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包括国有资产的控制权、监督权，国有土地资源的拍卖权甚至是法律条文的解释权。目的是释放一切可能的能量，以利益吸引为基本手段增强地方的非自然的竞争力。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开始了又一轮变革和开发的热潮。在经济效益和资本收益率未获提高的情况下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１２个百分点以上。各地建立了几百个各种级别各种名目的“特区”，出台了无数野政策，三个“有利于”似乎使一切胡作非为和蛮干都找到了合法化的依据。这种热烈而混乱的局面就像千军万马一样漫卷而来又裹挟而去。问题在于，洪水滚滚而过之后，被它冲刷过的大地上究竟留下了些什么。
社会潜在的危机是极为严重的。经济列车的快速奔驰可以使危机延缓爆发但不会使它消失，相反会使它累积再累积。中国人和西方各国都不希望再一次看到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发生，但是，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毕竟是两件事。
一个改革中得社会是极其脆弱的，旧的体系被冲击得百孔千疮难以继续发挥作用，而新的体系的稳定社会功能尚未完全生成，社会很难在哪怕是轻微撞击中保持安定。中国是一个由１２亿人口的巨大社会系统，新的信息流入并完成它的接受改造过程，实现重组功能往往需要１０年以上的时间。时间的距离造成了系统事实上的分裂和不平等。
所有者一切，都是变革期综合症的显著特征。中国社会的变革期综合症有多种基本病灶，它们相互纠结，互为因果，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构造。
快速的经济体制变革与滞后的社会心理意识之间形成巨大落差，构成社会的各个危机点。
纵向逆差心理制造出改革的反对者。１９８９年，当西方公众从电视屏幕中看到密如蚁群般的北京市民涌上街头拦阻军队的汽车时，他们判断中国政府已经失去了民众，中国流亡作家刘宾雁甚至断言中国现政权最多只能维持两年。这些判断时错误的，因为从电视上他们看到的不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抗而是心理失衡的民众对权威和社会的泄愤，发泄之后则归于平静。
中国公众在产品经济下生活了多年，习惯了那个安全而又超稳定的社会，当这个社会向一种有风险、有竞争、有差别、有屈辱但是有活力的社会结构过渡时，恐惧、犹豫、彷徨等心理将自发地做滞后性调节。在整个变革期，人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观念情绪和社会文化潮流都在急速流动变化，这就不断制造出负差感，产生今不如昔之感慨。这种心理潜流的基本特征是寻机发泄和排遣，而且敌视权威的倾向明显。
中国政府的心理学顾问们似乎一直把这种逆差心理称为逆反心理，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逆反心理产生的原因在于权威的滥用，完全可以通过心理技术措施实现对它的纠正。逆差心理则是社会变化的心理结果，它只能而且必须借助某个缘由发泄出来，只有当社会变化缓解时它才能根本消除。
社会逆差心理不是阶级斗争或政治斗争的反映，但是它的反政府倾向和反权威倾向是绝对的。在整个变革气馁，它都像一只蹲伏的猛虎，始终窥伺着目标，寻找借以发泄的偶发事件或微不足道的缘由。
社会逆差心理的积极作用是对政府的权力行为和政策指导行为起着监视和威慑作用，逼迫它小心谨慎从事，尽可能做到平和与平衡。它的消极影响则是趁乱打劫，使本来已经很困难的局面因为得不到公众的一致支持而变得更加不可收拾。
值得警惕的是，由于惧怕这只猛虎和为了不受干扰地完成贵族指导式变革，有些国家的政府曾企图设计一个局外目标以排遣这种逆差心理产生的社会愤怒，即转移公众的注意方向。目前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掀起的反犹排犹浪潮即属于这种情况。无意义的疯狂和无道理的愤怒是公众情绪互染的基本特征，当一个政府心怀叵测地有意点燃这种情绪并将它导向局外目标时，这个政府已经成了罪犯，因为它将民族引向了灾难。阿道夫·希特勒的政府曾在德国掀起过排犹浪潮，它的结果是法西斯专制独裁政权的建立，德意志民族愚蠢地选择了战争、破坏和仇恨，从而使民族蒙受了难以洗刷的耻辱。
１９８７年冬季北京地区几所高校的学生曾试图开展一次针对政府的学潮。由于不具备挑起声势浩大的骚动的各种条件，这次学潮的规模极其有限，仅以几千名大学生的一次疲惫冷清的夜间游行即告结束了。天亮以后，沮丧的学生们挤进了几十辆大公共汽车，这些车时宽容大度的学校当局派来接他们返校的。
这次学潮虽然并未产生社会的连锁相应，但它有两个倾向非常值得注意。一是游行队伍呼喊出反日口号并高唱带有民族情绪的抗日歌曲。中日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已经使敏感激烈的青年学生产生了民族被辱感，他们呼吁市民要集体抵制日本商品。二是在学潮结束以后北京师范大学当局宣称从学生中抓住了一个挑拨离间的混入者，政府拘捕了这个“坏人”。
