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小事的意义是深远的，它说明由文化革命中发展而来的公众与政府的对抗情绪，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下台和新人执政而消除。这种情绪在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借助悼念周恩来和拥戴邓小平而爆发过一次，但是这仅仅是借助的一个中介，它不会因为目的达到（邓于１９７７年的晚些时候已重返政治舞台）而自然消除，因为情绪本身并没有目的，而只有对立物。公正地说，这种对立情绪是四人帮专制政策的一个必然的果实，因而是文化革命的一个黑色遗产，不管新政府是否愿意，它都必须承受下来并设法消化它。但这并不是一件短时间可以做到的事情。毛夫人及其同事可以在一个夜晚被清除出政府；文革中的冤案错案则需要用几年的时间才能完全予以平反纠正；而清除民众中的对抗情绪和强烈的不信任感却要用更长的事件。在这段更长的时间里，这种潜伏在民众意识和心理上的情绪可能借助爆发出来的中介物简直太多了，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有可能成为预设地雷，突然引爆。一次足球比赛的胜利或失败、物价调整及伴随而来的谣言、对日本贸易的不平衡及诱发出来的民族情绪，到最后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逝世，这种情绪曾一次又一次地爆发了。文化革命的后遗问题和造成的痛苦大约要用几代人的时间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痛苦既是民众的，更是政府的。
因为政府始终是这种对抗和不信任的情绪的针对物，所以如果我们以这种情绪为依据去判断中国政府的政策，我们就犯了一个“立场”的错误。情绪是不辨是非不辨真假的，而且可以完全不负责任。但许多有经验的严谨认真的西方政治家们，却错把这种情绪当成了中国存在的一股民主潮流，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如果真的任由这种情绪冲垮权威和秩序，那么中国将又进入一个大破坏的年代。
中国政府似乎对这种情绪的存在也缺乏准确的判断和充分的理解。他们特别愿意相信这种愤怒是西方挑唆的结果，是“亡我之心不死”，这也是一种误解。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和社会团体的确对中国的一切反政府的民间行为都持支持态度，但是这种情绪的缘始并不是西方用飞机空投下来的，它是文化革命和专制的产物，而文化革命是中国自己的历史。
当我们对中国的历史和现阶段社会的这一个特点有了准确的把握时，我们才能比较超脱地站在高处看清楚中国发生的一切对抗和冲突的真实面目，才能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当人民受了整整１０年的压制和愚弄，他们的愤怒是不会通过华国峰的一次政变就完全消除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个民族将因为它的软弱无助而丧失希望；但是如果它死死纠缠于过去的情结而无法解脱，这个民族将给世界一个愚昧、固执、不理智的印象。
西单灰墙上的各类大字报在１９７７年底达到最高潮，与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字报不同，西单墙的大字报从未遇到过反驳或批评的情况，往往是互相鼓励、同情、支持，从而形成一种激愤的氛围，使大字报的内容迅速转向政治方面。
最早的政治性文章出自贵州一位署名“钟鸣”的小学教师之手。钟在一份题为《谁之罪》的大字报中愤怒地发问：“西单墙上揭露了数不清的血泪冤案，人们不禁要问，罪魁祸首是谁？是四人帮吗？那么四人帮是怎么得势的，是一种什么制度保证了他们的权力，使他们得以作恶？”
钟鸣继１０年以前的伊林·涤西之后，又一次把攻击的方向指向“制度”。它在文章的最后忧虑地说：“谁能保证又一个四人帮不会君临我们头上？我们怎么才能使我们的儿孙不再被卷入文化革命呢？凭借什么？”
钟的大字报迅速得到响应。在这份大字报的空白处被人用钢笔写满了支持的口号，另外几份言辞更激烈的文章也相继贴到了墙上。
很难评价钟鸣的文章有什么意义，但可以肯定地说，他的提问是企图引导人们去怀疑和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在政治上以及策略上都是一个错误。很明显，文革动乱刚刚评定下来，掀起这样一场从根子上动手的论争无疑又是一场更大的混乱，中国已经很难承受这种打击了。从这种角度看问题，即使给钟粗暴地扣上一顶“坏人”的帽子并限制他的自由也是不为过的，不论他是真的忧国忧民还是哗众取宠的冒险者（从以后的实践结果看，邓小平的策略，即抛开理论问题而直接从经济改革入手，是中国唯一可行的渐进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制度”的怀疑和批判，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一直都是中国激进知识分子的主要论题，没有一次风潮不把制度扯进去，对政府失误的批判也总要从制度的角度去算账。现在流亡于欧洲和美国的中国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们，他们最主要的精力也是放在揭发制度的阴暗和论证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不合理上。如果与邓小平的深谋远虑和改革绩效相比较，中国的这一代青年职业政治家则显得非常固执和浅薄。
另一类政治性更强的文章也大量出现在西单墙上。这些文章则是充分体现着中国政治的另一个传统，即社会公众和舆论对中央政府最高层次领导人选进行积极的非程序化的人事干预。这种干预往往十分准确，准确的程度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因此令人很难判断究竟是高层人事变动被泄露了还是公众舆论真的起了作用。
