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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这里讲的阶级斗争显然不专指甚至是不包括队在土地改革时期单纯按照财富数额划定的敌对阶级的家庭成员的斗争的。
美国为首的国际仇华集团的武力对中国构成一定威胁，但是它们的存在仍然不是“国家变色”的主要原因。毛对美国军事威胁的判断是轻松而又准确的。１９６０年３月他说：“美国和我们结的仇大一点，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华，也有间歇性。不仅现在有效的间歇性，而且将来有较大的间歇性。”如果把间歇性理解为矛盾的暂时缓和或缓解，那么１０年以后尼克松总统访华就已经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而毛在此后仍喋喋不休地大讲阶级敌人的威胁和国家面临的改变颜色的危险。
毛泽东头脑中的阶级敌人，究竟指的是谁？那个阶级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弄清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了解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转变的过程。
最早的问题应该发生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及以后。一般认为，右派知识分子用出言不逊的方式攻击共产党，甚至要求国民党回来，这些言论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大刺激，并由此而改变了他对阶级斗争状况的判断，这种推断是符合逻辑的，而且也有明确的事实证据——３０万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并终身戴上了识别政治身份的标记。
但是这种推断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
首先，毛在发动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的开门整风运动中的斗争目标是谁？毛在确认右派知识分子是敌人的同时，是否也把整风的目标修定掉了？如果没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关门主义仍是他心目中的大敌，那么他将采取何种作战措施并且选定什么时间重新对他的党内产生的“大敌”开战呢？
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刚一结束立即就又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对党内敌人的斗争上。他甚至宁肯从宽发落右派知识分子也绝不会放松对党内问题的注意。１９５８年４月，毛泽东宽容大度地表示要对右派知识分子给予出路，他说：“几年以后，把心交了，摘掉帽子。”交心，仍然是对待家庭成员的态度和方法，而几乎在他讲这番话的同时，毛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趋向提出了一个令人心惊的新概念：党的干部中的特权分子正萌发成一个新的阶级！
为了从根本上阻止这个阶级的生成，毛在这一年稍晚时候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突然非常幼稚地提出恢复“供给制”，即恢复在战争年代对干部实行的低消费标准的配给生活用品的制度。毛的建议在理论上是原始而有笨拙的，但他的用意却是极为明显的。当全部生产资料都收归国家所有之后，干部将作为国家的代表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这样，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干部将不可避免地从拥有特权发展到侵剥工人、农民，最终以这种形式生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
毛泽东力图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找到依据。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 中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被毛一再提及并加以创意性发挥。毛企图用这个概念说明即使合理的、公平的“权利”仍是资产阶级的权利。通俗或政治化的解释是：干部因为战争功劳以及担负领导指责，他们领到较多的报酬。这种比一般工人高出很多的报酬就是资产阶级的权利。这种权利以及为了维护并扩大这种权利使他们自发地组成一个新生的阶级。
毛泽东在１９６４年的一次讲话中，对一些努力争取较高级别和较多工资的干部进行了最严厉的斥责，他决定将“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牌子挂在这些干部中民愤最大一些人的脖子上。在一周以后，毛经过认真考虑，郑重宣布中共内部有两个派别，社会主义派和资本主义派，两派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刘少奇及其官吏体系的。文革中对刘的“反动路线”作了系统的批判，但是这些批判都是牵强生硬的，直到现在仍无法明确找出毛与刘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应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与经济基本战略方面存在着根本的不同点。刘的夫人王光美女士在回答红卫兵非法审讯的提问时也对此大惑不解，她在气恼的情况下把问题归结于毛的心胸狭隘和个人尊严的维护上。她说：“我认为他（刘少奇）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提倡全党全民大学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地位、重要性、毛主席对他的信任来看，应很早就提出的，但他１９６６年才提出，这是他最大的错误。”对于红卫兵提出的刘的其他罪行，王光美女士都一一举证刘的几乎所有工作都是经请示毛以后才执行的。
这样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刘少奇的“最大错误”是在反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没有找到与毛泽东共同的语言。毛泽东的忧虑是隐藏在内心的，他虽然也多次公开披露了他对党变修国变色的警告，但这些议论常常与阶级斗争车在一起，使他的同事们根本无法揣测他的本意。他讲得越多，刘及其同事越下手狠抓恨斗残余的敌对阶级分子，红卫兵时期甚至采取屠杀手段从肉体上消灭这些分子。毛的内心隐忧大约只有张春桥等少数几个人才真正把握到了。
