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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西方的标准，这种无法计算原因的结果的一再累积，就是社会的裂解。如果能够认为所有新产生的社会恶劣现象都起因于社会的新因素，即改革因素的加入，那么我们将得到一个非常难堪的结论：改革的结果是不断累积的社会分裂。这个结论是恐怖的，但在逻辑上确实严密的。社会分裂就是阶级的冲突。
中共的思想指导原则之一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它相信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因此它也应该承认人心向背是检验改革政策的标准尺度。如果排出１９８９年北京时间北京市民因陷入盲目冲动和愤怒而不能做出理智选择这种特殊事例，我们仍然能够发现中国公众的感情与政府努力推进的改革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缝隙。
拿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中共官员开始使用这种居高临下的语言抱怨民众不知感恩戴德。如果仍然能够用心理滞后等民众落后论来坚决排除来自民众的对改革决心的干扰，那么改革本身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和潜在威胁也是显而易见的。最基本的危险在于，一旦试图证明公众必然的堕后性和心理上的怀旧倾向是无足轻重的，并以此作为缝隙存在的合理性解释，把么也就暴露了公众领袖们的英雄倾向和精英意识。因为这些领袖本身又是政策的制订者，于是错误的政策或推出政策时错误的时机选择将是不可避免的。
政策应该是真理的体现，所以它的正确与荒谬不仅由政策推行后的社会现实来确定，而且由时间的前后移动来确定。一个政策如果在理论上是经过论证的，在实践上也是社会所急需的，而它面对的却是严重滞后的社会心理和脆弱的公众情感，它的推行将不仅为自己制造生产出数量巨大的反对者，而且也将因推行过程中发生抵制而使政策本身产生错误执行或异变，从而为反对自己生产出实实在在的证据和口实。历史将判定这类政策为失策。
目前的中国已经明显地进入了社会变革的加速度过程。一个突出的标志是经济运行中遇到的任何障碍或困难都只能通过进一步改革才能获得解决，而改革之后前面又会出现新的障碍。于是改革的速度越来越快，设计的领域也越来越宽。一个庞大的沉重的轮子一旦被推动起来，它的强有力的惯势运动是人力根本无法阻遏的。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哲学已经成了无法实现的经验，人的被动地位已经无可改变，因为硬性的阻挡将是灾难性的碰撞。举例说，如果改革进程立即停顿在目前状态下，那么社会经济社会生活中许多尖锐矛盾将无法解决，财政收入不足、国营企业大面积亏损、资金市场单一与僵化、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这些几乎全是国家命脉的问题必须仰赖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如果将改革从现有基础上向后倒退，后果将更不堪想象。
深化改革的困难在于它最终将碰上那些在过去１０年中由邓巧妙地闪避过了的敏感问题，与这些问题相比较，过去的改革只能被称为是一种修补工程。这些敏感问题因为涉及到了国家及社会的根本性质，触动它们将与已有的成规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些问题包括：国营企业的产权关系改革、银行独立地位的确认、城市福利保障系统的调整、国家雇员及国营企业职工劳动自由制度的制订与施行，等等，这些问题组成了“社会主义”这个根本制度的各个具体内容。否定了它们也就是具体地改变了社会的根本性质。
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３月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其中第一条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治愈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的阐释是：一、以公有制为基础；二、非剥削化。他在以后的几次讲解中又把非剥削化诠释为“共同富裕”（１９８５年３月）或“决不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１９８５年８月）。
邓的定义中似乎排除了传统社会主义定义中另两条重要原则，即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但是非剥削化与按劳分配只是字面上的差别，共同富裕则明显地具有乌托邦的色彩，作为一条原则，它的作用无疑是一堵墙。
很明显，深化改革将与邓的原则发生无法鼩避的碰撞。邓小平１９９２年“南巡”时作了让步，他说：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邓小平作了让步，中国的社会公众也会做出让步吗？邓在１９７９年说：“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如果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进化学说理解“历史倒退”的含义，乃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另一种语言。但是一旦将原则变幻未可变通的三个软性标准，这里就发生了极其深刻的革命性变革。人民是否会做出“历史倒退”的理解呢？
已经习惯与贫穷然而比较安全和平等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中国公众，他们在变革发生以后将会产生一种普遍的失去了靠山后的惶惑、恐惧和悲伤，他们会进行有组织的抵制和抗争吗？
