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经济建设和民间工业生产的打击将是很沉重的，政府的加快发展速度、扩大有效需求（保持市场繁荣）、充分就业以维持社会稳定、增加劳动者货币工资等一系列目标肯定会落空。然而以通货膨胀或增大财政赤字、印制纸钞的办法市民有资金发生事实上的贬损，这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下下策。明目张胆地掳掠只会激起更大的反叛。仅仅是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抢购大风潮、物价狂涨大风潮和随后必然引发的政治抗议大风潮就足以使整个社会崩溃。类似的过程在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已运行过一次，政府肯定是不愿意在一次重复这个可怕的过程了。
西方的一些经济专家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可以采取的措施是运用行政手段迫使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适当下降，这样不仅可以使地产投机和债券投机等泡沫经济的有害之火自然熄灭，而且可以减缓物价上扬速度，是社会安定程度加强。更重要的好处是，经济发展速度的减慢等同于社会变革速度的减缓，这样可以赢得一段缓冲时间，使民众的心理意识得以从容地适应和转变。
这个建议肯定是善意的，但中国政府仍难以接受。在主观上他们似乎非常忌讳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着过“热”的情况，因为这等同于承认在指导上发生了错误。从客观上来说中国目前也难以承受低速增长带来的社会压力。速度一旦减缓就会形成连锁性反应，市场、生产、财政收入、企业亏损、债务以及对外资的吸引等问题都将无从解决。仍然是那个基本估计，这个国家已跨上了高速奔驰的列车，它决心忍受一切牺牲和困难在车子上坚持住，当车子到达终点时，人们盼望着那些根本性的矛盾最终会找到解决办法。良性循环将从终点站开始进行。
李鹏总理在１９８９年北京时间之后曾对国民提出了一个要求合作与和解的口号：勒紧裤带。这种富有牺牲精神的全民动员方式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在一列奔驰的快车上坚持住不被甩下来，必须得到地方政府、企业和民众的理解与合作，共同承受牺牲。没有这个条件，那么企盼中的终点站将难以到达。
由此我们想到了共产党的另两件传统武器：思想说服工作和权力。
如果思想说服工作不被滥用为思想恐怖，如果进行这项工作的中共干部能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那么民众中的多数人是可以接受劝导并服从全局利益的。因为在一个长时间内，国家的利益与民众个人的现实利益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结关系。
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共传统的思想教育工作的效力已经受到了很大损害，因为这种教育常常不能自圆其说，随风转向并带有不加掩饰的压迫震慑色彩而在民众中引起了心理上的厌恶感。加之干部中的一些人作风腐败，已经很难以身教人。但是无论如何，思想说服这种社会工作方法是可用而且必须要使用的。在中共历史上这种方法曾产生过巨大的社会效力。６０年代初期的全国性大饥馑和工农业生产结构的大调整，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做思想教育工作说服全社会团结一致渡过难关的。那个年代中国居然没有发生饥民暴乱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企望思想说服工作能够在９０年代继续发挥作用，中共除了要搞好干部的廉洁之外，它还必须改进说服的手段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当他们在面对民众时，他们必须做到诚实。诚实，就是把一切真相都告诉民众。虚假的乐观就是欺骗，哪怕是出于鼓舞士气这种善良的愿望也不允许再一次蒙骗民众。
当一个社会已经发生了事实上的分化时，大多数民众能够保持冷静是因为他们发现政府的权力仍在政府手中。政府在社会分化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即它的立场问题。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普选制度，民众无法通过选举议员来确定自己对政策的选择。即使如此，政府近凭良知也应该明确意识到自己是代表最一般民众的。
无论是否承认社会分化或阶级分化，中国社会的利益分化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企业的生产只有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进行产品生产，它们的生产目的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中规定的“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全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而企业一旦进入商品生产的轨道，有了它自身的单独利益，那么这种利益必然与社会利益发生某些方面的冲突。这种冲突并不是至类似逃税或提高物价等法与非法的黑色较量， 而是良性压迫与对良性压迫的拼死反抗。 李鹏于１９８９年底推行的“双紧方针”，财政与信贷大规模紧缩是对市场的一次良性压迫。在增强竞争力度的情况下，它要求企业必须进行良性调整，即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并采用新技术，并在此基础上降低能耗和产品成本。只有企业在这种良性压迫下完成了自己的技术更新。以产品的新价格和新面目投入紧缩了的市场参加竞争时，企业的利益才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取得了一致。
