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并肯定溃败的命运。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终于将刘击溃以后，他自己既没有了敌人也没有了可资利用的同盟者，这时，他身边的那些 臣在消沉寂寞了多年以后终于有了一展拳脚的机会。他们把毛的偏激和歧见发展到极致，从而最终完成了打倒毛泽东的工作。三败俱伤，民族受损，这是在悲剧落幕时观众所能看到的一切。
中共使这个国家的没有竞争对手的执政党，没有竞争，因此就无法顺利平和地完成自我调适更新，而这个党又恰恰地提出了更新政策转移工作重心的设想，这就不能不引发激烈的内部派争。这是避免无竞争条件下自然败亡的一种不得已的替代形式。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正处于举棋不定又左右为难的困难处境中。一方面是农民将领的牢骚和怨气在上升，揪住毛让他讲清楚，主持公道；另一方是希望有所作为的文官们催促他迅速弃旧图新，真正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毛再这双重攻势下不得不稍稍后退，以从容地思考第一拳的反击应该先打那个方向。
毛在事前及事情进行中从未真正构想过这一拳要打在与党内意见纷争毫不相干的党外知识分子身上。事实上，他是决定先镇压农民出身的将领的，因为他们在进城以后的表现已经一再让他丢了脸。第一个动作是党的八大会议上选举出来的政治局常委名单中没有彭德怀。紧接着，毛宣布打开党的大门，对“三个主义”打一场“人民战争”。在这三个主义中，如果说官僚主义是文武官僚人人涉嫌的话，那么命令主义和关门主义就是明有所指的。这两顶大帽子或大棒子是专为那些在进城以后既愚鲁无知又飞扬跋扈的农民出身的中共各级干部预备的。事实已经很清楚，毛泽东经过痛苦的抉择后终于在感情上开始闯关，决心向自己的功臣、爱将然而已明显不合时宜的老朋友下手了。
打可以不还手，但决不会不叫痛、含冤、申辩。愚莽者如彭德怀元帅是采取你操我的娘我就操你的娘的办法还击的。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他终于抓住了毛泽东、刘少奇的小辫子而与毛刘翻了脸，甚至骂了一些粗话。毛泽东则以一顶“裴多菲俱乐部”的帽子轻而易举地把他击垮了。
多数将军和党的地方官吏采取的办法要比彭德怀聪明有效的多。不是“敌国灭、功臣诛”吗？那么我就要证明给你看，“敌国”并未灭亡！一大批“共产党政权并不稳固”、“阶级敌人”随时反扑的证据飞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台湾岛上的蒋军动向及国内少数及其民众骚动都被解释为政权岌岌可危的征兆用以对毛泽东进行恐吓。
事实证明这些恐吓不仅有害而且有效，几年以后毛先生甚至害了终生未愈的恐惧症。１９６０年他发出了“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指令，由忧虑而疑惧，他几乎把他昔日的所有朋友都怀疑成“定时炸弹”并坚决地打倒了，终至落得落落寡合，病老孤死。
到了１９５７年，毛泽东的确已睁开了疑惧警觉的眼睛，开始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搜寻潜在的阶级敌人。但是，这一年对知识分子的一网打尽式的沉重攻击的初始原因还不能归结于中共内部这一派人对他的游说。这种游说只是提供了一种条件，这个条件要依据其他条件发生作用。
不是初始原因不是说它不能成为继发原因或添加原因或前提条件。当你真正表现不当从而提出足以说明问题的证据时，这庞大的为自己生存而战的工农干部群体决不会紧闭嘴巴或视而不见。他们所形成的舆论力量将借助与毛泽东之间的那种砍不断的亲情和友谊而发生极重要的作用。
而中国知识分子的“贱”在这个关键时刻却表现得极其充分。男人对你露出笑脸时你就撒娇、“翘尾巴”甚至抽男人的嘴巴子，完全不懂得无论从策略上还是从民族前途的最高利益上去考虑，他们都必须团结、尊重农民出身的中共老干部并在绝大部分问题上做出坚决让步。
１９５７年的历史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还远不具备独自管理这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国家的知识、经验、能力、品德和威望；而国家也远没有进步到迫切需要知识分子参与管理的水平。或者虽然有了这种需要，但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参政所必需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是一种历史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一大批工农干部接掌了国家的各级政权则是一种历史必然。于是在１９５６年以后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知识分子在团结、让步、尊重工农干部的领导方面做得稍有不足，（即使是极其外行得愚蠢可笑的行政命令甚至是会带来重大损失的官僚命令），都会触怒政权伤及自身，都是对国家的损害和对民族进步的一种犯罪。这里根本不存在具体是非，存在的只是大是大非和历史形成的现实。
这一切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太难了，对他们的要求又太高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集团，在政治上幼稚得几如顽童（我们以后还将看到，违背历史似乎已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遗传性疾病）。
在２５年以后的现在，幸存下来的知识分子们仍感到委屈，拒不承认他们在当时确曾企图从共产党手中接取权力。这是不真实不可信的。或许那不是每个具体人的明确意图，但却使他们在给共产党提意见是表现出的一种毫不含糊的整体倾向。当他们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时候，当他们激愤地声言“共产党不如国民党”的时候，这种倾向和政治意图不是再明确不过了吗？