外界对后一件事件反应冷淡，认为是中共惯常的冲淡矛盾、嫁祸于个别人的手法。但通过对公开和秘密渠道透露出来的各种消息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发现该“混入者”的确给大学生们带来了许多他们不知道的“消息”和秘闻，并在他们之中传播者一种民族忧虑情绪。因为没有最后的审判结果，我们无法知道该混入者的最后命运，但是这一事件给人的启示是明确的，即中国社会将逐渐产生职业的“挑拨者”，而且社会人群也为这种职业提供了市场，因为社会逆差心理的负值性特点使人群的被辱情绪急于得到发泄和解脱。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未曾卷入过民族间的仇恨。马克思和毛泽东都认为民族矛盾就是阶级矛盾。但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阐释，民族情绪仅仅是社会矛盾的一种发泄方式，并不普遍的具有阶级内容，更不必然具备进步意义。中国目前正被卷入一股开放国门的热潮中，全民族对试图进入这快大陆赚取利润的外国人表现出令人感到拘谨不自在的热情、慷慨和大度。但是，如果中国经济发展受到重大挫折而陷入低增长，人们的期望目标严重受挫，这个民族会不会转而产生强烈的仇外排外情绪呢？
这是个难以轻易下判断的问题，但肯定是中国民族最危险的一个举动。西方一般对这个问题持悲观看法，认为或早或晚，或规模大或规模小，仇外情绪总会有所表现。很可能出现的一个镜头是，一个外国商人的一次普通性嫖妓行为被传媒渲染为暴力强奸，有哭诉有声讨，进而波及其它，进而引发骚乱。政府此时的处境是最艰难的，劝诫或平息骚乱将引起逆反心理，招致“卖国”的骂名；顺应民众情绪则使国际形象受损。
但是，中国经济如果能够较平稳地度过艰难变革期，并且在国际真诚援助下进入良性循环（不出现大高潮大低谷），那么上述情境不过是恶梦而已。中国已经跨上了世界的列车，世界也被捆在了中国的列车上。这时，民族矛盾更多的以经济的矛盾的替代形式出现，是不公正国际经济结构的反映。
中国社会中逆差心理最重的人群是中青年农民。农民的社会地位指标系上出现了多项负值。其中，迅速发财致富的高期望与客观上的不可能之间的巨大落差和城乡差距在改革后并未缩小并且正在逐渐扩大的严酷事实，这两项负值对青年一代农民的心理影响是悲剧性的。据“美国知音”记者的报道，目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着沮丧情绪，特别是在中西部单纯依靠种植业的省区里，农民对前景的悲观失望表现在他们开始痛恨一切官吏。对中共的咒骂和队官员的不信任是公开的。
又一个不幸的事实是，在农业区农民愤世情绪可能借以发泄的媒介无几乎数不胜数。工业产品的价格、乡村发展所必须的捐费、某项政策法规以及乡村行政官员的一切权力行为都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愤怒爆发。 农民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动荡的“高危”群体。
一个单纯农业社会的国家不存在类似问题。亚洲的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农民群体较小，他们发泄愤怒的方式可以是放弃土地逃向城市，而城市则可能以轻贱的态度接纳他们。中国的低经济发展水平使得所有主动的或自发的方案都成为不可能。放弃土地的农民如果达到１０％的规模时，这个国家就会陷入严重的饥馑；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将是城市的灾难，在那里发生的阶层对抗将以犯罪和破坏的形式出现；鼓励农民在乡村的土地上开办工业项目是符合人权法则和公平法则的，但是从长远的经济效果看这是一项后患极多的短视政策。大量低技术、低税收、高污染、高耗能的农村工业品只能以行贿的方法挤入有限的国内市场，很难说这是对国民经济体系的有益行为。农村采矿业的肆无忌惮地发展对国家资源的破坏和浪费是十分惊人的。村办煤矿的回采率普遍低于３０％，而对有色金属矿产的利用率甚至不到１０％。邓小平在１９９２年“南巡”时地方官员曾引导他参观了一个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电冰箱生产厂，告诉他这是农民办的“乡镇企业”。邓在极表惊讶的同时是不是也会产生错觉呢？
一个国家的政府对破坏性的原始工业盲目发展只能听之任之，不是出于官员的无知，实在是出于无奈。真正了解农民，对农民不惧怕不迁就并且能够有效管束的人，大约只有毛泽东一人。邓小平在这方面对中国政权建设的贡献是，他一再对那些认为农民淳朴厚道可欺因而漫不经心的官员们发出告诫：必须认真解决农民的问题，否则农民将向我们挑战！
横向攀比心理制造着社会隔阂，并由此而发生社会分层。攀比心理的基本特征是，在社会成员或群体的意识中存在一条均等线作为衡度自身和对象的社会地位标准，并且仅仅是单向地向上攀比，对超出均等线以上者产生强烈忌恨的同时对自身产生被虐幻觉和怜悯。
局部范围的相互攀比是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的一种现象，它之发生在同一阶层内部或两个阶层的衔接部分，它的基础是对荣誉感和尊敬感的歧变型追求；全社会范围内的攀比并且演化成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心理，这种情况在人类的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它不仅发生在不同阶层之间而且通过心理演变使阶层界线变得清晰可辨。这是中国和前苏联目前发生的情况，因为人类没有先例，很难判定它的最终变化方向是什么。
发生的原因是清楚的，专家们比较一致地认为：当一个社会由人为的平等进入自然的不平等时，事实上的差距与意识、感情、道德上的不适应时产生攀比性社会心理的根本原因，而社会缺乏宿命性宗教的保护以及社会没有颁布明确的反平等纲领则是辅助性原因。真正的幻觉是对绝对平等的追求，而绝对平等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表现为一种反动。所以，这种社会心理的作用结果和性质评价也是两方面的。在主观上它要求社会倒退到过去的平等去，在客观上它从意识上把不平等的事实确定了下来，它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