结论是不确定的。这一方面取决于新一代领导者的操作技巧和对社会运作的整体把握能力；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的综合环境。公众对于单一性的打击（必须承认革命是一种打击）或许能够承受，雪上加霜式的综合打击必将引发愤怒。
从理论上说政府应该是改革的获胜方，因为这是一场进步性革命而并非“历史倒退”。但是从实践上看政府获胜的过程决不会平坦，在巨大的困难和压力面前获胜的机率也将大大降低，甚至会成为一种不可能。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官员腐败、竞争家具、生活相对贫困、治安恶化等等因素都有可能成为点燃革命与反对革命两种力量之间剧烈冲突的导火索，而这些问题的产生绝对是人力难以抑制的。
如果再考虑进去下列因素：庞大的人口数量、低教育水准的干部和民众、低水平的人均国民收入和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收入、越演越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封建式的经济割据、已经明显化了的社会人群贫富分流状况，等等，那么中国领导人面临的肯定是一个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
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是处境艰难的。在他们身后，是地方政府和企业主管人掀起的改革洪流推用着他们不得不向前行进，而在他们面前却是墙一般的困难、障碍和许许多多伪装得极好的陷阱。可以说，他们不会成为牺牲者的概率是很低的。这需要采取非常强硬的领导措施，使自己成为行动的主动者。
这些措施的形式石油革命的性质和社会力量组成状况来决定的。从目前情况分析，由于社会公众心理之后和改革首先不是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带来现实可见的利益这两个客观现实的存在，目前中国的革命具有明显的贵族革命的特征，或者可称之为精英们的事业。它的推动者主要由社会上层各集团组成，包括：国有企业主管人、地方政府官员和意识先觉者阶层（知识分子和有技能的劳动者），而一般公众只有在现实的挤压下或制度的强迫下才会发生意识转变。
因此，这是一场少数人主动多数人被动或反动的革命。强硬的领导措施即由此决定了它的基本形式——革命时期的专制手段。这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我们经常怀疑中国当和政府领导人已经忘记或根本不理解毛泽东。他们声称在领导一场革命，但是他们却没有在革命已经发生以后像毛泽东那样做出准确的阶级动态分析和社会力量评估。毛泽东说，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或根本分辨不清时中央政府的政策将陷入盲目性。
在改革中政府的基本立场的确定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的政策性妥协和牺牲性打击才是有意义的。政府不仅仅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它更正确的立场是代表并领导一种进步趋势和潮流。这两者之间在理论上应该是一致的，而在过程中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而且人民这个概念几乎是包罗万象的，它的内部包含着许多利益互相抵触的阶级。压制与扶持并举，是所有政权都在做的两件事，他们也仅仅做这两件事。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建立起自己的经济体系时，成功地运用了压制与扶持并举的政策，一强有力的权力管理和思想道德管理措施迫使社会为进步忍受了难以想象的牺牲。毛的经验仍是今天所需要的吗？时过境迁，公众还能接受类似的专制吗？谁也不能回答。
能够回答的是，今天的中国仍需要毛泽东的天才、魄力和无与伦比的统治技巧。
中国的领导人常常对来访的外国客人介绍说，中国目前社会安定，不存在尖锐的社会阶层间的矛盾和冲突，因为各阶层都是改革的受益者。他们而且认为，只要经济发展能够始终保持一个适当的速度，安定局面将长久地维持下去。
没有理由认定中国人在虚言掩饰，但他们肯定是乐观得过分了。中国目前已经大步地进入了一个剧烈的社会变动期，社会各利益集团间的对抗已经有了逐渐激化的迹象。如果说过去在社会主义经济原则不被触动的情况下进行的分配方式改革可以使所有社会阶层都得到程度不同的现实利益，那么深层次得体执行变革则是在各阶层间进行的一次利益的再分配和调整，某些阶层或群体的获利将是以另一些阶层的利益被损害为基础的。利益调整的依据是全部自然法则，既包括知识、技能、机遇和信息等技术性条件，更主要依据对资本的掌握程度。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邓小平设计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程序是一致的，但远比那个设计的初始估计要严酷得多。因为富裕与贫穷之间的分化要走得更远，持续的时间更长，而且富裕的基本手段带有明显的剥削性质。邓在１９７９年以后没有再强调过“非剥削化”这个原则，大约也是对这种令人厌恶的资本主义方式的默认。社会及其公众能不能冷静地面对这个严酷的分化过程则仍然是一个谜。
目前，中国各地加速改革的势头极为猛烈。西部各省区和东南部沿海省市都在伸手向中央要“新政策”；本来只准许在特定区域实行的“特区政策”现在已经自动地在全国各地开花；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的胆大妄为得官吏为了吸引资金和技术的流入，同时也为了加强自己在国内市场得竞争能力而自作主张地推行了许多未经立案论证的“土政策”。值得注意得时，所有的这些变革和新政策的基本要点都是中央权力的下放。地方政府急切地要求得到包括国有资产的控制权、监督权，国有土地资源的拍卖权甚至是法律条文的解释权。目的是释放一切可能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