但是，李鹏遇到了最激烈的抵抗。企业采取的抵抗手段卑劣而又疯狂，１９８９年后中国至少出现了三个全国性的社会问题。企业以行贿手段开展非法竞争引致官员腐败大面积发生；企业强行进入无资金无市场生产引致全国性的债务危机和库存危机；企业为进行非法竞争采用仿制滥造手段引致全国性的假冒伪劣产品泛滥。非法竞争只要能够赢利就具有了导向作用，一批循规蹈矩的企业主管人员因“无能”或无胆量或太有良心而被企业职工弃用。李鹏的两年经济调整期没有引发全国性企业技术意识增强和技术革新热潮的发生，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失败的，因为它无法避免另一次无奈的调整期的到来。
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企业即它们的代理人——地方观念浓厚的地方政府还在不断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尽快结束调整期，刺激市场的复苏。这种压力也反映在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上。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仅仅是以地方普选方式选举出的人民代表并不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这些“国会议员”中的大部分是地方政府官员或企业主管人。少数普通劳动者身份的代表引起文化和政治素质问题很难在关键性政策问题上做出代表“人民”的选择。而这些人之所以被选为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的器重和信任，他们也不可能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声音。
中国的最高决策层的决策运作过程也许是世界上保守得最好的秘密之一。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压力下， 决策圈子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争论是不得而知的。 但是“松动”却是悄悄地发生了。
中央政府运用权力的方向不应是针对民众或银行的出纳台，它必须首先用权力迫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同心同德。权力与法律的作用是不同的，它对地方的制约更简练有效，因为它可以仅凭结果而不必寻找证据就对干部予以处置。当一个地区可以制订地方性法规认定“行贿”是合法行为时，法律尤其显示它的苍白无力。
据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专家们提供的材料，中国政府官员甚至是普通体力劳动者都认真地读过政治经济学教程。北京的一些官员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中的一些人能熟练地背诵马克思的一些著名经济学警句。但是令人十分费解的是在那里竟没有人清醒地意识到资本快速集聚正在加速着中国的社会分化，而社会分化的结果就是阶级对立。可惜，没有人为此而忧虑。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的官员悠然自得地说：秩序加强宏观调控，把牢供求总量平衡这道关口，一切都将顺利进行。
是的，顺利地完成“过程”。
邓小平曾一再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决不引进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对中国来说是至为重要的。根据中国的特殊条件，一旦这个社会分化出不同阶层的话，它们之间很难采取共生形态，阶层之间的斗争很可能以比较野蛮的形式进行。这将是中国和世界的共同灾难。
横向攀比心理也是社会分层的一种必然性意识反映。这种社会心理由一般性社会情绪向危险的爆发点发展。这个过程的阶段性特征恰好是社会分层状况的衡度计。
在初始阶段，表现为一种向上的情绪，社会出现了明显的“上层社会”的圈子，年轻人和老年人都以能进入这个圈子为荣，富翁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成为社会的时尚，被先是城市后是乡村的人们争先效仿。高消费品成为荣誉和地位的象征，超出购买能力的追求高档消费品成为一般家庭的苦恼。
社会分化的这一阶段的明显标志是：专为社会上层人士设置的消费场所的建立。例如，私立学校，高收费诊所和舒适病房，贵族体育俱乐部及高价精品商场等等。这些场所的设置不仅仅是为了提供高价然而是舒适优良的服务，它们的出现的客观作用是为上层人士提供了彼此熟识交往的社交场所，使这些人数虽少但却富有能量的人物得以组合成“团体”。
发展阶段，表现为一种沮丧或绝望情绪。黑社会犯罪组织、嬉皮士青年和落魄文化人团体大量出现。对服装的追求是两极化趣向，奇装异服、肮脏衣装和华贵西装都拥有大量的喜好者。酗酒现象将相当普遍，开始出现城市型流浪汉和无家可归者。在这一阶段社会下层人物已经不再关心政治，但是针对社会的报复和发泄性的犯罪行为开始发生，特别是类似对公共建筑物的爆炸、纵火和投毒等恶性案件将时有发生。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往往能得到公众舆论的姑息和同情，舆论和道德发生分裂。
可以确证社会分化已进入这一阶段的明确标志是：因为经济困窘而发生的离婚案件和由一切原因构成的自杀案件数量急剧上升，非遗传性精神病发病率增长明显。
完成阶段，社会表现出沉默和消沉情绪。这一阶段的明确标志是：皈依宗教的人数激增，秘密政治团体、激进的文化人团体、城市武装小组相继出现。非法的或合法的反对党成立并有不断壮大的趋势。
在上述关于个阶段特征的分析中，没有列入军队在社会分层过程中的特殊表现，这是因为不同国家的军队有着各自完全不同的基础，难以做统一的特征归类。而在事实上军队在这一过程中的变化是十分鲜明的，几乎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衡度计测试社会的变化。随着不同阶段的临近，军队在政权中的地位、对文官政府的权力制约状况、纪律、职业化和官兵关系等方面都有着方向特定的变化。社会分层，军队自身也会出现裂痕，但是部分军队发生武装反叛的情况只有在国内战争已经爆发时才会出现。
中国目前已进入社会分层的初始阶段，这个判断应该是无可争议的。令人吃惊的是它在进入这个巨大历史变化的前沿阶段时表现出来的积极、兴奋和迫不及待，几乎所有的典型特征和非典型特征在短短的几年内全部显现出来。社会平静地接受了变化。对于这种情况所能做出的合理解释是社会对于进步的本能性迎合和渴望，因为一个贫穷的又及庞大的社会在长达４０年的时间里竟人为地保持了统一而没有发生社