西方记者们在抓不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也一致认定有一条秘密信息渠道勾联着某些重要人物的办公室和西单那堵肮脏不堪的灰色砖墙。许多高级干部的子弟游荡于这堵墙之下，似乎也在佐证这这种猜测（高干子弟是中国是政治活动中一支很重要的力量。文化革命晚期就是这些消息灵通人士不断把江青女士的一些丑闻向社会散布，不仅使江名誉扫地，而且极大地抬高了邓小平的声望。据许多专家分析，清明节事件的策动者就是高干子弟秘密政治集团）。
西单墙在１９７７年春天开始大量出现呼吁邓小平再度出山的标语，以社会舆论和民众呼声的形式向中央最高权力机构施加压力，强烈要求启用邓小平、陈云、彭真等老一代政治家。而在一年以后，这些老人重新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最高决策圈子里的支柱人物。党政军各机关也随着开始启用老干部，一大批文革中被打倒的已到退休年龄的干部回到了领导岗位。
被西但强烈如要求中央罢免弃用的干部黑名单的前两名是华国锋总理最倚重的两名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和中央警卫部队司令汪东兴。华国锋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威望，善于造神的中国民众正在把他造成一尊代替毛泽东的新神，在这个时候西单墙开始攻击他的政治盟友，很难令人相信这是舆论的成熟和准确。
吴德在以年前的清明节事件中屈从毛泽东和四人帮的压力而出头扮演了镇压群众的总指挥的角色，一般公众对他深怀不满和怨恨是有充足理由的。把汪东兴列入黑名单则显得蹊跷。汪主持中央机关的警卫部队，因其工作的神秘性一般公众对他并不了解。而且据广泛流传的说法汪将军在华国峰和叶剑英对四人帮发难的行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这种说法是可信的，没有警卫部队的支持，逮捕四人帮绝无可能。但是，西单墙的一批文章还是直呼其名地强烈要求他下台。
十分耐人寻味的是，因为没有更多的材料可资利用来引起公众对汪的愤怒，西单墙不得不使用了中国自由大字报以来就有的传统兵器：谩骂和造谣。
中国知识分子在骂人时也极富形象性。仅仅一个“宦官”的恶名加之于汪的头上就足以唤起公众的丰富想象力从而把这名政治局委员的公众形象和政治威信彻底败坏掉。
散布的谣言则是漏洞百出不经推敲的，但是社会公众中被毛泽东培养起来的怀疑一切的心理和对抗权威心理是他们的分辨能力几乎等于零。西但墙上的多篇文章都重复地披露和渲染一则丑闻：汪正在中共中央驻地大兴土木修建一座地下宫殿。有的文章甚至有更详细的报道，称该地下宫殿的名称是“逍遥楼”（如果按照字面所表现的意义去理解，这个名称是颓废的；而按照中国社会风俗的意义去理解，该建筑的名称有妓院之嫌）。
这则谣言的深意在于，它不禁进一步勾划了汪的宦官形象，而且还影射攻击了主政的华国峰。有宦官必有皇帝，新的封建帝王是谁呢？你在读了西单墙上的文章以后可以尽情地去想象。
被西单墙攻击的这两位政治领导人在稍晚一些时间在政治局里也遭到了攻击。１９８０年３月他们同时被免除了职务。汪的错误是明显的。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汪下令《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观点，并强调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思想（邓小平第二次被毛打倒的原因就在于他反对这一思想）。在关于邓小平能否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上，他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并对邓本人表示了轻蔑。他说，邓小平的两下子已经试过了，不行嘛！“让邓小平马上出来工作，把毛主席摆在哪里？毛主席的指示还执行不执行？”
汪的这番话说过不久，西单强立即开始了对他的攻击。中国政治公开到这种程度是令人惊讶的。
探究是否有人在暗中操纵和利用西单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也不会有结果。无论这些大字报在呼吁邓小平重新工作和反对吴德、汪东兴这件事上做得如何正确，或者的确起了舆论的作用，这种政治方式都是令人厌恶的。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可以任由人们去不负责任的谩骂和诋毁，不管这位领导人的行为是否应该受到批评和指责，都是这个国家政治结构脆弱的表现。
考察中国的民主政治活动，常常令人怀疑是否真的可以给予民众“言论自由”的权力。如果政治有透明度，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在１９８０年前后的政治选择中大约会又一次犯下致命的错误，因为他们往往以人品性格决定取舍，他们喜欢忠厚得近于木讷的华国峰。所以任由他们以西单墙的形式对他们完全理解不了的政治说长道短评头品足，那么仅仅一个“两个凡是”的问题恐怕要辩论几十年，那么改革还怎么起步呢？
如果政治是不公开不透明的，言论自由就更无意义。假设西单墙上的一切言论和要求都完全是公众的自发行为，仅受直感、情绪、怀疑、印象所左右，那么它将是非常容易受到操纵和利用的。从１９５７年到文化革命，再到西单墙，中国民众的“自由言论”什么时候没有被人利用呢？
自由言论权力的获得仍要与社会历史发展的某种进步相联系，这种进步在政治上的表现是真正的政治平等和政治独立。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的开始，第一篇攻击“右派”的文章是一位国民党员写的，为毛泽东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打了开山炮。而第一个站出来揭发中共的老朋友、著名民主人士、《文汇报》主编徐铸成先生是右派的，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