另一个有趣的事实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据未公开披露的材料说，邓小平在被放逐到江西省进行劳动改造之前，曾与毛泽东进行过一次谈话。邓在谈话之中对毛之所以选择林彪元帅作为接班人的原因作了评论，他说林是“无功受禄”。毛泽东笑着回答说：“你也不必就此大泄不满。”
邓以他的精明点中了问题的要害：林彪因长期在家养病而逃过了被毛列入“大官”阶级的厄运。有类似情况的大约还有其他几位后来也爬上高位的人。邓小平在当时只能发现毛与林之间亲密关系的表面原因：喜欢被人奉承和善于厚颜无耻地奉承领袖这两者之间的一种不令人羡慕的联系。邓直言不讳地预言林不会有好结果。邓低估了毛，因为毛很快就对林也失去了信任。林的过分热情的奉承词语使他感到不舒服，但这仍不是主要原因。林无功受禄，一旦挡了大官（接班人）并且还想得到更多的权力时，立即就被对“大官”保持天然警觉的毛列入了“资产阶级”的行列。
中国的这段历史颇像封建王朝中屡见不鲜的官吏沉浮演义。但是决定官吏沉浮的人物是毛泽东，而他绝不是一位封建皇帝。影响他对官吏取舍的使他头脑中那种越来越强烈的隐忧——共产党的大官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人民的对立物。这种隐忧仍然未能形成准确而有力量的理论语言，而只能借助阶级斗争和国家变色等咒语似的警告传达给别人。当然，别人也只能盲目地捕风捉影地去抓“阶级敌人”，这无疑又增加了毛的苦恼。
其次，１９５７年整风中的确有一些老干部如柯庆施等在毛泽东的耳边对知识分子进行诋毁，称他们要夺共产党的权。知识分子的一些过激言论也的确激怒了毛，但是，运动的突然中途变相真是一场有预谋的引蛇出洞吗？知识分子反映的中共干部腐败的事实对毛没有一点触动吗？他决心要掩耳不听，为部下遮掩吗？
许多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忽略了这个事实：１９５７年夏季整风运动期间，各地汇总的有知识分子揭露的中共干部腐败无能事实的材料曾在一段时间里大量飞到毛泽东的书桌上。毛曾日以继夜地看这些材料。他对自己的老部下和哪些仅凭战功升至高位的农民是太熟悉太了解了，他完全可以分辨出这些揭发材料的真假和是非。令人最惊异而又最难堪的是：干部腐败无能的事实几乎全是真的。
的确，毛后来把棒子抡向了头脑发热、同样有一腔爱国激情的知识分子头上。但这已经不是是非选择，而是一种政治抉择，毛不能因为身上沾污了狗屎就把自己杀掉，他必须保卫共产党的政权。
毛这样做肯定是不安和痛苦的。１９５８年以后毛泽东有两个重大的个人变化，一是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和几乎全部国家事务工作，退居二线；二是他从此放弃了他曾深感兴趣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工作，并且在他一生的其余时间里再未重新拿起过《资本论》等书籍。按照他的秘书邓力群先生的说法，毛已对纯粹经济学或经济现实没有太大的兴趣，他开始关注经济体系中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这虽然与大跃进的经济计划失败有关，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党内干部发生的问题在缠扰着他。他在思索，究竟有多少人实际反对社会主义。发动大跃进也是这种思索的一个结果，他企图借助列宁式的无报酬劳动来洗净干部们身上的细菌。随着经济上的失败，这个思想改造工程也未取得成果。毛以后没有重新尝试过无报酬劳动试验，但净化思想和纯洁意识却成了他念念不忘的一个大题目。他强迫自己必须迅速找到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去纯洁干部的思想改造他们的世界观。
刘少奇的方法是笨拙的。王光美承认：“他特别谈了一些防修、反修、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他经常向，但想不出办法。”刘少奇组织领导了１９６４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明确提出了要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展斗争。但是运动中倒霉的认知是那些挂着牌子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一些多吃多占的“小官”。毛对刘的不满是在这一时期加剧的，因为他已经对刘在这场运动中的做法有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坏印象。反修防修，防止在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必须解决“大官”的问题，而刘对此无动于衷或根本不予理睬。
中共的党内肯定不乏拍马者。丹林彪后来的成功肯定不是他的拍马术取得了回应效果，因为毛泽东在这方面仍保留着超凡脱俗的气质。林彪经过长期的冥思苦想，凭借自己的机敏和与毛同为农民出身这个有利条件，终于摸准了毛的脉搏，独出心裁地开出了一剂反修防修的药方：大抓活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这实际上仍是净化灵魂的老一套，但林毕竟贴近了毛的真实意图，从而获得了赞赏。如果再加上邓所说的“无功受禄”，免去大官之嫌的原因，林被迅速提升并被确定为毛的接班人就是当然的事情了。
有一个事实也是极为重要的，在党的中央一级领导成员里，真正保持了农民式思维习惯和俭朴克己式生活习惯的只有毛与林及朱德等少数人。其他的领导者如刘、周、邓等人则由于经历不同而另有不同的生活情趣及学识修养，道不同不相与谋，这不仅从表面上构成了不和的一个原因，而且也为毛的反大官思想的来源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线索。
毛泽东在１９６０年写下了《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在这篇笔记中他突出提到了干部子弟问题。毛认为，由于苏联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结果旧式的等级制度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了，只有干部子弟才有提升的机会，而农民和普通工人却没有。这是一个既得利益者特权阶层，这种有害的倾向也会给中国造成威胁。但是毛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