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些人也很少能够依法制裁。极为奇怪的是，中共一些省的党报竟能够公开讨论“能否对犯罪的农民企业家免于起诉使其戴罪立功”的问题。中共在经济刚起步时有急于见成效的功利倾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中共的干部不是受贿者而却能容忍这些社会敌人的存在并公开活动，却是非常令人不解的。这或许由于他们的短视，或许他们认为这些犯罪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当一个执政党把社会犯罪看作是发展经济的环节和工具时，这个党就正在对自己的社会和民族犯下了罪行。中国社会中，上述犯罪行为已有蔓延趋势。
《中国旅游报》有一片介绍“京城温州村”的消息。消息说南方温州的农民到北京市经商聚居于城市南郊区的几个居民点里，因这些人多为农民，故京城人将这些聚居区称为“温州村”。消息说，在温州村针对富商的劫案每三天要发生两起。抢劫者也是来自温州的农民，他们结成帮伙，并制订出明确的“生产计划”——不抢够１００万元不回家去。另一些富裕商人或雇保镖保护自己或结伙自保，家家备有木棍铁器。“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些农民集中的地方演出得如此火爆，已成为京城的一个景观。
在改革初始时，邓小平曾轻松地说：门窗打开了，流进新鲜空气，进来一两支苍蝇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中国犯罪潮的出现，不是外来的苍蝇作案，也不是太平盛世下的一点小点缀。当土匪公开在火车客车厢内公开洗劫时，当武装农民将长途车乘客洗劫一空时，当通讯电缆和民用变压器被公然盗走时，这个国家的社会性大危机已经显露出了端倪。
Ｃ．农村基层政权的瓦解趋势
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由共产党的基层支部和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委会（村长）这两根支柱共同支撑。因为已不再实行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在农村以言论和思想定罪的非司法型审判活动也已中止，所以共产党基层支部的权威性已大大被削弱。在许多地区，这些支部已名存实亡，很难再起到管束农民的作用。
村委会（村长）因为一方面负责公粮和杂项税费的征集，一方面又负责政府方面对紧缺农用物资的发放，所以曾被认为是有利可图的一种权力。各种力量争夺的结果，往往采取轮流担任或选举诚实厚道者担任。随着农用物资的物价自由化和市场化，农民对政府的依赖性正在减少，村长的职位和权力已显得无关紧要。农民在农村的生产活动为超自由状态，村长赖以强制农民服从的唯一手段即凭借乡政府和公安司法部门的支持对农民进行经济处罚。在农村，村民集体武装对抗上级处罚的事件屡屡发生。天津市以富裕著名的大邱庄农民私设刑堂致人死命以后，天津市政府不得不出动军警包围村庄追索凶犯，而农民则与军警发生对立。
最危险的情况则是，农民一旦离开田土进入市场，离开他的户籍所在地，那么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失控的，他与社会的联系完全处于任意和自由状态。中国尚不存在（对农民的）社会福利保障系统，离开胡基地的农民除了在发生犯罪行为被追缉的情况下不再与政府和政权机构发生关联。这种情况，既是农民或农民企业家无视法律轻易犯罪的一个原因，又是在社会动荡时农民卷入大规模骚动的一个潜在原因。无联系、无管束即无恐惧。
人民公社式保甲制度弊端多多，已经遭致各民主国家的激烈批评。但是这种制度毕竟对近８亿中国农民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当这种制度随着生产责任制的推行而被削弱并逐渐丧失管理功能以后，另一种比较人道和民主然而又必须是有效的管理制度并没有被及时设计出来。对这样一个人群——规模巨大而松散、处于贫困、不平和急于发财的心态、教育不足的中国农民群体，一旦失去有效的管理将是社会的巨大隐患。
在任何一种类型的社会中，社会的各种力量都不会自然地合谐与合作。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管理制度的各种批评常带有乌托邦式的理想色彩。把一种谁都未能有效实行的制度强加于中国身上，而中国自己又背有如此沉重的落后人群的负担，这等于进行一场谁都不必负责任的社会空想试验。我们说中国农民是一座活火山，尤指在失控情况下的这个群体的盲目激动状态。
１９８９年夏季的北京事件，以及以后肯定还会出现的类似事件，在一个代表自由经济的真正的反对党出现以前，其性质和阵线讲师非常模糊、混沌的。它的结果将是导致中国社会的崩溃和无政府。我们有充分证据证明，北京事件中与军警激烈对抗的市民联合阵线的组成成分是极端多样化的。既有要求进行激进改革全面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少数青年领袖；又有害怕这种改革要求全面恢复旧秩序的工人和国家干部；还有根本没有政治目标，只要求打烂一切秩序并借机发泄无名的愤世之火的游荡农民；更多的是一切反权威运动的天然参加者——青年学生。这些作用力方向呈放射状态的力量却在这个夏季形成合力与政府为难，准确地表明在这个１２亿人口的国家存在着危险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一个无政府、无权威因而是无秩序的中国，将把全亚洲甚至全世界都拖入一场灾难。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复杂系统，管理和权威是这个系统得以维系并生存运转下去的基本环节。对这个复杂系统的管理，不是技术或技巧经验的问题，而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交换或交易，管理与被管理双方的给予、回报、放弃之间的整体均衡。我给予你自主地创造财富的自由，你必须以财富的形式回报国家；我放弃硬性的思想控制，你也必须放弃无政府的不负责任的言论和行为。
