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不好，可以是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更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还借毛泽东之口公开地对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作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他说：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邓抱怨毛泽东：“他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邓小平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一直是中国党和政府的实质上的最高领袖，当他被公开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时”，事实上已取得了完全等同于当年毛泽东的权威地位。由他来推动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具有取得成功的的最有力的条件，但是事情的结果远非如此。邓的政治制度改革的观点，主要有下列各点：
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又严重缺陷，必须进行改革；
2。 改革的要点为权力分散、 民主化和法制化；（邓身体力行，相继辞去了在党政军中兼任的各种职务，坚决地退居到幕后，他不愿成为另一个毛泽东式的老人）。
3。 改革的对象是“制度” 而且仅限于“制度”。（为此制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比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更早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设想，而且是先于经济体制改革而着手进行政治改革的。但是，中国在这方面远没有苏联迈的步伐更大，所取得的成果没有经济改革成果那样惹人注目。
与前苏联的混乱与动荡相比较，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稳定性都要好得多，为此，中国人夸耀说他们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上选择了正确的次序。邓是围棋和桥牌运动的热衷者和好手，这两种游戏中“次序”正确与否是胜败的关键。邓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这局棋中，现实由此序地逐步扩大经济活动方面的自由化程度，后是由步骤地不大张旗鼓地放宽党对文艺、出版、理论和言论方面的控制，使中国社会呈现出既前进又有序的状态。是事业是如此，普通公众特别是知识分子所处的生活环境比之１０年或２０年前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达到了相当宽松和相当自由的水平。其突出例证是，以思想言论治罪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说尚未根本绝迹，那么也是极其罕见的。
但是，关于政治体制或制度的改革仍有下列各项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1。 按邓小平的本意， 至少是他在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０年期间的见解，中国应该建立起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民主制约、监督和反馈机制，而这种机制的建立和发挥作用才是政治改革的目标和成果。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未在这方面做出明显的努力，或虽经努力而未取得明确成果。党的代表大会制定的《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已被淡忘，最高决策层仍实行以集体会议为补充的领袖制度。
2。 邓小平的决心和原则性是为人们所普遍信任的。初衷的改变或进程的中断，不是决心的动摇而是在实践中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障碍。那么，这些困难和障碍究竟是什么？
3。 邓选定两位较年轻的政治领导人担任党的总书记， 他们都曾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情鼓吹者而都由于在这方面走得过远过急而先后被解职。这两位领导人除了他们各自的不同风格之外，其改革的主张大多应该是取自邓先生的总设计蓝图。他们的先后受挫，究竟是意味着改革进程的调整呢还是纯粹由于个人犯错误所致？
4。 中国的政治改革到目前为止仍属自上而下推行的宫廷式改革或政治家的改革。因此，改革的结果必然具有伸缩性和可控性，扩张和宽松的程度完全视社会运作和经济运作的状况而定。在这一点上，政治改革恰好成了社会进展的一种结果，是合于逻辑的。但它的不巩固性或恩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经济改革战线的英雄好汉层出不穷，而大胆进行政治改革的中下层官吏或知识理论界人士则极少涌现。
5。 因此， 这就构成了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的一个潜在的危险因素。当经济运转发生障碍或状况不良时，政治思想控制则相应加强。对普通社会公众来说，他们会在同时感受到经济的压力和政治上的束缚，情绪排泄的渠道不畅通或严重阻塞，继续过多时就是目标散漫而情绪激烈的社会性骚动。
四、 中国的政治危机及国际干预的切入点
在研究中国的社会运转规律及其与国际干预的关系问题时，政治家或各国的研究学者们都很清楚地看到了这样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
ａ、传统的比较陈旧的决策制度和方式常常或必然导致经济决策的失误。自１９７７年以后的１５年间，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起伏剧烈的曲线发展状态。其峰谷之间的间隔之短、攀升与下滑的陡峭都是世所罕见、令人心惊肉跳的。而在这期间出现的三次经济飞涨（中国人习惯于成其为“跃进”或“大干快上”），都是由于政治领导人的热情号召或积极参与下产生的。三任党的总书记（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各对一次“跃进”负责。但是，每次经济飞涨都很快以经济过热的面目表现出其基础的欠发展核不稳固。这时，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产品质量下降、社会犯罪案件上升都成了准时赴宴的客人，一个不拉地都来了。
