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西单墙的态度变化表现了这位卓越政治家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极为难得的大局观。
邓除了对诺瓦克表态说西单墙是一件好事以外，在此之前他还对一位日本来访者讲过这样一些态度明确的话：“我们的宪法是允许写大字报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者批评人民群众为发扬民主而采取的行动……应该允许人民群众发泄他们的不满！”
但是很明显，中国尚不具备（在当时尤其是）进一步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其根本证据就是这种民主政治的辩论很快就会发展到失控的地步，这样不仅会破坏四个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稳定与团结的社会环境，而且从当时的具体政治局面分析，邓如果再进一步地提倡民主运动和纵容西单墙的大字报，他将成为又一个毛泽东。因为民主运动的发展势必会冲击老干部的利益，而邓暂时还没有一支可信赖的力量能取代老干部帮助他清除凡是派（华国锋及其盟友），又牢牢把握住政权。
１９７９年３月底，邓说道：“有些坏分子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为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
邓最后愤怒地说：“有个所谓的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内政的行为，是我们能够允许的吗？”
第三类政治性小团体的成员几乎全是１９４９年前后出生的属于平民阶层的大学生。由于他们家庭的原因或本人的原因，这些人大都在文化革命中遭受过政治挫折和打击，所以他们对政治平等的要求更为强烈。当他们孤单地忍受了多年，终于在西单墙下寻找到有共同经历和语言的同龄人以后，他们谈话的题目和思想从社会表面现象飞速向更深的方向转移。对社会制度的怀疑和不满是这类小团体成员维系他们之间联系的共同情绪。
西单墙之后，这类团体以松散的单线联络形式保留了下来。在长达１０年的时间里，每当中国社会民主运动的高涨期，这类团体的成员几乎都是活动的积极分子和骨干。他们所提出的要求或想要达到的政治目标往往比一般青年知识分子更有政治意义。目前活跃在西欧和北美的中国流亡的民运活动积极分子中，更成熟更有职业性的一群大多是来自这类团体的成员。
根据美国和法国一些学者的报告，西单墙下产生的政治团伙之所以能坚持了下来并有可能成为流亡的中国未来的反对党的骨干分子，这些人在政治上终于与共产党决裂，其原因大约是：
1。 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 这些青年在政治上曾受过较重的伤害，并在青春成熟期时在精神上感到压抑和自卑。因而他们对社会以及对共产党的统治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和政治上的敌意。
2。 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天资使他们能够从外国思想界寻求政治营养并开阔眼界。这些人最初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变种或分支流派的思想论著感到亲切，以后才逐步改信极端自由资本主义和存在主义哲学。
3。 自西单墙开始， 这类团体的主要成员一直与外国有直接联系，而在８０年代以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利用考取欧美大学资格的方式又先后到了国外，较少拘束的环境使他们的一段思想得以系统性发展。
4。 西单墙事件结束以后， 中共的基层组织对本单位参与西单墙、民办地下刊物及以后的其他活动的青年知识分子采取了政治歧视态度，这使得他们在政治上产生了绝望感，也断绝了他们与当局合作的可能性。
流亡欧美的中国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已经组成了一个有一定规模和明确政治目标的党派组织。不过，具有经验的专家判断，这种党派组织根本不具有在不远的将来形成有影响的反对党的可能性。这不仅由于这些组织远离本土中而几乎完全失去了在国内公众中发生影响的可能性，而且脱离了国内公众以后这些职业政治野心家团伙完全陷入了纯政治清谈、歇斯底里仇恨、财务危机、争夺领导权的混乱漩涡，这就使得这类政治团体永远失去了成为能够通过反馈系统来调整思想和政策的有生命力的政治组织的可能性。
从现在和比较长远的将来来看，流亡的中国反对派不会对中共在中国的政权构成真正的威胁，它们从来不是，现在也不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被抛弃在国外的愤怒而无奈的一小群。
在中国国内，目前尚无存在或生成反对党派的迹象及可能。共产党明智地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和比较宽松的政治管理措施，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兴趣开始从狭隘的政治院落转向广阔的商品市场，极端对立的政治局面在短期内也不会再度出现。当然这不排除在国家经济发展严重受挫或发生指导性失误时，仍会有来自知识分子的尖锐批评、指责。这类指责如果指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不再会发生政治对抗，因为中共一把这类问题纳入了体制改革的范畴，不再笨拙地上纲为阶级斗争或政治立场的冲突，因而不再继续从政治上树敌或培植自己的反对派别，这也是政治宽松的一个准确实例。
如果来自知识界或社会公众的指责比较具体明确地指向中共的某一位领导者，则有一定的危险性。经济改革的成果尚未能影响到中共领袖产生的制度，因而这类批评或指责在比较大的程度上会涉嫌对共产党领导权的攻击和否定，因而产生的情感地处往往使政府或中共应对失误。过于严厉的反批评又会激起民众的对抗情绪，酿成彼此伤害感情的小规模冲突。