邓小平在１９７８年复出以后，出于对自己两次被独裁制度打倒的痛苦经历和感受，在一段时间内不遗余力地鼓吹必须进行民主制度和法制制度的建设。在他的改革日程表上，政治体制改革曾一度被放在了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或并重的地位上。为此，他连续挑选了两位力主实行政治宽松政策的官员担任中共总书记。但是，随着改革的实际进行，多米诺骨牌一张接一张地倒塌，经济管理权的放弃终于引来了政治的自由化呼声，中央权威受到削弱，邓的态度不得不变得严厉起来。在这以后，在中央政府指导下的法制建设和民主制度的尝试，其管理目标都明确地指向了一点，即国家生活的稳定的秩序。发自中央政府的政治化管理措施也由于基层管理网络的削弱而变得强硬起来。至于这种补偿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是否真正实现了管理平衡，中国社会的方方面的现实都在做出证实：一方面是经济连续十年高速度增长；一方面是针对经济的和针对社会的大量犯罪现象的存在；同时，通货膨胀、泡沫经济、技术停滞等恶性经济肿痛也在生成。
这些事实预测者中国最高决策层的两个决策动向：一，受到经济高速增长的鼓励，继续实行以下放中央管理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二，在受到社会秩序瓦解和财政崩溃的威胁时，将重新拾起被过去年代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包括共产党传统的思想威慑和意识形态专政。现任党的总书记江泽民的施政纲领——１９９０年的“７·１讲话”即表明了这种倾向。
西方各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比较倾向于预测中国政府的国内政策将在今后的两三年内开始向右转向。这不是对外国干预的一种机械式反馈，而是出于对本国经济病态现象的一种积极对应措施。美国《时代》发表了经济学家詹姆斯·沃尔什的文章说：中国“新的繁荣现象有一大部分是虚假的，信贷、物价和货币供应量都已失控”（１９９３．２．２２《时代》）。而日本的专家则分析说，相当大的一部分美元资本投入了中国是受到了那里的法外暴利的吸引。当中国政府终于看到了他的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持主义、官员的贪图贿赂和初始泡沫经济也成了投资环境的“有利”成份时，当它预感到经济过热、失控以及高速度掩盖下的低效益时，当这种虚假繁荣最终激怒了自己的人民时，它除了拿起过去的旧武器之外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邓对政治改革的热情下降还因为另一个重要原因，即中国社会自把农民释放出田土的禁区以后发生了一个非常简单然而是没有预料到的变化。
建国３０年来，由于实行毛泽东的禁锢农民的政策，中国社会实际上分成了两部分——具有相当文明程度的城市社会和闭塞、贫困、半文盲的农民群体。如果抛开农民不计，仅从中国的城市社会的经济、教育、生活质量和文化意识等几方面考察，这个社会已初步具备了自然生成民主政治体制的条件。如果仅在工业和商业范围内进行资本主义经济改造，在几年之内酒会培养出一个工厂管理者和商人的阶层。那么，社会的开明程度将由于这个阶层对政治权利的争取而被推动并发展到另一个高层次。
这时，邓完全有理由有条件进行他所热衷的“制度”的改造和建设。
但是，中国社会毕竟是一个整体，比城市人口多出两倍的一个庞大的农民群体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你无法抛开他不计。而这个群体一旦冲出闸门与城市社会混同为一体时，这个整体社会的人群素质就比单独的城市社会下降了几个层次，而这种低素质的人群才是中国社会的真实内容。
在社会分隔被打破以后，原来针对单独城市人群设计的政治方案立即就暴露出它的不合时宜和脱离实际的色彩。这就如同在知识分子的文艺沙龙里你可以整夜地演奏贝多芬和柴柯夫斯基，而在体育馆里举行的音乐会上你必须声嘶力竭地唱那些低级的流行歌曲。凡是不能适时改变自己演唱曲目的那些政治家，如两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都不是合适的歌手，只好下台去了。
中国的政治家和国际社会的政治家，领导或干预中国，对必须真正地了解中国的农民。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德）洛伊宁格尔
第三章 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孤独的民主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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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１９５７年那个夏季，谁应承担罪责？ 知识分子在通向权力的道路上，必须经过一座桥梁。 是毛泽东培养了一代人的反叛精神，这一代人却把怀疑的目光转向了毛泽东。 对文化大革命的清算，清醒者的思考和当权者的隐忧。
写大字报是非法的——彻底断绝了言路？ 西单民主墙。 两个目标：新闻与言论自由。 旧式民主活动的终结——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 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民主理想：自由、自由、自由；政府的有力回击：责任、民众！ 苦闷、孤独、下海。
考察中国大陆地区１９４９年中共建国开始到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的４０年中的知识分子发起的全部政治性活动，得出的结论却是非常不令人鼓舞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情况下虽屡遭打击但却始终不懈地追求自己的自由、公正和民主的理想，并发动了多次悲壮的冲击；另一方面，所有的这些斗争运动无一取得过理想的结果，这不是指运动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