每一次经济过热之后便迅速地进入冰冻期或调整期。这时，居民储蓄增加、商品销售不畅、生产发展速度下降、国营企业亏损额积亏损面都增大。调整以１９８９年之１９９１年中央政府实行“双紧方针”（财政、信贷）期间为最坚决最激烈的一次典型作业。
无论经济处于热和冷的任何阶段，其发生的原因及推动或执行者都是中央政府。这也就使决策程序及方式合理化问题显得更加严峻。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发展速度极快的第四个经济高速度发展期的顶峰。而这一次“跃进”是由邓小平先生亲自发动的。１９９２年初，他由亲属陪同去中国南部几个城市视察，在那里他鼓励企业“胆子再大一点儿，步子再快一点儿。”邓的讲话在报纸上发表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投资热潮。此时的邓已是高龄，在党和政府内已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了。
中国现有的一系列政治调控制度并不能够有效地起到对政府经济决策行为的制约作用。１９９３年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一位民主党派（中国大陆独有的党派组织，其立党原则是发誓不作反对党）的领导人在回答外国记者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存在“过热”现象的提问时，竟混淆了“过热”与“热情”这两个汉语词组的明显不同的词义，竭力为政府的经济政策辩护，并理直气壮地反问说：搞经济建设怎么能够没有热情呢？我认为热得还不够！
该领导人的表现已传为笑柄。这除了反映出这一代民主人士的素质不高之外，还间接地透露出中国政治监督制度的无效性与不成熟性。
ｂ、经济起落的节拍指挥着政治改革的步调。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冰冻期或调整期，政治收缩和思想控制都显得格外严厉。８０年代的早、中、晚期，中国共产党分别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喝“警惕和平演变”的口号都形成了持续时间不等的全国规模的运动。和平演变的问题早在６０年代中苏论战时期已提了出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次实践，进入９０年代之后重提这一口号，其产生的震慑力和危惧感是可想而知了。
ｃ、随着经济起落的节拍和政治步调的进退形成了潮涨潮落的青年学生反政府运动。（这个问题将辟专章讨论）。
ｄ、过于频繁的经济与政治的起落，以及商品观念的侵浸，社会道德体系逐渐趋于解体，民风与官员的忠诚都在受到侵袭而呈现出恶变的迹象。一般民众由于对社会风气和生活环境的不满，进而开始动摇了对共产党的信仰与支持。有些西方的专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的基层组织已经大部分名存实亡或不再发生作用。事情恐怕尚未糟糕到这种程度，但是共产党在基层经济单位的作用和影响力正在削弱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事实。（请注意，这是危险而又十分不幸的。新的控制体系不能充分有效地进行控制之前，旧的控制力量已经撤离，由此而形成的空白是一种社会性灾难）。
ｅ、以人权问题为口实和突破口的国际干预在这一全过程中从未收敛过自己的热情与进取心，有时甚至表现的咄咄逼人，急不可耐，而且常有乘人之危之嫌。
ｆ、由上述各种现实危险和条件共同发生作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无法起步， 而且有进一步趋向收缩和保守的可能。 只要再发生一次重大的经济挫折，（有专家估计将发生在１９９４－１９９５期间），中国有可能在政治上进入一段短暂的“冰冻期”。目前，适宜的对现实不习惯的中共基层干部和各年龄段的党员都在呼吁党的领袖们有所动作。
ｇ、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已在受到消费市场、国际市场和金融调控政策的打击，一再有波峰跌入谷底，但是仍然以世界第一的速度获得了飞速发展。中国的经济既有致命的缺陷，有有着极为可贵的健康因素，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专题对此进行讨论，我们只在这里说，中国已具备了经济发展的全部条件，一旦能够顺利地度过国营企业资产权和经营权改造的难关，他将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强大生命力。
在经济自由和自主地发展进程中，以至企业家队伍以及中产阶级阶层将逐步出现并最终形成独立的有实力的政治力量。
ｈ、政治与经济的逆向发展，出现了在政治上牢固控制和经济上最大程度的自由这两者相互支撑与合作的局面。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种古怪结合将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格局，并且也将证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有效的组织管理方式。
问题是以后，合作双方的冲突是必然的。在自由经济不再需要保护并且以这种保护为一种难忍的束缚时，冲突将开始。经济发展速度越快，这一过程越短。
ｉ、中国更独特的国情是土地辽阔，人口众多，且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南北或东西之间间的落差完全不是数量上的差异，而是存在几个质量级别的差距。如果我们在以上叙述的这种合逻辑的变化程序或某一因素发生异变、突变、中断或回潮，如果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发生重大的指导政策方面的失误，如果因此而发生大的社会动荡，政治失控、国土分裂等灾变，其基本原有就在于统一的中央指导方针根本无法适应相差如此悬殊的各地区社会发展状况，这里指的不是经济政策，因为可以通过自由化经济和下放权力解决这一矛盾，这里指的主要是政治与思想方针。挡某些地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