这一段时间，叶赛宁的颓废达到了极点。他与马连果夫”牢不可破”
的友谊出现了愈来愈明显的裂缝，这个裂缝的起始点并不在邓肯，而在邓肯来莫斯科之前的1921年4月，趁叶赛宁去了中亚细亚，马连果夫拜倒在女演员安娜。尼克里基娜的石榴裙下。叶赛宁对马连果夫的”变心”
大为光火，他刻薄地叫尼克里基娜”小猴子”，并从和马连果夫长期合住的房间里分了出去。从这一点看，叶赛宁后来狂热地追求比他大17岁的邓肯，还不仅仅是看中了她的名望和身份，其中肯定包含了对马连果夫的报复。
叶赛宁的报复行动并非没有效果。马连果夫和意象派的同仁立刻作出了反应，他们试图拆散这一对国际情侣。有一回，意象派集团的某位要去波斯出差，于是，他们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对叶赛宁绝对保密。
那天，叶赛宁急匆匆地跑到站台来和好友告别。在火车正要开动的那一刹那，他被大家举到了车上，坐在车里的好友伸手接住了他。其他人兴
冲冲地在站台上站了很久，看到他没有跳车，才放心地离去。
但是，这个计划并不能算成功。因为，叶赛宁坐到下一站罗斯托夫就下车了。第二天回到了莫斯科，而且干脆住进了普列契斯登卡街20号公寓，他的小包袱里只有两件衬衣、一条衬裤、一双袜子，大概这些是他的全部财产了。他笑着对邓肯说：“你的家就是我的家了。”
朋友的干扰还是在叶赛宁的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加上他当初”爱”上邓肯的复杂心理，叶赛宁喜怒无常的、外表如水而内心似火的脾性暴露无遗。虽然他说邓肯的家就是他的家，实际情形是他如丧家之犬，东跳墙，西越院，居无定所。在马连果夫那里，他就拼命地酗酒，醉醺醺地回到邓肯这里，他打骂砸抢，像一个魔鬼。
每当这时，依莎多拉。邓肯总是将他拉住，扶他坐到一张椅子上，自己坐在他的身边。她的手臂放在他的腿上，长长的头发披到了他的膝盖上。
“我的天使，你不能这样。”
“滚蛋！”这就是叶赛宁通常的回答。
“静一静，好吗？”邓肯更温柔地笑着。
“你让我怎么静？我怎么静得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