在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不识时务不顾大局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屠杀了自己。全部问题或初始原因只能从这个不成熟的群体自身去寻找了。
我们必须知道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都做了什么。
１９５６年夏季，中国信服地带的最大城市武汉爆发了一场规模和声势都很大的反对共产党的学生运动。学生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以大学生为主，并又相当多的中学生和教师、店员参加）。在游行队伍中有人喊出了“欢迎国民党回来，欢迎蒋介石”的口号。一部分学生向市民演讲时鼓动市民“勇敢地起来推翻暴政”。个别演讲者声泪俱下地控诉了中共地方官吏得劣行。
据后来共产党方面的情报说，这次闹事是国民党潜伏特务挑唆的结果，这似乎不可信，即使后来抓获以两个“特务”也有冤案之嫌。如果没有学生的激愤，挑唆是极难成功的。这次骚动应看作是共产党执政以后青年知识分子发动的第一次针对政权的示威活动。
武汉的学生运动并没有形成更大的连锁性声势，在抓了几个人以后很快就平息下去了。这次学生运动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向共产党和青年学生两方面都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或者说是一个警告。知识分子和政权的传统对抗并没有因为共产党这个自称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党的执政而终止，相反，对抗将以相互伤害情感的方式一再发生。为了避免对抗，双方各自应取慎重或收敛的态度。
这或许是中国今后注定要走上一条曲折坎坷道路的标志。遗憾的是两个方面似乎都没有从中捕捉到应获取的信息，而是分别选择了错误的斗争方式。１０个月以后，终于爆发了全国性的对共产党的抗议和控诉运动。
毛泽东和中共的错误在于他们决定采取的平息矛盾的方法。武汉事件已经透露了事态的严重性，但毛泽东仍然决定要开门整风。这或许是由于他太过自信，也太相信他的党与民众之间那种神奇的亲密联结关系。不管出于何种考虑，他是不应该在矛盾已经趋向尖锐化，对抗情绪十分强烈而青年知识分子极不成熟的情况下，非常不合时宜地开始了共产党的开门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共产党改正错误和缺点。动机也许是善良的，通过对共产党及其干部的作风进行批评来缓解民众的怨愤者也是很有政治家风度的。但是，这个时机选择得太糟了，不明事理的青年学生跳着要自杀时你恰好给他系好了绳套，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毛的动机。
许多人证实毛泽东在事后的确讲过开门整风就是“引蛇出洞”这类话。一个民众的领袖引诱民众犯错误再挥棒击之，这不仅损害了毛的形象，也玷污了他们自己的心灵。但是从更多的事实去分析，这句话不能作为毛对知识分子的有计划有预谋地屠杀的证据，也不能证明他的政治心理的阴暗与狡诈；相反，这只能证明他的行动不自觉、盲目和迷惘。事实上，这句话不过使他在事后为遮盖自己的错误及安抚老部下而做的一次拙劣的掩饰性表演。如同一个调皮的女人，先是对男人投怀入抱，后又哭喊着遭人强奸，再后是镇定自若地声称在施美女计以捕捉坏人。政治家们的痛苦就是常常言不由衷。
局势一开始尚可控制，处理武汉事件的余威使知识分子们不敢轻易讲话，中共各级官员奉中央指示拼命动员他们开口（当局势翻转时，这些官员有的也成了右派，大部分则在政治良心上背上了包袱）。当青年知识分子终于开口提意见时，局势就迅速恶化了。
在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大学校园里，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会议迅速变成了对共产党控诉的集会。一位大学男生拿出一件布满血渍的外衣，声泪俱下地控诉共产党在乡村实行土地改革是对他地主家庭的侵害行为；一位大学女生则揭发了她被农民出身的中共干部逼婚的经过。新婚之夜，她被那位农民咬得遍体伤痕。零一位青年教师则以挖苦嘲笑的口吻历数了共产党派驻大学的领导干部的无知、粗鲁和无能。这些会议常常以打倒共产党或相类似的口号结束。
更多的控诉和揭发是以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在醒目之处，任由人传抄散发。社会上已有共产党即将垮台的传言，一般社会民众对这类传言似乎乐得其成，并无反感。
较有政治经验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向共产党提意见时所采用的方式及语言都比较缓和，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都能戳在这个执政不久尚无统治经验且干部素质不高的党的痛处。上海的一位大学校长抱怨自己毫无实权，而党员副校长却大权独揽。一日该副校长因公进城将离校数日，临行前竟张贴告示云：在其外出期间其职务由校长暂时代理！
这类笑料当然会引起公众对执政党的普遍性不满和义愤。
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证据是一些共产党的干部开始投降认错。（公正地说，这在前执政党国民党中是找不到先例的，这说明了什么？）北京一所大学的共产党员干部在听了学生的揭发控诉发言后，竟羞愧难当，当众向控诉者三鞠躬，并声言“代表党” 向该学生认错、 道歉并进行抚慰。还有个别青年党员当众宣布要推出这个“腐败、变质、暴政”的党。毫无疑问，中共基层党员的这种举动进一步助长了青年知识分子们的野心和狂妄。北京和上海的学生已经开始走出校园。一场风波有可能演变为一场破坏性骚动。
于是，毛泽东就不能不采取行动了。结果是悲惨的，几万名青年学生和一大批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