真正对社会构成重大威胁的是中国民间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会党的出现，根据中国国内一些报刊的披露，这类会党或神道组织目前已发展到屡禁不绝的程度，其中规模较大者常常能在短期内发展信徒数百人，共产党的基层支部书记、村镇政权的干部及派出所民警都有参加会党并成为骨干的现象。中国民众特别是农民群体中，文盲及低教育水平者占很大比例，他们比较容易接受低档次神秘宣传的蛊惑欺骗。当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致富机会与农民日益强烈的致富欲望产生比较大的差距时，这类神秘宣传则有了相当大的群体性社会对象。此外，农民一旦走出乡土进入城市，眼界的开阔与自己经济状况的困窘也会形成较强反差，并因此而产生出莫名的愤怒情绪和破坏欲望，从而为怪异邪教的传播提供了机会。
经济发展过程的突然性断裂，即不合理增长速度的人为或自然的调整，将是各种反政府思潮爆发的关节点。而公众的对未来的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以及政府的对前景的过于自信的宣传，不仅会使繁荣的虚假成份增大，而且会在断裂到来时产生更大的绝望和愤怒。
四、 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旧式民主运动的终结
由于对中国社会的无知或知之不多，西方社会在对中国问题的判断上曾一度发生失误。最近的例子就是１９８９年春季因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去世而引发的北京学生风潮。西方政治家们曾对这次风潮寄予了很大期望，并且认为这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连锁性崩溃的一个自然的组成部分。
这种判断出现了重大偏差，事实上，如果没有西方个民主国家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这种学生风潮只不过是中国社会不间歇的骚动过程中的意见无足轻重的小事件，它的唯一功用是社会某种郁结的情绪的集体性释放。在１９７９年以后的１０年中，类似的风潮已发生过多起，并且逐步过渡到社会正常秩序所需要的脉动式风潮的可能。如果这种风潮的针对目标能够摆脱偏激而趋向具体，而政府在处理时亦不偏重政治性判定，那么无损大局的请愿活动或示威游行应时暴露矛盾解释分歧的一种正常而健康的社会方式。
习惯于思想统一秩序平静的中国政府很难宽容大度地接受这种公开的抗议式行为，这是容易理解的。社会成份复杂、矛盾冲突趋向尖锐以及公众普遍缺乏法制观念，这些社会不稳定现象的大量存在使得任何一次小的风潮都有酿成规模巨大的社会动乱的可能，即使是美国这样的社会也发生了洛杉矶事件。中国政府在这次风潮初起时的紧张、僵硬以及因为基于平定风潮而发生的应对失误应看作是情有可原的。事实上，它从未有过更好的不遗留问题的处理游行示威活动的经验，即使如此，事实总是能够平息。
但是西方的参与却使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时间延续较长、规模和影响扩大以及对抗形势的爆炸性使这种变化的一个方面，但远不是最重要的方面。西方各民主国家直接插手中国社会的民主风潮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是与西方社会的愿望正相背离的。最大限度的释放情绪和能量，最勇敢的行动以及在行动中发现自己的盲目、无目的、无助益，加之政府在经过痛苦抉择之后终于选定更现代的解决方式──暴力驱散方法以平息无明确意义的情绪骚动（比之思想恐怖和政治歧视方法，武装驱赶是文明程度较高的专政措施）。当这一切终于结束之后，包括官方和民众在内的社会整体迅速进入了一个厌恶政治怯于对抗的高度冷静状态。这种冷静状态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从而形成一个社会情绪松弛、对抗和缓的空白期。如果中共政权在这个空白期内，采取更宽松的政治措施并且在经济指导方针上不发生重大失误，那么空白期将无限制地延长，甚至可能使中国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都不再把政治冲突作为社会的主题。
因此，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可能成为中国过去一段时期内不断发生的旧式民主运动的最后终结。
西方现代社会学和东方的列宁主义学说都相信革命是迅速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方式，但是他们同时又都强调革命的的客观条件和发生基础的重要性，革命必须是社会的一种迫切需要，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然的非如此即不合理的社会运动形式。人为制造的革命不仅显得不自然、缺乏底气，而且常常使既对社会又对革命力量自身造成破坏。
东欧和前苏联的共产党政权的瓦解或许具有革命的某些特点，而在中国，社会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类似的政治要求。截止目前为止，中国社会对共产党政权的基本要求仍然是经济管制的逐步放松和政治管制的适度加强。这个社会强烈要求安全与稳定，为此它宁可牺牲一些显而易见的革命目标。如对共产党官吏中的腐败行为，社会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宽容和原谅。因此，以为一长推翻共产党政权的革命正在到来，这肯定是判断上的重大失误；而支持一场貌似革命的骚动并使之扩展成为一场规模和声势都很大的社会动荡，则是一个低级鲁莽的错误。这就如同在一个处女的肚子上破腹取胎一样，这是现代检验技术和全体医生的羞辱。
关于西方的失败，德国记者贝克·布劳采恩认为：“只是在事件过去一年以后，西方人才惊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